章敬平：台湾“刑法100条”“谋反”罪怎被废除

国民党历史上，有一拨世家子弟，时常有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譬如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长孙陈师孟，就在1991年干了件祖上或许会觉得欺师灭祖的事，为了参与“推动废除刑法一百条”，时年43岁的陈师孟，退出他的祖父宁死不负的国民党。

在这里，我不打算讲述陈师孟退党的故事，我想说的是引发陈师孟退党的导火索――“推动废除刑法一百条”。“刑法一百条”，完整地说，叫做“《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原文是：“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土地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体、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前项之预备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一百条”，初见于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虽然辛亥革命爆发20多年了，这个法条的思想水准，还停留在源远流长的封建时代。读读这个法条的原文，你就能够明白，这实际上是晚清刑律中“内乱罪”的翻版，只不过文字上润色了一番。“内乱罪”是什么，其实就是封建时代十恶不赦的“谋反”。历史戏剧中，谋反者被灭九族，男女老少跪在囚车里，押往刑场问斩的场景，让现代人看起来，都觉得毛骨悚然。

据说，国民党退台之后，“刑法一百条”也是令老百姓毛骨悚然的法律，跟“谋反”差不多，一提就怕。

学习刑法的人，倒没有那么情绪化，他们的批评主要来自于“刑法一百条”中的“意图”，用他们的行话说，就是缺乏构成犯罪的客观要件，尤其“意图”这两个字，惩罚的不是客观行为，而是主观思想。按照这个规定，凡是反对国民党的言论，凡是主张“亲共”的言论，都可以依据“刑法一百条”处以刑罚。如此一来，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法学家们将“刑法一百条”形象地说成“言论内乱罪”。

国民党事实上也是这样治罪的。1950年代之后，“刑法一百条”不仅让台湾岛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中，还成了戒严时期惩治“言论政治犯”的杀手锏，像那些主张“亲共”的人，对“反攻大陆”有微词的人，动辄受到逮捕，国民党外民主派人士形容这条恶法之恶，用了十个字：“枪毙数千人，坐牢数万年。”

就在陈师孟退党这一年，他的一个朋友，台湾大学医学院的一个教授，去一个看守所探望两个台湾大学的毕业生，他们都是因为“刑法一百条”获罪的。据说，这个身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教授，由此萌生了“推动废除刑法一百条”运动的念头，回家之后，邀集三五好友，成立了一个“100行动联盟”的组织。

这一年，台湾岛内，国民党在民主宪政的裹挟下，告别了军事管制的戒严时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被当局废止，民间社会中要自由的声音越发激昂，一场要求“废除刑法一百条”的大游行，也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席卷了台湾岛。“废除刑法一百条”所需要的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均已齐备。

台湾岛外，“废除刑法一百条”的外部条件也早已具备。在1991年，“言论政治犯”已经成了自由世界耻辱的标记。尽管各国对什么是“政治犯”还没有达成共识，但各国立法无不紧随国际条约，确认了“政治犯不引渡”原则。这表明，世界对待政治犯的态度，已由中国古代的“十恶不赦”，变成了普遍的“宽容理解”。宽容理解政治犯，是因为大家相信，政治犯的行为是从利他主义出发的，他们只是希望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内寻求社会变革，这是政治犯本人的权利，也是公民推翻暴政、追求民主、争取人权的需要。

就在岛内外大小气候都已形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陈师孟这帮人，跑出来大喊了一嗓子。

1991年10月8日，陈师孟的那个教授朋友，领着“100行动联盟”那帮人，在“国庆节”之前发动了抗议活动。他们领着老师和学生，跑到台湾大学医学院的大楼前静坐，他们不吵也不闹，就是要求当局“废除刑法一百条”。

他们宣称，他们的行动模式，是“爱与非暴力”，弄得警察很难暴力以对，台湾大学也公开表态，说静坐是“校内事务”，反对警察插手，弄得国民党当局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只能紧张兮兮地死死盯着。

对峙之下，谈判正在私底下紧锣密鼓地进行。“100行动联盟”这边，是陈师孟等人，国民党那边，是今天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等人。

几经磋商，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跟陈师孟他们说，原则上接受“100行动联盟”的意见，双方还签了一份协议，认可使用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政治主张的行为。有意思的是，法学博士出身的“法务部长”马英九不同意，极力反对取消对“意图”者的惩罚，但他不是首席谈判代表，说话不算。多年之后，马英九当年虎着脸不痛快的样子，经常成为陈师孟攻击他反民主的把柄。

岂料，国民党谈判代表签下的协议，没能取得国民党高层的一致同意。上将出身的“行政院长”大为光火，保守势力纷纷说“不”。双方谈判就此破裂。10月10日是“国庆节”，“总统”要“阅兵”，“100行动联盟”决定以“反阅兵”的方式，予以回击。

这还了得？国民党当局实在忍不住了。10月10日凌晨，军警长驱直入，冲入校园，强行驱散静坐示威人群。当时的台湾大学校长，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显要人物，冲到立法院，公开表示遗憾，声称其“愿意站在最前线与师生一起捍卫校园”。

“行政院长”很生气，发表讲话，公开指责台湾大学校长不负责任。这个校长，脾气很大，哪能受得了这股恶气，当即发表声明，要求当局调查真相，公开向台湾大学道歉。同时，向当局提出辞职，以示抗议，逼得“行政院长”去他家里道歉，一个劲地挽留。

日后兼职于台湾大学的陈师孟，比这个校长更大胆，做得更绝，这个时任三民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的名门之后，为了抗议军警驱散静坐人群，公开退党，跟国民党说拜拜。

没有蒋介石父子的国民党虽然比过去开明多了，面对陈师孟退党，要想保持淡定，委实不易。一个有着25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退党，对国民党来说，不但是件尴尬的事，还是家道败落的坏兆头，须知，这个要求退党的人，不是一般党员，而是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陈布雷的长孙，一个根正苗红的党员。

陈师孟退党引发的震荡，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刑法一百条”的愤慨。半年后，随着保守的“行政院长”的下台，不得人心的“言论内乱罪”，被折中修改了，加上了“以强暴或者胁迫”的字眼，意思是说，光有“破坏国体、窃据国土”的“意图”还不能治罪，还得有强暴或者胁迫的行动，才能治罪。通俗地说，以和平方式推动政治变革，是无罪的。

从此，“言论政治犯”从台湾岛消失了，那些过去因为主张“亲共”受到处罚不得不流落异国他乡的人，终于可以大摇大摆地回到台湾，散布他们的“亲共”言论了。

(参考资料：“国际法中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王庆海/文，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陈师孟与刑法100条”，邵立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