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

[内容提要]琉球问题不仅在于美军对琉球的占领、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独立这样的问题，而且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种历史关系的转化。这个转化是普遍的，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框架给定的法则。琉球问题提供了思考近代民族主义历史、帝国主义知识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在冷战构造里面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在后冷战的时代，为什么亚洲地区的冷战并未彻底终结？从琉球的角度追问也提供了理解冷战和后冷战格局的独特视角。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Ryukyu lies not only in the U. S. occupation of Ryukyu， or in such questions as whether Ryukyu is a part of Japan or it is independent， but also in our interpretation of such a change in its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Such kind of change is actually universal and is a rule prescribed in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nationalism. The problem of Ryukyu has provided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modern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What does it mean in the context of cold war? Why does cold war still persist to some extent in the Asian region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Probing into the problem of Ryukyu may provide us some insights into cold war and the post-cold war situation.

一、从北海道到琉球

2005年秋至2006年春，我在东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有六个月的时间。2005年10月，在尾崎文昭先生的安排之下，我们一起去了北海道。2006年春天，我和村田雄二郎教授商量，先后访问了广岛、琉球等地。从最北端到最南端，我终于对日本有了一个整体的印象。怎么理解日本，过去是书本上的想象，虽然我多次访问日本，但基本上在东京――京都沿线。有一次，沟口雄三教授带我去新泻县的佐渡岛，穿过了川端康成《雪国》开头描写的那个“长长的隧道”。沟口先生对我说，如果只是在太平洋方向理解日本，就只能知道“表日本”；到日本海，才能理解“里日本”。后来他还曾带我去日光访问，也是要让我对日本的表与里有个理解。但现在我觉得，要是不到北海道和琉球这两个明治时代才被纳入日本版图的地方，对于理解现代日本而言，也是很大的缺憾。

先说说北海道。过去读日本的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了解到日本的所谓现代化和“尊皇攘夷”的思想及其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尊皇攘夷”到19世纪后期越来越像是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渗透，但其早期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在北海道旅行，站在鄂霍次克海峡的边缘，最为强烈的实地的观察和感受，就是它在中、日、俄之间。北海道的许多现代建筑，银行、渔港、渔业仓库和比较重要的交通设施都是在1906年开始建设的。很显然，这是因为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对自己有了信心。在这之前，北海道已经被殖民化，但没有大规模开发，到这个时期经过日本的现代化一波，经过了甲午战争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有了跻身于列强的资本，也可以说日本的帝国主义性格在那个时期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膨胀。这是日本现代化努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尾崎文昭先生后来推荐我读一本叫做《日俄战争的世纪》的著作，作者是山室信一，他将20世纪的日本历史与这场战争及其后续性发展关联起来，我觉得很有洞见。

回到东京，我和沟口（雄三）先生谈过一次，还和东京大学做明治史的三谷博教授交流过。他们两位都认为这个观察有道理。日本学术界谈到近代化的问题，多半会谈到美国与日本开港的关系，太平洋战争，以及面向太平洋的问题，但俄国问题也是牵动这个地区的最深的核心之一，不仅学术著作，甚至一般大众读物，叙述幕末到明治时期来自俄国的压力以及与俄国的决战（日俄战争），也是不可或缺的主题。比如司马辽太郎写日俄战争的多卷长篇的《坂上的云》，就流溢着一种回味光荣记忆的感觉。正是这种光荣记忆为日本加速向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转变找到了正当性。当然，这里谈到的俄国的历史，不是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历史，后者就像在今天的中国一样已经被推到后台去了，甚至连日共的叙述，都刻意和苏共（也包括中共）撇清关系。

我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1905年的战争和中国太密切相关了。没有1905年的战争，不会有第一次俄国革命，没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俄国革命，革命的观念是否会在中国普及，辛亥革命会不会按照这个速度和方式爆发，都是可以重新思考的问题。辛亥革命爆发后仅六年，十月革命爆发了。十月革命对于国共两党影响都很大，2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没有十月革命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围绕着俄国、日本、中国和西方世界，这个区域是20世纪的开端之一。北海道也许是理解这个区域现代动力的很核心的一个环节。由这个环节呈现的地缘政治关系被当代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描述推到后台，但从未也不可能真正消失。过去30年当中，苏联垮台了，即便在中国这个深受苏联影响的国家，历史研究的中心也完全转向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但重新构筑理解20世纪的思想视野十分重要，而从北海道的角度观察，这个历史线索变得十分清晰。

后来是去琉球，去琉球之前，我们先去了岛根县立大学，然后去了津和野。津和野是当年成吉思汗蒙古军队要进攻的地区，远远的山上还可以看到当年构筑的军事工事。这个地方是明六社{1}的重要人物西周的老家，也是著名作家森鸥外{2}的故乡。他们是亲戚，都住在一个小镇里，那里已经很靠近广岛了。那个小镇出了很多人，除了西周和森鸥外，东京大学的地质、医学等几个标志日本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的领军人物，都是出自这个村镇。

我们从那儿到了广岛。我现在的脑子里对琉球的印象是跟广岛联系在一起的。广岛，首先是原子弹爆炸的地方，当然要去看原子弹纪念馆。广岛是核时代的第一个受害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纪念馆中陈列的场面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我由此也理解了日本战后和平运动的深刻基础。我后来也多少了解到，围绕广岛和平纪念馆的争议，包括它的纪念碑上的碑文的叙述，一种所谓模糊性（ambiguity）的叙述，引发了人们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再思索。基本上，广岛的叙述一方面是和平，一方面是受害，这两个是最清晰的形象。当然，广岛是1894 ~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大本营，太平洋战争中，这个城市也是军事和军事工业基地。在广岛不远的岛上，不但有日本四大神社之一――严岛神社，也陈列着甲午战争时期中国军舰的锚，提示着日本帝国的军事胜利。老实说，我路过那里时心里很受触动。在近代日本历史里，广岛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城市，由于核爆炸的创伤太巨大，所以那个背景（甲午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淡化了。这也是为什么确实有很多中国人到广岛以后心情很复杂，这跟日本人的感受有差别。在这点上，就广岛跟战争的特殊关系而言，这个城市本身有着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双重身份。但是，如果我不去琉球的话，我不太能够感觉到这个复杂性，因为广岛的纪念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就是说，广岛的纪念就是一个核爆炸的受害纪念，就是对和平的诉求，历史的复杂性似乎有些被简化了。

二、琉球的战争记忆

琉球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抵达琉球后扑面而来的是覆盖在岛屿中心位置的嘉首纳美军基地。琉球的天空蔚蓝，海洋辽阔，但军机在天空盘旋，缺少的是宁静。军事设施是琉球的最大景观，而这个岛屿的灵魂却是对战争的悲悼和记忆。去参观琉球的和平纪念馆的时候，我比较了一下它的解说词，比较早的解说词和现在的解说词是有变化的。应该说，更早的版本的解说词更彻底一些，尤其是它揭露日本当年帝国主义历史在琉球造成的问题的部分，我觉得很全面。现在的解说词内容跟原来有一点差别。这是年代的变化和历史记忆的变化造成的。我相信也是琉球地位的变化――回归日本之后发生的变化――造成的。总之，它的叙述发生了变化。但总的说来，琉球的战争记忆比广岛更为复杂，似乎也更为深刻。琉球的和平纪念馆的墓碑和日本其他地方的墓碑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把当年很多不同国家的士兵的纪念碑和日本士兵的纪念碑，还有平民的（不仅是美军进攻时死亡的平民，也包括那些被日军当作炮灰和以间谍罪处死及被骗、被逼死亡的平民）的纪念碑都放在一起，这是日本本土没有的，比如说广岛就没有这样的现象，原因是琉球是日本土地上唯一的真正的地面战的战场。这个墓碑的安置一下子就把战争的多重性表现出来了。敌对的死亡者和无辜的牺牲者如今安卧在一起，昭示着这场战争的残酷。在这个意义上，全面地呈现战争的图景、追问战争的责任比单纯地展示创伤要有力得多。这里顺便说一下地面战的形式所造成的战争记忆的差别。2006年我在接受《朝日新闻》有关中日间围绕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争议的采访时，特别提到了地面战与其他战争形式之间的差别。地面战将残暴和恐怖拉长，它留给琉球人的记忆就要比其他日本地区深刻得多。而在中国，地面战不是持续了3个月，而是持续了14年之久。

第二个不同之处就是琉球人的记忆，也就是有关琉球平民死亡和许多琉球人在战争的最后一刻自杀这个记忆。除了和平纪念馆外，我曾访问一个纪念集体自杀的女生群体的姬百合纪念馆。在琉球人的记忆中，姬百合的死是战争残酷性的最典型的代表――这些女生不是死于美军的炮火，而是死于日本统治者的欺骗和恐吓。据说有位教师劝阻学生自杀，他后来成为琉球政治运动的风云人物。这种事件的记述在琉球的纪念馆里面很多，我相信这个历史本身迫使琉球、琉球人追问在这场战争中、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刻琉球人的位置。也就是说纪念这场战争，纪念这场战争的受害者，重新回顾（灾难），琉球人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的一份子，还是作为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制拖入战争的被殖民者参加到这场战争中来的？在回顾战争的时候，琉球人是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呢，还是从另外一种身份来叙述？琉球社会运动的这一追问本身有其深远的历史依据，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谈。

三、战争 / 冷战与琉球身份的政治性

我们今天一旦谈到身份，就会谈到民族，谈到认同这些问题，因此它往往跟民族主义的问题关联在一起。从某个角度看，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琉球人对身份的追问是跟对战争责任的追问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身份的追问首先是一个政治性的追问，而不是一般地回到族裔身份政治的追问。我重视琉球问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琉球对于身份的追问力图穿越战争与冷战的意识形态，寻找一种重新理解历史的政治视野。将琉球身份作为一个政治性的视野去理解战争和灾难，这和一般性的退回到民族身份政治是非常不一样的。重要的是：究竟退回到怎样的过去？区分你我，通过排斥性来建立自我，这是民族主义政治的特征，但这个区分对于解释战争和冷战、对于解释当代琉球的命运，尤其是对于解释琉球的历史，不但不够，常常也掩盖了历史的图景。跟一般的民族主义政治往往呈现出的去政治化的特点做个比较的话，琉球对身份的追问是要让战争记忆重新政治化。身份问题是重要的，但其重要性是和战争记忆的政治化密切相关的。

这一点很关键。如果对于战争的记忆简单地定格在和平和受害之间，而不是深入战争发生的全部过程之中，没有真正的历史分析，就会将悲剧放置在一种去政治化和去历史化的框架下。但如果有琉球式的追问的话，就会把这个战争的悲剧重新历史化，也就是重新政治化。在这个政治分析中，不放过具体的历史关系和历史责任，并沿着这个线索解释战争悲剧的成因。这样的分析就不是站在抽象的和平主义立场上，而是站在历史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