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飚：丹麦后发展道路解析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丹麦一战前的经济发展道路。建立在现有的以国家或社会为主的解释上，本文指出理解丹麦后发展不同道路的关键是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国家对这个环境的反应。早期的国际军事竞争创造了丹麦政权整合国内政治势力的紧迫感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意愿，直接导致国家采取抑制贵族势力和发展独立农民的措施，从而为19世纪农业发展和产品升级奠定了基础。但是，丹麦在欧洲军事竞争中的失利使其逐渐放弃争霸，转而依附强权。这一变化使其政权在19世纪下半期失去了介入经济的紧迫感和动力，因此丹麦19世纪的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渐进的市场导向的发展。

【关键词】后发展、军事竞争、独立农民、产品升级、丹麦

后发展与丹麦

后发展（late development）的概念是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葛先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通过研究19世纪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发展案例提出的。他认为后发展国家虽然缺乏资本但也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即后发优势――因为有了先发展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后发展国家可以走捷径，不需要按部就班地沿着先发展国家的道路前进[1]。建立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后发展有以下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随着开始发展的时间向后推移，以强组织力的机构指导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强。后发展国家既缺乏资本又期望经济迅速腾飞以免受制于人，所以往往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本投入到已经被先发展国家的发展证明成功的产业当中。资本的集中和投入都需要有较强组织能力的机构来完成，而且越后发展，时间越紧迫、挑战越多、竞争越大，就越需要有更强组织力的机构来介入。葛先克隆指出，在法国、德国发展时期，银行作为强组织力的机构起到了调节和指导经济发展的作用，德国的银行尤其在集中和投入资本上发挥着中心作用。而到了发展起步更晚的俄国，资本更加稀缺、时间更加紧迫，银行已经不能完成集中和投入的重任，国家则直接出面，通过控制资本对经济发展进行调节和指导。

第二，随着开始发展的时间向后推移，企业的组织形式也由分散到集中、由小到大。一方面，这很合乎上文所述的集中资本的逻辑。既然后发展国家有经济腾飞的捷径，那么下一步该做的就是集中资本进行生产，规模大的企业在这方面更有利于具有强组织力的机构进行指导和投资。另一方面，产品周期也在这里起重要作用。在各个经济周期变化中有不同的主导产业，英国崛起于纺织业，之后的主导产业是铁路和钢铁产业。后发展国家为了赶超英国，一般都直接进入钢铁的发展，另外，钢铁产业也是军事工业的基础，同在国家系统中竞争的后发展国家也就更有动力发展钢铁产业，而这个产业的发展一般都需要规模大的企业。

因为有强组织的介入，因为有资本的集中投入，后发展往往伴随着迸发式的工业化进程。当然，葛先克隆也承认，以上这些特点并不能解释整个欧洲大陆的发展道路。德国、俄罗斯之外还存在着另一条后发展道路。丹麦就是走这另一条道路的典型国家。他这样写道：“这个国家虽然在19世纪进入下半期时仍然非常落后，但观察不到相应的迸发式工业化和对重工业的特别重视。其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缺少自然资源，二是因与英国市场接近而获得了农业发展的机会。”[2]丹麦并不是没有工业化，而有着在农业发展带动下的工业化，具体来说是农业商品化带动农业对欧洲（特别是对英国）的出口，农业的发展带来对工业品的需求，进而推动工业发展。因此有学者指出，丹麦的工业发展的“迸发”期不是哪几年或十几年，而是从1872年至1913年的40年[3]。丹麦的农业商品化则先有1835年至1880年的粮食出口高峰，然后有肉、奶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优势。丹麦的工业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农业商品化的环境里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从农业商品化到工业发展的渐进过程。

如果说德国、俄罗斯的后发展是以强组织带动的，丹麦在19世纪的后发展则更像市场主导的。但是丹麦的例子无论在历史上的欧洲还是在现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不多见。且不说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从来都认为国际市场上的中心――边缘关系只会带来不发展或畸形发展，就是二战后的发展实践也能看出，很少有发展中国家由依靠国际市场到农业发展再到工业化这样的“自然”发展而获得成功的。回到历史上的欧洲，17世纪丹麦和波兰都是为当时国际市场的中心――荷兰提供粮食等初级产品的边缘经济体。但它们逐渐在后面的两个世纪里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波兰，国家帮助作为大地主或大庄园主的贵族，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将他们束缚在贵族的土地或庄园上，为其粮食出口劳作。结果是农民自己的土地荒芜，而且不为自己劳动的农民在贵族的土地上缺少积极性，最后引发经济停顿和人口流失。反观丹麦，国王采取的是联合商人、保护农民、抑制贵族权利的措施，鼓励农民直接出口，使丹麦经济能够平稳发展，并成功转型。[4]

上述比较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贵族势力的问题。贵族势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阻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通过租赁土地，贵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其既缺乏为自己劳作的积极性，又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赖以发展的自由劳力。其次，很多贵族也依靠初级产品如粮食的出口获利，但参与国际市场并不等于自然发展成资本主义经济。很多贵族为了降低成本，利用国家机器推动农奴制。在这里，关键问题是政治力量与产品升级的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工业化，不能只停留在初级产品出口上，必须做到不断产品升级，即生产越来越高附加值的产品，形成从农产品到工业产品的过渡。但是，产品升级不仅意味着改变产品，经常也带来生产方式、方法的转变，涉及的风险也很大。产品升级因此经常不是贵族的选择，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运用政治力量或者促使国家机器支持、保护自己的原有产品生产，如设立或抬高关税，使同类产品无法进入本国市场；或者通过国家的法令和暴力降低自己原有产品的生产成本，如推动实施农奴制。所以有学者认为，出口导向的战略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发展和转型，而欧洲国家的主要发展经验是国家直接通过进口替代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完成产品升级[5]。

涉及丹麦的发展经验，蒂洛森（Tillotson）指出国家一直在丹麦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些作用既包括早期抑制贵族势力、支持农民获得自己的土地，使其成为独立农民，并支持他们独立出口，也包括19世纪通过各种政策帮助农业进行产品升级[6]。但是，另一位学者鲍格森（Bogason）则认为，丹麦19世纪农业发展是由社会主导的，是独立农民的聪明才智和组织力量所至，政府并没有起关键作用[7]。蒂洛森和鲍格森这两篇文章在比较政治学界的权威期刊发表，是迄今为止这个领域仅有的以国家――社会关系为主题探讨丹麦发展道路的研究。

本文认为，蒂洛森和鲍格森的论点各有不足之处。后者过于强调19世纪丹麦倾向于市场化的发展，而不够重视国家在19世纪前的经济干预已经为后来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前者则过于强调国家的作用，没有认真研究国家起作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因此忽视了国家的经济角色的变化。本文的论点是，理解丹麦后发展不同道路的关键是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国家对这个环境的反应。具体说就是，早期的军事竞争创造了丹麦政权整合国内政治势力的紧迫感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意愿，这直接导致国家抑制贵族势力和发展独立农民的措施，从而为19世纪农业发展和产品升级奠定了基础。但是，丹麦在欧洲军事竞争中的失利使其逐渐放弃争霸，转而依附强权。这一变化使其政权在19世纪下半期失去了介入经济的紧迫感和动力，因此丹麦19世纪的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渐进的市场导向的发展。下面通过分析丹麦的国际、国内政经环境和斗争详细阐明以上观点。

国际环境、国内力量与丹麦的后发展道路

丹麦经济发展所处的背景是欧洲一千多年的政治割据环境。从五世纪古罗马衰落到二十世纪二战结束，欧洲形成了一个国家间的军事竞争系统，一直处在不断的战争当中，其中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源于欧洲，甚至二战结束后，苏、美两强的对峙也是以欧洲为主要竞争点；另一方面，持续的军事竞争也是异常残酷。在竞争中，公元990年存在的几千个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到1500年中世纪结束时只剩下了500个，到1780年还剩100个，到2000年仅剩27个左右[8]。军事竞争的残酷性也反映在各个国家的财政上，如在英国，从1000年到1760年的七个世纪里，有大约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国家财富都用于军事用途[9]。

丹麦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形成于公元8世纪至11世纪[10]，是欧洲军事竞争系统的积极参与者――11世纪20年代曾征服英格兰，14末世纪至19世纪初挪威沦为丹麦的附属国，瑞典和德国北部地区也都曾臣服于丹麦。有学者写道：“丹麦是17世纪欧洲最强的军事化国家，它的军事承诺从欧洲最北角一直延伸至汉堡。”[11]18世纪初，丹麦的三分之二国家预算用于军费，居整个欧洲之冠[12]。自1523年瑞典脱离丹麦独立后，两国的军事斗争成为16、17世纪北欧国际关系的主线。1563年至1570年两国交战，战争被称作“北欧七年战争”（the Nordic Seven Years War）。1625年至1629年丹麦对德国北部地区用兵，其目的在于打破瑞典对其的包围；1657年两国再次交锋，直至1660年瑞典兵临哥本哈根城下，17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丹麦和瑞典的战争就几乎没有停止过。1675年瑞典的盟友法国与丹麦的盟友荷兰开战，丹麦借机又对瑞典用兵。两国的军事斗争一直到1814年丹麦被迫将挪威割让于瑞典才算正式结束。

像欧洲很多国家一样，持续的战争对国内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不断整合。丹麦是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维持战争的基础是农业以及农产品出口。最早的农业资源是由国王（the king）、贵族（nobles）和独立农民（independent farmers）掌握的。但由于自身安全难以保障，大部分独立农民到14世纪中叶已经依附于当地贵族，于是以租赁为主的农业生产形式初步形成。贵族成为掌握农业资源的主要政治力量。不仅如此，参与战争的军人大部分由农民组成，而农民也掌握在贵族手中。于是，以丹麦国王为代表的国家与贵族势力就形成了一个下面描述的矛盾关系。

一方面，国王需要支持贵族，因为后者是其持续用兵的后盾。丹麦是欧洲军事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因此也是税务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为了和贵族维持良好的关系，贵族经常获得免税的特权。国家还鼓励贵族参与出口，给与贵族养牛的垄断权利。从1536年到17世纪初，牛的出口量从3万头升至8万头，与此同时，贵族占有的土地从国家土地总量的25%增加到40%以上[13]。国王不仅通过交换和收回租赁土地的办法来增加自己的占地，也允许贵族这样做。于是，16、17世纪涌现出一大批大庄园主，而农民则时刻担心土地的续租问题[14]。虽然国王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支持贵族，但也同样为了自己的利益从另一方面时时防范贵族、抑制贵族势力。因为后者掌握着国家大部分人力和物力，这对国王的权力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国际军事竞争越激烈，这个威胁就越大。从丹麦历史上看，国王作为中心化力量和各地贵族作为非中心化力量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1080年和1286年丹麦两位国王的被杀都与这场斗争有关。15世纪40年代斗争也曾产生暴力结果。这时的国王已经不只是在贵族之中选择盟友，而是把选择范围扩展到小贵族和农民。到了16世纪上半期，国王通过整顿政府进一步加强统治，将以前半独立的行政人员变成御用国家机器。16世纪下半期国家开始对贵族收税。也在这个阶段，国家积极发展与商人的关系――在鼓励贵族参与出口的同时给与商人经营出口的垄断权利。

17世纪上半期连续的战争增加了国家集权的迫切性。1660年丹麦宣布成为专制国家（absolute state），至少在名义上，国王掌握了绝对权力。丹麦专制国家的形成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第一、信息流通取了的重大发展。阻碍国王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流通问题，如果国王的法令只能靠话语来传递的话，其对各地方的影响一定会大打折扣，各地的贵族则更容易动员资源。自15、16世纪以来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在丹麦，国家法律是最早和最频繁的印刷品[15]。第二、军事技术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国家的中心化。17世纪的上半期火器在战争中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