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炜：东亚共同体

一 中国：传统东亚政治的中心

从自然环境和地缘特点来看，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地处温带，降雨充沛，是一个适合农耕的巨大的陆地板块。黄河中下游的北边是与其浑然一体、为其自然延伸的华北平原；往南有淮河和长江流域与之接壤；往西有富饶的渭水流域、汉中平原和河西走廊；西南方向有同样富庶的汉水流域和四川盆地；远南方向则有珠江和闽江流域；东北地区更有肥沃的三江平原。黄河中下游的地形、地貌相对平坦，没有险峻的山脉和陡峭的谷地，也没有干旱的沙漠、湍急的河流以及大海将不同地区阻断和分隔，因而十分有利于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当然，黄河中下游的自然条件不如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优越，甚至不如印度流域优越。这里冬季寒冷、夏季酷热，虽然有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足够的降雨量，却过于集中在夏季和初秋，其结果是冬春两季干旱，夏季暴雨成灾，故而这里人们付出的，比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人们多得多。[1]尽管有严峻的挑战，黄河中下游的自然条件仍然适宜大规模农耕，其周边地缘环境之优越，就不是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所能比的了。正是这样自然－地缘条件使一个大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共同体得以诞生并很快成长，也正是这样的自然－地缘环境使诞生其中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很快便具备了巨大的文明规模。

由于很早便具备了巨大的文明规模，中华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修筑了不同的长城、开凿了包括大运河在内的多条运河（运河使南方的粮食和其他资源能运输到北方和其他地方，北方的物质也能输送到南方，长江和黄河流域藉此得以进行大规模的物质交流，形成经济上的互补关系，这不仅对于维系中华世界的经济规模有重要意义，也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意义），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大型水利工程。从城镇发展情况来看，中华世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处于世界前列。如果说不是在所有时期，至少及至宋代，中华世界的城市比同时期欧洲的城市要大得多，城市化程度也高于欧洲。也是在宋代，中华世界的国内国际商路比欧洲更密，分布也更广。同样在宋代，中国领先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采用纸币，这既是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标志，也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长期维持的较高农业产品剩余率和劳动生产率使中国政治形态、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发达成为可能，故前现代中国文明区域内“政治之统一、政权形态之发达、作为脑体分工产生的士大夫阶层之发展以及其在科学文化和政权建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之大，都是西欧和其他封建国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2]此外，火药、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总体走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更是众所周知的了。

因了很早就已形成较高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中华共同体比世界其他地区更早消灭了世袭贵族制，在隋唐时期便开出了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科举制。尽管这种制度不乏弊端（在每个朝代末期更是如此），但历史上毕竟发挥了选贤与能、唯才是举的社会－政治功能，使社会中下层人士能进入社会高层，出现了一种俗称“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的独特社会景观，这样的社会流动性应比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森严壁垒的阶级制度优越得多。{链接1}毫不奇怪，科举制成为启蒙时期欧洲人开创现代文官制度时的借鉴对象。以科举制度为基础，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历史上的中国开出了一套有效的文官制度，发展了一种老到的政治文化，其行政制度的“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以前任何别的行政制度”。[3]

在已然形成的巨大文明规模的基础上，中华世界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开始了一个整合游牧民族的巨大而艰巨的过程。北部和西部游牧民族历来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处于对峙或博弈状态。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游牧民族建立了许多局部政权，其中一些规模很大，如北魏和北齐。后来又有与宋朝对峙的辽、西夏、金等较大的局部政权，蒙古人更是建立了全国性政权元朝。如果说迄于明代汉族在军事上总是处于被动状态，那主要是因为汉文化具有浓厚的和平思想、反战意识和乡土观念，汉人作战士气不高；[4]也是因为在农耕社会和冷兵器时代，汉人缺乏战马，在多数情况下只能用步兵作战，故其作战能力明显不如机动性强且全民皆兵的游牧民族。但及至使用热兵器（如火炮、火铳）的清代，冷兵器时代终告结束，马背上的民族不再享有军事优势，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结构性冲突遂得到圆满的解决。

自此，汉族与满族、蒙古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之间结束了那种持续两千年关系模式：游牧者骚扰袭击，定居者据城自卫。自此，长城不再是定居者与游牧者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分界线；长城内外的人们优势互补，融合成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地缘政治－经济共同体，或形成了一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地缘“共生”关系[5]。正是这种共生关系，使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整合程度比先前大大提高，使少数民族在更深和更大的程度上参与到华夏共同体的物质和文化成长中来，也使华夏共同体能更有效地利用少数民族的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和技术资源，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保卫其文化同一性和历史主体性。并非不重要的是，也正是这种地缘共生关系使现代中国的版图得以最终形成。没有这种共生关系，中国将仍然蜷缩在长城以内，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版图将只有实际版图的约三分之一。

因了无与伦比的经济规模、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巨大的政治感召力，华夏共同体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这使它不仅得以在广袤的疆域里成功地整合游牧民族及所建立的国家，而且自然成为周边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事实上，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代民族国家概念源于这一体系）取得支配地位之前，中国在周边地区维持了一种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即“宗藩朝贡体系”或“中华体系”。在这种体制中，“藩属国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使用中国的年号和历法，要向中国朝贡，中国对藩属国负有帮助御敌和处置变乱的义务，但不介入其内政，尤其不触及社会生活。”从性质上看，宗藩朝贡体制“与近代西方的殖民体制下宗主国－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性质不同，与现代国家联邦制之下的联邦或邦联性质不同，与现代国家单一制之下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也根本不同。实质的差别在于宗藩体制下中央王朝并不必然对各藩部拥有领土主权（甚至没有这个概念）和实行直接治理”。[6]

以当代标准来衡量，宗藩体制下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是中国中心主义的，甚至意味着某种大国沙文主义，但是按照目前中外学界的普遍看法，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国际秩序里的核心国家中国对周边国家实行和平友好的政策，不搞历史上西亚－地中海地区常见的那种军事扩张和经济掠夺。不仅如此，汉唐时期的皇帝甚至拒绝过一些小国（或可视为部落联盟）以土地和人口归附中国的请求。1754年，苏禄国（位于现菲律宾）国王请求以其土地和人口入中国版籍，但是清朝皇帝乾隆以中国不扩张疆土为由加以婉拒。在这种独特的国际政治秩序中，中国在国际和国内双重意义上成为周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终极源泉。周边政权只需要象征性地交纳少许贡品，便可得到中国的政治认可，而得到这种认可不仅意味着它们已取得了中国的政治承认，而且意味着已得到国际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承认。另一方面，为了维系东亚国际秩序的正常运转，中国方面需付出大大超出贡品价值的回赠。应特别注意的是，宗藩朝贡体系主要是一种政治秩序，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秩序；在此秩序中，贸易始终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从深层结构上看，中国这么做并非完全出于一种虚荣的“天朝心态”，而更大程度上可能出于这一动机：以最小代价确保其漫长边境安宁无事。[7]

二 日本：另一个核心国家

日本是东亚另一个核心国家。

日本由本州、北海道、九州、国车和附近3900多个小岛构成，总面积仅为377800平方千米。虽然地缘条件使日本无法形成中国意义上的文明规模，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不能有优秀的表现。正如眼下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崛起那样，在整个1970至1980年代，全世界都在谈论日本的“经济奇迹”。尽管已有连续十几年的停滞，但如果按美元价格计算，日本的经济规模至今（2005）仍居世界第二，为中国的近三倍。在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的时代，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对于带动和整合整个东亚经济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首先考察一下自然环境。日本可耕地面积虽然有限，其他自然资源也很贫乏，但决不缺乏水资源。充沛的降雨量（年降雨量为1700毫米，相比之下，北京为600毫米、南京1000毫米、上海1100毫米）和典型的温带气候，使日本夏天不太炎热，冬天不太寒冷，处处绿草如茵，三分之二的国土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这种自然条件十分适宜农业。自古以来，日本人便对有限的土地精耕细作，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其产量比小麦高得多，且种植面积占了很大的比例，在所有作物中约占40％。此外，日本西南部一半地区可以种植双季作物。在这种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中，日本农业生产率很高，除了养活比西亚和欧洲更为密集的人口（自公元３世纪始，日本人口已遥遥领先于面积相当的欧洲国家[8]）之外，还能提取相当多的剩余。在前现代条件下，丰富的剩余和密集的人口意味着经济活力，意味着综合实力。

共同的东亚文化因素对日本的发展也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日本离大陆很近，很早便能方便地从中国文明中汲取养分，例如水稻种植和金属冶炼等极重要的技术在距今约三千年前便传入日本。自６世纪，儒学和佛教等重要的大陆文化要素大举进入日本。儒学和佛教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成为文化变革的媒介，起到了类似于西亚地中海地区形成的基督教文明在历史上开化日尔曼人和东斯拉夫人的作用。僧侣、学者、教师和工匠等源源不断从朝鲜和中国渡海而来，不仅带来了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带来了中国的哲学、宗教思想和政治、经济制度，也带来了中国的文字、语言、文学、书法、绘画、医学、建筑技术、纺织技术、制陶技术等（当然，后来日本在“舶来”技术的基础上经过发展，也开始以自己的技术反馈中国，其折扇工艺、镶嵌工艺、描金绘漆、冶炼和制刀技术等对中国产生了不少影响）。日本也主动向中国学习，向唐朝派遣了多批“遣唐使”，其中有些人在中国逗留时间长达二十几年。他们都是中国文明的热情皈依者，回国后便成为中国文明的积极传播者。唐朝衰落后，日本虽不再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但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却并没有因此结束。在通商和其他形式的交往中，日本继续接受着中国文化的熏染。[9]

另一方面，也可说日本离中国大陆很远----海洋把中国和日本分隔开来，最近处相距也有约725公里。在古代条件下如此宽阔的海面很难逾越。这与英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主要岛屿与朝鲜的距离约为英国与法国之间间距最小的多佛海峡宽度（约32公里）的5倍，即160来公里，而与中国大陆的距离更是此距离的近5倍。这种地缘格局意味着，日本在很长时期内能够自成一体，免于受到外部侵略，尤其是不易受到东北亚地区游牧民族的攻击（事实上，元世祖忽必烈13世纪末发动的对日战争因风暴袭击而失败）。这也意味着，日本大体上可以根据自己不同时间的不同需要，自由地选择或拒绝接受特定的大陆文化要素。

至16世纪德川幕府时代，政治统一使相对的和平稳定成为可能，人民得以免于战乱，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这一时期，日本的耕地面积翻了一番，灌溉面积也扩大了，引进了新的农作物，采用了更先进的农业技术，形成了以大阪和江户为中心的统一的国家经济，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全国性的经济一体化。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的增长。1500 - 1750年，日本人口翻了一番，从1600万增至2600 3200万。经济的发展也意味着教育的发展，武士成为有文化的阶层。在和平时期，他们毋庸履行军事义务，因而也能执行文职任务。甚至社会底层的人们也广泛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事实上，日本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西方人大举进入东亚前便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及至德川时代晚期，日本男性识字率竟高达45%。[10]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在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逼日本“开国”前约一百五十年的18世纪初期，当日本与外界仍处于相对隔绝状态时，便已出现了大得惊人的城市。据一项统计，1700年前后，江户（即现东京）约有100万人口；据另一项统计，江户有130万人口，超过了巴黎和伦敦，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贸易中心城市大阪和古都京都也各有40来万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