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中东转型：当帝国边缘遭遇现代性

最近，叙利亚内战的炮火已经蔓延至土叙边境地区，10月3日从叙利亚境内发射的炮弹落到土耳其的小镇，土方随即开炮还击。炮击事件引爆土耳其的反叙情绪，第二天议会便通过决议，授权政府在危急情况下可以越境展开军事行动。土耳其军队进入叙利亚的大门似乎已经打开，土叙边境地区或许将成为新的战场。

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后，土耳其便抛弃了昔日的朋友，强烈要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现在，土耳其对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在增加。回顾历史，19世纪30年代，埃及的统治者阿里通过叙利亚进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而今天，土耳其则大有南下叙利亚之势。有“影子中情局局长”之称的美国专家乔治・弗里德曼在预测一百年后的世界格局时断言，土耳其将会恢复在奥斯曼帝国昔日藩属地的影响力，换言之，一个新的“奥斯曼帝国”将复活。“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国家都曾经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土耳其在这场革命风潮中如此积极作为。

历史没有重演，却在轮回。500年前的中东地区正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狂飙突进般的征服之中，在苏莱曼大帝的主导下，帝国将巴尔干、北非、阿拉伯半岛收入囊中，并将哈里发从开罗迁移到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成为伊斯兰文明的代言人。这些地区沦为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奥斯曼帝国的兴起意味着阿拉伯文明的衰落。美国学者希提不无感慨地说：“中世纪时期，包括黑暗时代，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变成黑暗地区;但近代却变成黑暗地了。”帝国边缘地带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决定了中东地区的发展的“历史航道”，只有了解中东过去五百年“帝国边缘”的历史，才能触摸到中东转型与发展的脉动。

在农业时代，要对疆域辽阔的帝国进行直接而有效的统治并非易事，奥斯曼帝国便采取了“高度自治”的方式间接管理边疆。北非沙漠、阿拉伯的内盖夫沙漠有大量游牧部落，部落酋长、军事强人的权威比土耳其苏丹要大，帝国边缘地带成为政府与部落社会的过渡区，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形成了别样的政治图景。

图景之一：帝国治下多各种族并存。奥斯曼帝国以游牧帝国起家，但是最终转型为一个定居的农业帝国，而在边缘地带，骑乘骆驼的游牧部落依然占据主导。血缘依然是社会组织的主要纽带，各种宗教和教派交错分布，最典型的是黎巴嫩地区，时至今日，不同教派主导了“三权分立”。

图景之二：地方高度自治，政治权力破碎，在不同地区根据其传统和现实而采用不同统治方式。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形式上是奥斯曼帝国的省份，实际上17世纪初之前已经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帝国边缘的游牧部落无法形成大型的等级化的政治组织，部落或者部落联盟通常以一位祖先来命名，以彰显团结与领导权，但是个人也会意识到，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领地建立等级化的机构。个人的关系网络对于生计至关重要。在2011年的利比亚革命中，部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卡扎菲是名义上的“元首”，但并不是所有的部落都买账。

帝国边缘一直是一种“地方性”社会，帝国边缘地带松散的统治方式，为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埋下了伏笔。由于没有形成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政治组织，当西方殖民主义带来的现代性渗透其中之后，帝国边缘地带就会迅速裂变，进入一个痛苦而漫长的撕裂与重组的过程。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增强了欧洲与北非的联系，也启动了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带沦为欧洲殖民地的过程。中东地区此时不仅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边缘，也成为殖民帝国的边缘，这注定是一个动荡与痛苦的转型过程。武力征服只是殖民扩张的一种手段，源于欧洲的现代性至少包含四个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秩序以及民族国家体系。现代性的制度背后是货币与民族主义两种瓦解性因素，正是这两种因素把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带带入转型轨道之中。

货币，从原初意义上讲是交易手段便利化的结果，但是，货币却实现了财富的符号化、虚拟化，由此构建起来跨时空的市场秩序。随着欧洲人的商业渗透，货币化成为一股潮流，边缘地带的王公贵族们也成为货币的俘虏。1830年法国出兵阿尔及利亚，其借口就是债务纠纷。基于货币交易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最终瓦解了帝国边缘的传统经济模式。20世纪30年代，中东成为世界石油产区之后，中东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能源区”。美元1971年与黄金脱钩之后，便与中东的石油挂钩，中东地区在获得大量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美元霸权的“锚”而难以真正自主。

民族主义是对帝国的双重否定：否定了帝国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也拒绝殖民帝国的渗透，它追求一种新的权力边界清晰的政治形态――主权国家。民族主义使帝国边缘的“混沌状态”不再可能。要在一个权力边界混沌、缺少成熟政治组织的地区建立主权国家谈何容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崩溃，为帝国边缘地带的独立提供了机会。沙特、伊拉克、埃及、也门独立，边缘地带的其他部分则被置于各殖民帝国的统治之下。二战后欧洲殖民帝国崩溃，这一边缘地带又出现几十个主权国家。

独立之后的中东诸国获得了主权国家的法律地位，但是以血缘纽带和宗法氏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军人政权、神权国家和君主国成为主要政体模式。虽然各国套上了主权国家的外衣，但是却没有行使主权的能力，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上台的中东强人恋栈权位，公权私有，公民权遭到压制，国家能力建设滞后，这才是导致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的根源。

相比之下，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转型最成功的国家，而其国家实力也是首屈一指，“阿拉伯之春”为土耳其扩大在中东的影响提供了机会。暴力杀伐已经过时，土耳其或许可以发挥引导作用，帮助中东各国建立一种稳定的地区秩序，在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一种不带“帝国”名号的对昔日帝国的复活。五百年之后，历史以另一种面目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