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建：中东政治转型及中国中东外交

自2010年岁末中东地区爆发群体性动荡以来，中东局势的变化始终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西方一开始用“阿拉伯之春”来界定这一事件的性质，认定这是一场它们盼望已久的地区民众自发的民主革命运动，于是为之欢呼雀跃，并积极地予以支持和引导。然而一年多过去了，西方发现，它们看到的只是“与长达数十年的暴政终结和长期遭受压制的力量崛起相伴而生的混乱”，于是感叹：“为什么民主在阿拉伯世界生根如此困难？”[①] 相比之下，大部分中国学者对此看法要保守的多，“动荡”和“变局”是他们表达对中东局势看法时最常用的两个关键词。这一方面反映了国人对重大国际事变的一贯谨慎态度，另一方面，西方一边倒的舆论引导以及试图将所谓“中东民主革命”与中国挂钩，一度也影响了国内一些学者包括媒体对事态实质的判断。

关于中东动荡的性质并非本文要讨论的内容。笔者在去年早些时候就对此表明了观点，认为中东动荡本质上是该地区国家迫切需要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一部分。[②]本文基于“中东国家将渐次进入深化变革和全面转型阶段”这一判断，分析可能对中东政治转型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地区和国际因素，强调把握中东转型趋势对我国开展积极有效的中东外交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提出中国中东外交如何顺应变化，调整政策的若干思考。

中东政治转型中的地区格局演变

尽管叙利亚危机仍在升级，地区内还存在大量不稳定因素，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时有可能在局部爆发，但去年以来中东多米诺骨牌式的剧烈动荡局面已有所缓和。与此同时，变革之风已在本地区越来越多国家中悄然吹起，中东政治转型已是大势所趋，而其发展将会受到多种因素制约。

中东的转型需求是全方位的，虽然当前的转型主要反映在国内政治方面，涉及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的重建，但是对中东国家而言，社会文化的转型才是更深层次的，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转型的成败和方向。从突尼斯、埃及等已经进入政治转型国家的实践看，社会和文化因素已经开始对政治转型产生影响。这些转型国家正在试图建立的现代国家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其基本特征是由多元政治取代专制体制。这样的体制和制度需要一个成熟而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来支撑，但是中东国家长期的历史现实是，家族和政府一直是最强势的力量，社会力量从未得到充分的发育成长。从更深层面看，上千年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在中东已根深蒂固，并且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内向性和聚合力，一部民主宪章或者一次民主选举要在短期内撼动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观念和社会伦理谈何容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专题节目主持人兼撰稿人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近期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对阿拉伯世界来说，历史及其培养出来的习惯是民主最大的敌人。”[③]

当然，中东并不总是游离于世界民主化进程之外的。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就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向民主多元化转变的趋向。但是，由于缺乏能为现代政治和社会民主发展的各种行为提供价值认同和理论支持的社会文化铺垫，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努力最终都沦为一种形式上的东西。最具戏剧性的例子就是，突尼斯、埃及、也门等国家当年曾率先实现多党制，而其领导人却在这次阿拉伯革命中又率先被以独裁和专制者的身份推翻。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心理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靠外国的援助，先进的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④]如果中东国家的政治转型不能同时促进社会文化转型，就难获得真正成功。传统文化对现代政治的制约作用，将很快在这些国家未来的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来。

除了转型国家本身的社会文化因素之外，地区内不同力量间的博弈也将对各国政治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世俗与宗教力量之争已经明显地在已经进入政治转型的国家中反映出来。在地区内部，这两种力量的博弈更多表现为伊斯兰势力的上升，正在进入长期由世俗主义者把持的政坛。一些学者曾将“动荡主要发生在共和制的阿拉伯国家”视为这场变局的主要特征之一，但笔者以为，共和制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关键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受到打击的政权都是世俗政权，这一特点更有深意。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已经进入政治转型和那些有可能是下一个的国家里，“伊斯兰团体是最团结的力量，而且有最明确和清晰的思想观念”。[⑤] 突尼斯、摩洛哥、埃及等国家的选举情况表明，伊斯兰政党是最有组织性、为百姓熟识、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政党。因此，它们也是“唯一做好准备参加大选的组织”。[⑥]动荡以来，宗教因素在整个地区内的影响不断扩大，用宗教的认同感来凝聚民心的传统做法正在成为一种新趋势。

世俗与宗教力量的竞争在埃及大选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埃及军方近期解散议会的举动某种程度上也是俗教之争的一部分。军队在伊斯兰势力有可能在国家政权争夺中抢占上风时出面干预的例子在中东历史上并不鲜见。在突尼斯，胜选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虽然与两个世俗政党组成了执政联盟，但复兴运动党背后有来自海湾国家的资金支持，而世俗党派则多有前政权人士加入，并得到了前政权商业合作伙伴的资金支持，“突尼斯现在和未来不得不面临世俗党派与伊斯兰党派的政治争夺”。[⑦]

第二，中东局势因为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危机变得更加动荡，而这两个紧张关系的背后凸显的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裂与对立。教派斗争成为这次中东变局的背后推手之一已是不争的事实。本地区的教派之争存在了千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矛盾变得更加尖锐。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采取的权力“平衡”政策，最终导致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对抗，甚至引发了2006年的内战。虽然在美国的强压下冲突有所缓和，但教派之争隐患未除，其背后更有伊朗和沙特的影子。去年底，美国撤离伊拉克后，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再次处于了正面交锋的状态。其时，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内，两大教派的对峙也到了白日化的时刻。中东变局中的教派博弈色彩越来越浓，“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争夺地区霸权而展开的竞争，使得这种对抗成了一场扣人心弦的争夺”。[⑧]目前，叙利亚正成为两派争斗的主战场，而在黎巴嫩、巴林、也门，甚至沙特阿拉伯，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和一切条件也都具备。教派冲突不仅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也对地区国家的转型产生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第三，地区不同力量的博弈还表现为一些国家对地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争夺。这种争夺包括利用金钱及其他手段对地区国家转型施加影响以及在叙利亚危机上展开更直接、更激烈的斗争。其中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表现最为引人注目。人们看到，人口只有22.5万的卡塔尔在台前幕后为推动“阿拉伯革命”冲锋陷阵，发挥着超乎寻常的作用，在协助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反对派推翻所谓独裁者的斗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沙特阿拉伯则在变局中悄然取代埃及成为阿盟的主导者，并直接出面对巴林的抗议浪潮进行了军事干预，遏制了占巴林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的政治诉求。土耳其近年来强势回归中东，在一系列中东问题上表现抢眼，其对叙利亚问题所持的立场更是体现了其中东政策令人目眩的变化。中东动荡前还与叙利亚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埃尔多安政府如今已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最积极支持者，土耳其甚至不惜将自己置于与叙利亚直接对抗的境地。

在关于中东变局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影响的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海湾合作委员会（下称“海合会”）未来将成为本地区的主导力量，土耳其将成为转型国家的榜样而大大提升其在中东的影响力，而埃及、伊朗等传统地区大国因难以走出目前困境而一蹶不振。笔者认为，中东变局确实导致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新的格局远未定型。中东当前出现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的状况并不代表一种必然的趋势。在笔者看来，土耳其和卡塔尔在变局中的表现更像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事实上，土耳其在中东影响力的上升，更多得益于其前些年奉行的保持中立，与周边邻国实现“零问题”的外交政策。但现在，“与邻邦零问题”已经变成了“零邻邦无问题”，土耳其已开始在它的中东冒险中遇到麻烦。而所谓“土耳其模式”的榜样作用，恐怕更多反映的是外界的一种主观愿望。埃及的革命者对土耳其的支持或许心存感激，但是他们也很清楚：“他们想要遵循一种埃及的模式，而非土耳其模式，他们也提防土耳其想要从他们那里夺走阿拉伯世界领袖的野心”。[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近期也撰文指出，“土耳其越把自己当成一个地区大国并以此来行事，就越有可能削弱其想成为榜样的雄心，同时让其东边的邻国害怕”。[⑩]同样，卡塔尔过火的表现也开始“在各处引起不安”。“无论在巴黎还是在的黎波里，人们都对卡塔尔的意向表现出怀疑”。[11]笔者近期走访中东诸国时得到的印象是，地区的世俗力量和宗教少数派对沙特、卡塔尔等国支持各国逊尼派势力及试图掌控阿盟高度警觉。突尼斯一些政府官员表示，突尼斯当前外交重点就是要重整马格里布联盟，以平衡海合会的影响。笔者认为，未来海合会必然在地区内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不断扩张影响的做法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并且，由于海合会各成员国内部以及成员国之间也存有爆发危机的隐患，因此，现在断言海合会将成为地区核心力量似乎为时过早。未来的地区政治生态不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地区政治格局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多元平衡的架构，不太可能出现一方坐大的局面。同样，中东的政治转型也将是遵循多元多样、体现各国自我认同需求的原则，而不会简单套用某一种模式。

中东转型的全球政治变化视阈

中东转型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区域内外各种发展的影响。因此，笔者始终认为，中东各国政治转型既难完全难摆脱本地区历史、宗教、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制约，也不会游离于世界发展进程之外。[12]去年以来，学界对引发中东变局的内外因素及其这些因素对局势发展的影响有大量论述，但总体而言，大多学者强调内因的作用及变局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本文想强调的是，在全球化更加深入发展的趋势下，全球政治的变化对中东转型更具影响。

从近期看，中东变局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当口，但今年是世界主要大国的大选和换届年，各国领导人都开始聚焦本国政治，介入中东变局的政治意愿大大减弱。美国卡内基中心中东分部（黎巴嫩）主任萨勒姆曾明确告诉前往拜访的笔者一行：即使中俄不投反对派，叙利亚局面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美国和西方本来就没有投入更多资源的政治意愿，更不会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乔治敦大学多哈分校的学者也表示，出于选举需要，美国必须更多地把注意力从海外转移到国内。这也验证了笔者之前的一个看法，即中俄投反对票其实是给了美国一个既可使自己悄然隐退，又可顺势制造舆论，将导致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升级的脏水泼到中俄头上，从而转移公众视线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俄投了反对票之后，西方舆论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和中国政府换届的临近，全球目光都将聚焦到这两个世界大国身上，全球政治和安全事务也大都会集中到与中美有关的问题上来。这无疑将对当前中东局势乃至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据了解，安南计划出台后，巴沙尔既表示接受，又不愿从那些冲突的城市撤出军队的根本原因就是希望利用美国大选前的数个月时间来尽可能削弱反对派力量。

从中长期看，未来5至10年将是国际新秩序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各主要大国都在积极调整战略，争取在新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占据主动，为在未来的秩序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而展开争夺。美国几年前就决定将美战略布局从“两大扩张计划”（大中东和大中亚计划）调整为收缩中东和重返亚洲的“西退东进”部署。[13]如果说，中东动荡初期还有人对中东乱局会牵制美国战略东移抱有幻想的话，那么在美国近期进行了一连串实质性调整举动之后，恐怕再也不会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或者心存侥幸。

2012年1月奥巴马公布了美国新军事战略，明确宣称要将美国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近期“转移”一词被改为“再平衡”，意在强调美国从未离开亚太地区，只是在伊、阿两场战争后，对关注重点的重新调整。6月2日，美国防长帕内塔在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演讲，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以及如何推进“再平衡”的新军事战略做了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