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联：埃及政治过渡期将绵延不止

埃及各方政治力量接下来将角逐制宪会议的组成和具体运作，以及新宪法的起草；在此基础上，军方主导的新的人民议会选举还将登场，埃及政治过渡充满动荡应是基本的前景预测。军人治下的有限民主，一方面有利于埃及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反对力量的抗争力度。无论怎样，局面或许都像哈姆扎维评论的那样：“我们正进入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过渡期，而这比我们曾经经历的时代还要危险。”

埃及官方6月24日消息，穆斯林兄弟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以51.7%的多数战胜其对手、前空军司令同时也是穆巴拉克下台前的政府总理艾哈迈德・莎菲克，赢得埃及“1・25”革命后的首任民选总统选举的胜利。

埃及政治过渡进程终于在一波三折后迈过第一阶段，穆尔西如愿当选埃及新总统，军方也在第一时间向这位接下来的主要对手发出言不由衷的祝贺。然而，正如穆尔西正式当选后的首次电视讲话显示的那样，埃及社会目前正面临严重分裂。穆斯林兄弟会与依然执掌过渡期大权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显然已经成为当前埃及政治过渡的两大主要政治力量，二者如何分享政权事关日后埃及政治发展能否平稳过渡。

就目前局势而言，埃及政治过渡的主角已经确定，政治过渡的道路大体明了，但政治过渡的前景却坎坷难料。

政治过渡的主角

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前两日，有着浓厚旧政权背景的埃及最高宪法法院发布两项裁决，一是宣布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光明党控制的议会下院所通过的《政治隔离法》违宪，从而赋予莎菲克合法身份进入总统选举的第二轮；二是宣布6个月前用来指导议会选举的《人民议会法》的某些条款违宪，从而使得基于该法而组建的人民议会必须解散。

同样植根于前穆巴拉克政权的埃及军方旋即根据这两项裁决，于6月16日第二轮总统选举开始之际解散议会，将立法权和安排财政预算权力重新收归己有（直至新议会产生）；同时在17日晚，即总统选举结束之时公布2011年3月30日颁布的宪法声明的补充条款，要求新当选总统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向最高法院法官宣誓就职，规定新总统在未经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同意下不得宣布战争状态、不得动用军队平定国内动乱，同时还赋予该委员会任命新的制宪会议成员的权力。

在穆斯林兄弟会有可能赢得总统选举之际，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上述举措，无异于给即将就任的新总统套上枷锁，军方听政的垂帘已然放下，难怪兄弟会前高级成员、同时也是总统选举第一轮的候选人之一的福图赫会迅即称之为“政变”。兄弟会基于对第二轮总统选举胜利在望的考虑，而没有立即与军方反目，也预示二者已将注意力放在总统选举后的较量上。

果然，选后第二天，数以万计的开罗民众涌向解放广场，抗议军方收权的一系列举动。被解散的人民议会议员们也聚集解放广场，要求军方收回成命，“尊重人民的选择”，将手中的权力还给民选政府。

显然，在议会被解散、总统权限又被大大压缩的情况下，穆斯林兄弟会虽然赢得总统之位，但却不能立刻获得总统之权。埃及军方尽管公开声称将会在月底向新总统交权，但实际上左右未来埃及政治过渡的关键权力仍然牢牢地掌控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手中。

埃及能否顺利实现政治过渡，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1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17日晚发布的补充宪法声明给予“特别关注”，认为这是该委员会试图延迟交权的举动。美国敦促埃及军方立即开始一个包容性的宪法起草进程，及时进行民主的议会选举，并迅速而永久性地向文官政府移交权力。

短短四天，埃及政坛的权力争夺跌宕起伏，未来政治过渡进程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大。以穆尔西当选总统和军方收权恋栈为标志，“1・25”革命后埃及的政治过渡进入第二阶段。当革命大潮渐渐退去，革命的发起者和参与者纷纷被边缘化后，留下的是以军方为代表的旧势力和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之间的新一轮角力。

因此，在总统选举第一轮结果出来后，埃及内舆论普遍指出，“1・25”革命的果实为旧时代的两大政治力量所瓜分，埃及政治过渡似乎回到了一年前的状态。只不过原先非法的穆斯林兄弟会从台下走到台上，而原先听命于穆巴拉克的军队也已从幕后走到前台，埃及政治过渡的两大主角最终确定。

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

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政治发展中的角色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对于当前埃及政治的发展而言，却是有史以来对传统政治势力（包括世俗力量）的最严重挑战。

成立于1928年3月的穆斯林兄弟会，迄今已有80多年的曲折发展史。由于埃及地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历届政府都不能忽视民众对伊斯兰教的感情，在大力推进现代化政治进程时，必须小心谨慎地应付兄弟会对民众政治立场的影响。因此，多年来埃及政府对兄弟会的政策一直采取分而治之、分化瓦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有现实政治需要时就积极拉拢、全力利用兄弟会内的温和派，妨碍政府政策时就毫不手软地给予打压、禁止和取缔。

在80多年的历史里，兄弟会既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发展时期，又有3次遭到政府镇压（1948年、1954年和1965年）的艰难经历。穆斯林兄弟会虽不能以合法政党身份公开活动，但却每每以个人的号召力赢得强有力的民众支持，成为影响埃及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和事实上的埃及最大政治反对派。

如今这个当年屡屡为政府所镇压的非法组织终于在“1・25”革命大潮中登堂入室，其所面对的主要对手仍然是抵制兄弟会的意识形态、反对兄弟会一党独大、自诩为可以稳定埃及社会局势的军队，及深受其影响的城市世俗力量。

穆尔西的得票率在首都开罗大比分落后于对手莎菲克（42.3%对57.7%），以及以革命者自居的穆尔西总得票率仅高过公开反对革命、呼吁回到从前稳定时代的莎菲克不到4个百分点，这说明后者在城市和首都仍然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也代表着民众对一年来政治持续动荡的不满，对穆斯林兄弟会执政可能带来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担忧。军方在选前的一系列小动作，虽被很多评论表述为“政变”，但却没有在埃及国内引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也可说明这一点。埃及未来的政治过渡怎么走？世俗力量与伊斯兰势力都在竞相争取群众。兄弟会也不断修正自身给外界留下的伊斯兰主义形象，无论在组建自由与正义党，还是在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都积极向民众表白，兄弟会致力于建设一个“世俗、民主、宪治”的现代化国家。

穆尔西在竞选总部发表胜利演说时，也承诺就任总统后，他会成为所有国民，以至所有政治派系、穆斯林及基督徒的仆人，保证不会采取复仇和清算政策。穆尔西是明智的。

20世纪的中东地区先后经历了大小数以百计的人民革命，但其中为后世所记住的或许只有两场革命：其一是1923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所发动的向西方学习的资产阶级革命，使得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土耳其顺利迈上西化、世俗化的政治发展道路；另一场革命则是1979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所领导的反巴列维国王的群众运动，由此奠定了接下来30年教士治下的伊朗神权政治发展道路。埃及要怎么走？有着浓厚宗教背景的兄弟会上台执政，当然会引发人们对埃及偏离世俗化道路的担忧。但埃及不是伊朗，历史也不会简单重复。

政治伊斯兰运动或伊斯兰复兴仍会继续影响当代中东政治，这是本地区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常识。相比较于20世纪80年初代风起云涌的原教旨主义思潮，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进入21世纪后的中东政治似乎处于退潮期。宗教极端主义遭遇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有力遏止，中东国家中亲西方的军队也加大了对原教旨主义势力打击力度。埃及军方继续执掌大权，尽管有违当初的承诺，美国和欧盟也给予密切关注，但美国显然已经承认军方解散民选议会的做法，以此来牵制兄弟会的执政之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就当前政治而言，即便兄弟会稳定执政，埃及也不会重走伊朗的宗教道路。类似埃尔多安统治下的土耳其政治模式，即在实行世俗的西式民主的同时，确保传统伊斯兰生活方式得以延续，或许是未来埃及政治过渡的最有可能的选择。

“阿拉伯十年”动荡不止

埃及军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以裁判兼球员的身份，通过更改规则追平对手，使得埃及政治过渡进入加时赛。新的议会何时选举、如何选举，新的宪法怎样起草、国家权力如何分配，通通都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来定。

穆斯林兄弟会即便顺利在月底从军方接管政权，但仍然会像传统大家庭中的小媳妇一样，时时刻刻需要看军方这个婆婆的脸色行事。“1・25”革命的不彻底性，在此表露无遗。

这种不彻底性，预示着未来埃及政治过渡的进程必定充满坎坷与不确定性。

大浪淘沙，在政局动荡持续升温、军方势力进一步坐大的背景下，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力量也在发生位移和重新排列组合。原本埃及国内还担心兄弟会既控制议会又占据总统大位，从而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其激进宗教政治主张，但在军方解散人民议会后，反倒促使“・25”革命中的反穆巴拉克力量重新集结。总统选举第二轮49.4%的投票率高于第一轮的46.4%就显示，埃及民众担心旧政权势力卷土重来，从而部分程度上改变了对兄弟会的不支持态度，也推动一部分中间选民出来投票支持穆尔西。

自由派政治人物阿穆尔？哈姆扎维就此批评军方18日发布的补充宪法声明，极大地削弱了总统的职权，是民主法治的倒退。哈姆扎维在他的推特上写道：“（宪法声明的补充条款）意味着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成为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单位，它拥有广泛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可以否决一切宪政事务，同时又免于被挑战。”

“1・25”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青年团体“4.6运动”以及总统选举第一轮中得票位列第三位的世俗力量代表萨巴希等政党和个人，他们虽然不满第一轮选举结果，但在第二轮投票前也都公开呼吁选民支持穆斯林兄弟会。

在军队继续执掌国家大权的既成事实面前，他们未必真心支持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但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反对莎菲克成为新总统，阻止旧势力复辟。埃及国内媒体评论道，本次的总统选举，参与投票的选民大多不是为了支持自己投票的那个候选人，而是为了阻止自己反对的候选人当选。

埃及总统选举中各方的小动作，以及选举结果再次显示，旧势力的代表军队与新政治力量的核心伊斯兰势力之间的较量，仍然是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各国政治转型的基本轨迹。必然鼓舞各国的伊斯兰政治力量，加剧亲西方的世俗力量对未来政治发展前景的恐惧，也使西方世界在对待中东各国国内政治转型时，不得不仔细权衡伊斯兰民主与亲西方的专制独裁之间的利益差距，进而使得军队往往成为稳定中东各国政治发展的中坚力量，延缓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默许军人干预的有限民主，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埃及政治过渡的前景。

埃及各方政治力量接下来将角逐制宪会议的组成和具体运作，以及新宪法的起草；在此基础上，军方主导的新的人民议会选举还将登场，埃及政治过渡充满动荡应是基本的前景预测。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所谓“阿拉伯之春”更可能发展为“阿拉伯的十年”，亦即动荡的十年。有着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和历史恩怨的埃及各政治力量，很难在接下来的政治博弈中谨守法律界限。更何况，宪法和指导选举的法律尚未制定，民选议会的组建显得遥遥无期。

军人治下的有限民主，一方面有利于埃及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会加剧反对力量的抗争力度。当务之急是尽早制定宪法和举行人民议会选举，确立总统、议会、司法以及他们与军方之间的分权规则。

无论怎样，局面或许都像哈姆扎维评论的那样：“我们正进入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过渡期，而这比我们曾经经历的时代还要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