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爱勇：日本政局新变化对亚太地区形势的影响

○日本的外交再次紧密地绑在了美国亚太战略的车轮上。

○美国对右倾的日本实施的是一种两面政策：鼓励和打压，既利用日本右翼势力挑衅中国，又须防止它反美。

○厚植两国国民之间互信的社会基础，这是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基石，也是中国对日外交根本的长远之策。

喧嚣一时的日本大选以作为鹰派的安倍晋三的“二进宫”而告一段落。日本的国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大选之后的日本对变动中的亚太地区形势尤其是中日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又如何与新一届日本政府打交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日本政局新变化：右倾化与第三极的崛起

正如人们事前所预料的那样，自民党重新夺回了失去三年的执政权，开启日本政坛五年六相“怪圈”的安倍晋三成为日本的第96任首相。但是日本总务省公布的统计结果却使安倍倍感尴尬，第46届众议院选举投票率仅为59%，比三年前的大选低10个百分点。对于日本选民而言，与糟糕的民主党相比，选择自民党只是选择一个相对不那么坏的政党。民众固然关注日本与周边邻国糟糕的关系，但认为经济复苏应该放在头等大事位置，他们期待就业岗位增加和生活质量改善，期待日本重新找回失去的活力和前行的方向。但是，重新上台的自民党尤其是安倍在选举过程中的右倾化政策和言论却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严重关切。

自民党右倾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全面右倾。在国内政治方面，安倍主张修改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而对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安倍表示在第一任首相期间未能参拜“悔恨至极”。世人皆知，参拜“靖国神社”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否定；修改和平宪法无疑是对亚洲和平稳定的冲击。在这两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自民党的主张不能不让人们怀疑它要将日本带向何方。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暴露出自民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历史观，而追求“军事独立”始终是它的一大目标。

在经济方面，安倍主张大胆放松银根，将摆脱通货紧缩、制止日元升值列为首要课题，实现3％以上的名义经济增长率。但是，日本的经济之所以持续近二十年的低迷，其根本问题不在于日元的升值抑或贬值，而在于日本封闭固化的经济结构与创新能力的匮乏。在世界经济尚未走出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日本为摆脱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采取无限制的金融缓和政策，这将助长全球量化宽松竞赛，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不良影响，进而冲击世界经济复苏的脚步。

在外交方面，安倍主张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在胜选后，安倍通过媒体表示“希望最先访问美国”，因为“不加强美日同盟，日本就无法获得强大的外交实力”。这与安倍第一次当选首相后出访中国相比显然更趋于保守，这也意味着日本未来的外交将更加紧密地绑在美国的车轮上，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并在此过程中分得一份酬赏。更进一步讲，日本依然在骨子里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仅仅是长在东亚的“西方国家”。对于钓鱼岛的强硬立场，反映了自民党对战后国际秩序安排或曰旧金山体系的不忿，这也将从根本上动摇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基石。

日本政局第二个大的变化是作为日本政坛“第三极”的“日本维新会”的崛起。维新会的前身“大阪维新会”在2012年9月12日成立于大阪。11月17日，石原慎太郎解散太阳党并入维新会，石原出任党首，桥下彻出任代理党首。在此次众议院选举中，维新会成为挑战日本“双头鹫”体制的第三大党。与右倾的自民党相比，日本维新会更趋保守，它以“创建强韧的日本”为主题，明确提出日本必须独自重新制定宪法。主张废除国防经费只允许占国民生产总值1%之内的规定，认为有必要增加军费，强化自卫队的防卫力量。概而言之，寻求日本军事独立与重新立宪是其核心内容。但与自民党不同的是，在追求日本完全独立的日本极右翼势力眼中，美国是它第一要警惕的对象。

在第三极势力中，石原和他两个儿子当选众议院议员，由此第一次拥有了全国性的政治舞台，他必将利用这一平台宣扬其强硬主张，反对任何妥协，从而成为日本政坛的最大变量。

综观大选后的日本，民主党虽在众议院选举中遭到惨败，但它还是参议院第一大政党，自民党和公明党的参议院议席共计102席，距离占据参议院的过半数议席还差16席。这也从根本上决定着，日本的执政当局依然是自、公联盟执政，而为寻求国会议案在参议院的通过，自民党将在一些议题上联合一些在野党以应对“扭曲国会”的困局。好在公明党反对修宪和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对民主党的右倾化表示担忧，亦不会轻易同意与“日本维新会”进行合作，不啻是大选后日本政坛的一个福音。

总之，大选后的日本政坛，政党依然是劣中选优，政客依然是右倾保守，政策依然是摇摆不定。虽然自民党回来了，但面貌并非焕然一新。右倾保守救不了日本，摇摆的政策不但让国民无所适从，也会失去邻国的信任，长此以往，大概难以跳出“短命内阁”的怪圈。

自民党上台：“战略再平衡”的新筹码

亚太地区既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最为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国际矛盾的博览会，是矛盾的焦点所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矛盾在这里都有反映，如新兴国家与传统强国的竞争、两制矛盾、大国竞争、领土领海纠纷、民族统一、非传统安全威胁，等等。在这些矛盾之中，又以第一对矛盾最为显著，具体表现为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为维持地区主导权而对亚太地区大国发展与崛起的防范。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在冷战以后一直主导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构成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地区基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俄罗斯东向战略的实施，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崛起，这一主导秩序模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出于维持地区主导权的目的，2009年美国开始实施战略东移以此达到亚太地区的“战略再平衡”。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一直以来以美日同盟作为其对外战略的基轴，自民党上台一个显著区别于民主党的步骤就是首先强化美日同盟体系，以此作为日本扩大外交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日本强化美日同盟，一来为美国防范中国和俄罗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强化了美国保持在亚太存在的基础，而且还在一些领域分担了美国维持亚太权势的成本。二来日本对外合作的重点转向美国扰乱了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

尽管日本转向了美国，但是美国对右倾的日本并不放心，尤其对日本美化二战的侵略史表示愤懑，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保持着警惕，不希望右翼势力走得太远。美国出于防范中国的需要，鼓励日本的右翼势力向中国挑衅，但事实上日本极右势力一直以来都具有浓厚的反美主义倾向，未来很可能挑战美国在亚太的安全利益。可以说美国对右倾的日本实施的是一种两面政策：鼓励和打压。因此，媚笑于美国的日本想借此获取收益的最大化大概是一厢情愿。

日美接近表面上讲强化了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但是联盟的缝隙并没有因此而弥补，除美日固有的矛盾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化侵略战争、大肆扩充武备又强化领土争端的日本与同为美国盟友的韩国之间的矛盾将因此而激化，与菲律宾和泰国等东亚南亚国家的历史抵牾也将日趋激烈。大概稍微让美国人感到慰藉的是，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并没有因日本右倾而受到直接的冲击。简言之，美国得到了一个右倾的日本却要整合一个支离破碎的联盟体系。

正是基于此，美国处于协调联盟内部矛盾的战略需要将转移分歧的注意力，塑造一个共同的威胁，无疑与日、韩、菲等国有着领土纠纷的中国将是一个合适的目标。这样一来，中国所面对的来自美国同盟压力会极大地提升。单就中日关系而言，一个右倾的日本，一个日趋强硬的安倍会对中日关系带来极大的挑战。一是钓鱼岛争端由于日本必将持续的顽固立场将走向何方不得而知，而日本纠集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岛屿声索国在领土立场上向中国叫板，更是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二是美化侵略战争与拜鬼的铮铮宣誓又将使中日陷入历史记忆纠纷的泥潭；三是谋求军事独立的日本将使中国面临最为直接的军事压力；四是已经开启的中日韩三边自贸区的进程谈判将增加新的变数，中日经贸关系持续走低不是没有可能；五是日本新政府放松银根的施政方略将给中国持有的大笔日本国债带来损失。可以说，中日关系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自民党的上台及其治国方略的实施，不排除出现政冷经凉、两国人民敌意上升的局面。而当两个社会相互敌视的时候无疑将是中日关系的最大梦魇。

自民党的上台也引起了俄罗斯的极大关注，可以预见的是日俄关于北方四岛的争端不会有大的改变。美日同盟与领土问题连同日俄的战略疑虑将伴随安倍政权的全程执政之旅。

日本出于缓解其糟糕的周边关系的压力考虑和汲取民主党执政以来处理美国关系的教训而再次投向美国的怀抱，固然有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但随之而来的附带影响无疑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筹码。日本的外交再次紧密地绑在了美国亚太战略的车轮上，成为影响亚太地区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的应对之策：厚植互信基础与多头并举

尽管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安倍政府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使两国关系更为务实，这可以说是中日关系继续发展的一个基础。同时处理中日关系要有超出双边关系的战略眼界，在地区的层面营造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良好背景，为中日关系找到一个宽广的平台和利益交汇之处。

首先，加大对日公共外交的投入和力度，厚植两国国民之间互信的社会基础，这是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基石，也是中国对日外交根本的长远之策。不管政党如何轮替，国民是不变的，只要两个社会保持密切的友好往来，保持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好感，中日关系就具备坚实基础，就会经得起风波的考验而更趋成熟。

其次，进一步密切中日之间的经贸联系，强化与我有利的经济不对称依赖优势。日本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如何使经济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善于运用经济杠杆从根本上触及日本的安全利益。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日本在振兴国内经济、改善民生、缩减政府赤字等方面必须依靠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拉力。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日双边贸易额占日本外贸总额的比例几乎是第二位的日美贸易总额的2倍。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也方兴未艾，2007年至2010年，对日直接投资累计金额增加了20倍。同时，中国是日本国债最大的持有国，改善中日关系对日本政府走出国内经济困局具有关键的意义。

再次，在钓鱼岛争端上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有理、有力、有节，将争端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争取和平解决的前景。整合国内海上管理执法力量，形成统一的合力，不间断在钓鱼岛的主权宣示，变日本的单方控制为中日共管。在日本国内要坚决打掉挑起钓鱼岛争端的“石原主义”。

又次，积极推进东亚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安全合作，创造中日共同发展的平台，增加两国共同利益，在地区共同利益的大背景下软化和弱化两国矛盾的影响。当前要做的就是积极推进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前期准备步伐，更进一步就是积极探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在地区的层面增强两国的战略互信。

最后，处理好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实现中国与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对接，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营造中日关系良好发展的外围环境。将中日关系放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统筹考虑，以三方论坛的形式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减少日本对中国的疑惧，减轻日本对同盟外交的依赖，减弱美国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我们相信中日关系终将会好起来，这是东亚复兴之根本所系，也是东亚国家的共同心愿。（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