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向红 杨恕：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动力与机制研究――以埃及变局为中心

【内容提要】中东变局始料未及的发生暴露出现有中东研究所具有的“现状偏见”、“精英偏见”与“结构偏见”等缺陷，这些偏见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过程、发展动力、发展机制等因素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基于此，作者尝试提供一种理解中东变局发生与发展机制的分析框架。中东变局发生之前，该地区发生了许多可见的社会运动和不可见的社会非运动，它们构成了中东变局的先导；而抗议者在抗议中体现出来的集体能动性，则是中东变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抗议者之所以能发展这样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政治主体性，主要是因为产生了一种政治想象，从而通过团结广泛的社会阶层形成一种能对当局进行挑战的权力。尽管中东变局已经带来了中东甚至广泛国际形势的重要变化，但其发展方向及其后果并不明确。

【关键词】 中东变局； 埃及变局； 社会运动； 集体能动性； 政治想象

自 2010 年年底以来，一股政治变局的浪潮席卷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中东变局始于 2010年年底的突尼斯，随后蔓延到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阿曼、阿尔及利亚、以色列等国。受到中东变局波及的各国发生了规模不等的社会抗议活动，并对各国当局造成了程度不一的压力，取得了不同的结果。中东变局的发生激发了学术界浓厚的兴趣，出现了不少成果。不过这些成果对于中东变局与抗议活动的动员机制、发展动力、影响成功或失败的具体因素等问题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本文主要以埃及变局为中心，通过对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发展动力、发展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尝试构建一种能对其发生与发展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

一 问题的提出： 中东变局呼唤中东研究的范式变迁

国内外学术界、政界等均未能预测到中东变局的发生。因此，其发生也暴露了现有中东研究的许多缺陷，要求人们进行反思。总体而言，现有中东研究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首先是中东研究的“现状偏见”。对于中东地区长期未受到民主化浪潮波及这一现象，学术界将之称为“阿拉伯例外主义”，并为此提出了许多解释路径，如“文化特殊主义”、社会结构研究、制度制约、战略计算、政治经济学、政治文化、历史主义分析等。这些研究途径致力于解释中东地区能够保持长时期政治连续性的原因。当中东地区的稳定成为中东研究的既有前提，那些能够对政治发展引起变化的因素就很少得到关注，自然也就不能准确把握中东变局的发生原因。其次是“精英偏见”。在理解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动力时，研究者往往关注政治精英的决策过程和分化组合，认为该地区政治发展的趋势主要取决于精英们的博弈过程和所采取的国家战略。这种分析框架忽视了影响阿拉伯国家发展进程的一系列社会力量和政治过程，如普通人的渴望、青年人的动员、工人们的抗议等，从而导致对该地区政治发展动力理解的僵化。最后是“结构偏见”。上述解释“阿拉伯例外主义”的制度制约、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研究等路径，关注的主要是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与社会结构等结构性因素的运作及其对各国政治稳定具有的作用，它们属于典型的结构研究路径。采用结构解释路径的成果虽然对结构的理解可能存在不同意见、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异，而且也指出了结构对政治稳定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因为忽视了阿拉伯民众和各社会阶层在结构条件下具有的政治能动性，因此对于何为阿拉伯地区政治变迁的有效路径等问题，这种研究路径并未提供有效的答案。上述偏见的存在严重制约了研究者对中东地区发展动力、机制、途径的理解，无法有效把握该地区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所发生的广泛变化，从而产生“中东研究为什么会错失‘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困惑。中东变局暴露出来的中东研究的上述缺陷，要求学术界重新检验现有研究路径的优劣，乃至中东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前提。

对中东变局的发生与发展进行解释，要求对既有中东研究范式进行调整。中东变局的出现，标志着中东地区的政治现状出现了突破性的变化，而要对这突破性的变化进行有效的理解，囿于现有研究途径无法实现这一目标。这并不是说现有研究途径一无是处，相反，它们已经并且仍将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中东的政治发展进程贡献重要的见解。然而，如果研究者将现有的研究路径内化到自身的研究中，不进行深入反思，将来的研究成果或许将继续“错失”该地区重要的政治发展现象。以关于埃及的研究为例，有研究者明确承认，由于受到现有研究路径的影响，研究者们既很少对埃及政治安排的内部动力、埃及国内的治理状况发生兴趣，也很少对埃及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深入考察。这是因为，“该国权力被一小部分政治精英所掌握，而且他们看起来不可撼动与无法替代”，以致理解埃及政治发展动力的工作几乎无人问津；更严重的是，这种倾向并非个别现象，“埃及人具有，国际社会同样具有”。为了对中东变局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进行恰当理解，并更有效地把握该地区的未来发展趋势，研究者有必要突破中东研究的“现状偏见”、“精英偏见”与“结构偏见”。诚如中东问题研究者欧曼尼尔・萨卡利(Omnia El Shakry) 指出的：“试图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如自由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革命还是反革命―――来理解变革的力量，需要以对治理的社会政治系谱学、政治主体性以及抗议与动员的细致研究来代替。”这种呼吁要求研究者将“现状偏见”、“精英偏见”与“结构偏见”分别不予重视的过程因素、导致中东地区发生变化的其他政治主体―――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所体现出的政治能动性等因素，纳入到中东研究中来并予以必要的关注。

现有关于中东变局的大量成果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政治过程、政治主体及其政治能动性在中东研究中的边缘地位。中东变局后，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发生背景、深层根源、地区和国际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中东变局的发生原因为例，现有成果指出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东国家经济形势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小麦价格的上涨)、各国政府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政策带来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各国社会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中东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尤其是大量年轻人口的失业、各国安全机构与警察的滥用暴力、国家机构中的腐败盛行等因素，均为中东变局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这些解释为人们理解中东变局的发生原因和影响等问题提供了洞见。不过，现有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些研究大多属于结构层次，专注于政治精英的解释，从中能看到全球经济实力分配的变化、全球经济观念的变动、各国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各国政治精英的联盟与背叛等结构层面的变化，能部分解释中东变局“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但对于政治主体是“谁”、政治过程是“如何”展开的、政治变局是“怎样”实现的等问题，它们往往不予关注，或只能提供很少的启发。因此，为了对中东变局的政治主体、政治过程、动员机制等问题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在强调和研究导致中东变局发生的结构性因素的同时，我们还有必要对中东变局的动员过程进行细致考察，并对其发展轨迹进行仔细检视。

二 解释中东变局的一种初步分析框架

本文的目的在于尝试通过分析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发展动力与发展机制，以构建一种能对其产生和发展机制进行合理解释的分析框架。本文具体回答三个问题：中东变局是否真的无迹可循？ 中东变局是如何展开的？ 中东变局中的抗议者为什么能够凝聚起对抗政府的力量？前两个问题涉及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与发展动力，而第三个问题则与中东变局的发展机制密切相关。为了尝试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回答，本文以从 2011 年 1 月 25日持续到 2 月 11日的埃及变局为例进行说明。之所以选择这一案例，主要是考虑到埃及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和埃及变局在中东变局中的意义以及埃及相对而言比较开放、研究资料比较丰富等因素。埃及在中东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毋庸多说，其内外政策和政局发展往往有引领性的作用；采用案例研究的有效性在于：中东变局在短时间内能迅速蔓延到多个中东国家，说明这些国家共有一些导致该事件得以发生和发展的结构性和过程性条件。对于结构性条件，如前所述，现有研究做了大量的研究：如各国政治体制的相似性、中东国家政治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相似性、共同的阿拉伯语使得中东变局极易传播等；然而，过于重视结构性因素，导致过程性因素处于未被关注的地位。以埃及变局为例进行深度研究，兼论其他国家的抗议活动，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中东变局共享的过程性因素。本文的解释路径可参见图1所示。

这里提出的解释中东变局的分析框架，试图突破中东研究的“现状偏见”、“精英偏见”与“结构偏见”倾向。研究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发展动力与发展机制，可以有效地将这些偏见遮蔽的中东政治所发生的变化、普通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及在这些参与中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展示出来。在对中东变局发展过程的研究中，本文主要考察了埃及及其他中东国家近十年来出现的社会抗争活动及其对中东变局带来的影响。21世纪以来，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中东国家发生了许多规模较小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并未带来中东政治生态显著和重大的变迁，但这些社会抗争活动构成中东变局的先导，因为它们在锤炼抗议者技巧、暴露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开辟一定的政治行动空间等方面产生了影响。除了可见的社会运动，中东地区还存在着大量不可见的社会非运动(social nonmovements)，它们与可见的社会运动一道，在中东变局的出现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也就是说，研究中东变局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不仅需要关注抗议者在变局中的具体行动，同样需要探讨此前社会运动和社会非运动的影响。就中东变局的发展动力而言，无论发生变局的各个具体国家中的抗议活动是否取得了预期目标，它们之所以引人注目和影响深远，关键在于变局中抗议者的数量众多，这是此次变局相对于此前诸多抗议活动的根本差别。各国抗议者在变局中大量动员起来，也就展示了各国民众在参与政治生活中的集体能动性，这是此次中东变局能够突破结构性限制的重要原因。在中东变局的发展机制方面，需要讨论和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在中东变局而非此前的历次抗议活动中才激发抗议者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并在参与中充分发挥了集体能动性？这一机制主要是抗议者在变局中发挥出来的政治想象。在变局中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抗议者尽管互不相识，甚至可能矛盾重重，但通过政治想象，他们将彼此视为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者，暂时摒弃彼此间的差异和分歧，从而形成一种集体身份，由此实现抗议规模的扩大。

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借鉴了国内外学界对于革命与政治动乱突发性进行解释的成果。在目前提出的解释途径中，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理性主义学派的“信息瀑布”模型。这种模型的解释机制遵循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假定，认为参与革命或抗议活动人数突发性的增加是革命和突发性动乱始料未及的关键机制。第二种是基于系统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与变化性。然而，政治领导人与经济决策者往往持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目的，即试图通过控制变化与波动来维持政治或经济体系的稳定。然而，没有变化就没有信息，稳定表象下面的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政治或经济体系在短时间内的急速改变，这种改变的表征就是某种突发性事件的出现。第三种观点来自于后结构主义。这种观点否认实证主义式逻辑观和因果观在说明政治秩序突发性崩溃上的有效性，拒绝基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社会秩序与身份形成的说明。例如，有的后结构主义秩序观从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处受到启发，认为社会秩序的突然崩溃是因为行为体身份的改变，而改变的机制来自于行为体的社会或政治想象。想象的意义在于：任何政治身份都不可能稳定和完满，而是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中。在不同的情势和社会过程中，行为体可以通过想象以不同的主体位置出现。当在特定的情况下不同的行为体经验为同一个单一的经验行为体，它们就有可能产生政治能动性。进而，当政治能动性激发出集体能动性，那么社会秩序就可能受到挑战，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颠覆既有的社会结构，从而形成革命。以上这三种模型虽然遵循的假定各不相同，理论归属也有明显的差异，但它们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信息瀑布”模型和后结构主义秩序观注意到了政治变局中集体能动性的重要性；系统论变局观强调政治过程和政治变化的意义；后结构主义革命观还强调了政治想象在激发行为体能动性方面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