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纪：埃及宪政变局带来的启示

2011年1月，埃及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迫使执政近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下台，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标志性事件。3年过去了，埃及仍然没有走出政局动荡、社会分裂、民生艰难的困局，国家和人民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前景。

风云变幻的宪政之路

穆巴拉克倒台之后，埃及经历了一段革命胜利后短暂的“蜜月期”，人们欢呼胜利、显示团结、享受自由，热切期待国家的一切都变好。

埃及政权更迭反映了人民寻求变革、发展的愿望和诉求。美国对埃及事变并非一开始就支持，因为变革浪潮冲击的是亲美政权。美国的态度，经历了从茫然犹疑到看风使舵的转变。眼看旧政权倒台已成定局，美国总统奥巴马站出来说话了：“埃及政府必须制定一条迈向真正民主制度的可信、具体和毫不含糊的路线”，“愿意提供埃及一切必要的援助，争取以可信的方式向民主过渡”。英国《金融时报》也以《别阻碍埃及走向民主》为题，解释了“在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建立一个还算成功的民主政体的好处”。按照西方的说法，埃及只要建立起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政体，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动乱中接管国家事务的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宣布解散旧议会、中止旧宪法，并任命了宪法修改委员会。2011年3月，以限制总统权力为主要内容的宪法修正案公投通过。2011年11月至次年1月，埃及举行人民议会选举，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自由与正义党赢得议会总席位的近一半，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2012年5月到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自由与正义党推举的候选人穆尔西赢得选举，被公认为埃及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新总统就任后即主导制定新宪法，同年12月，经过两阶段全民公投，埃及新宪法以63.8%的支持率获得通过。至此，埃及有了经全民公投通过的宪法，产生了民选议会和民选总统，在形式上完成了向宪政民主体制的过渡。

然而，仅仅过去一年时间，埃及风云再起，开罗解放广场再次民怨沸腾，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席卷全国，不过民众这次反对的已不是旧政权，而是他们一人一票选出的新总统。2013年7月3日，穆尔西主政刚满一年之际，埃及军方以“顺应人民的要求”的名义，罢黜穆尔西并扣押他，中止新宪法，任命临时总统，宣布将重新举行大选。世人评论：埃及的宪政民主之路又回到了原点。

治理国家与赢得选举是两回事

对埃及宪政变局的原因，各方舆论作了大量分析和评论。

穆尔西施政失误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穆尔西代表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有着80多年历史的伊斯兰组织，长期遭受当局压制，屡遭镇压，几经沉浮，但深耕基层，服务百姓，在埃及社会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它能赢得选举的原因。但赢得选举是一回事，治国理政是又一回事。穆兄会长期在野，几度处于地下秘密活动状态，因而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和人才。大学教授出身的穆尔西高喊着“复兴，人民的意愿”和“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等竞选口号上台，但主政后却难以兑现承诺，他在遭罢黜的最后时刻也承认自己施政上有失误。舆论对他的批评，包括政策缺乏包容性，“把国家的事业和穆兄会的事业混为一谈”，逐步失去世俗社会政治力量的支持；把自己同军方、司法系统、旧官僚等各方关系都搞僵，更换军方高层，解除总检察长职务，不到一年就两次改组内阁，多次撤换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以致四面树敌；热衷于争夺权力，两次发布扩大权力的总统令都被驳回，颁布为总统扩权的“宪法声明”招致强烈批评，被指像一个垄断权力的“新法老”，并最终引爆抗议浪潮。

混乱局面客观上给穆尔西施政造成困难。政权更迭打开了埃及社会矛盾的“潘多拉盒子”，社会分裂加剧，夫妻反目、邻里成仇屡见不鲜，罢工、游行此起彼伏，广场、街头“你方唱罢我登场”，宪政民主沦为广场政治。穆尔西执政一年间，仅记录在案的示威游行就达9000多次，真可谓国无宁日。面对乱局，穆尔西深陷“两难”：总统不集中权力就无法有效施政，集权则被攻击为专制独裁；国家治理需要稳定局势，公民自由又不能压制；面对乱局，不作为反对派会批评政府无能，动用警察又被指责为镇压民主；管理国家需要有经验的官僚，旧政权又必须加以清算；不撤换旧官员无法政令畅通，任用自己阵营的人又被指责为任用亲信；媒体舆论一边倒地支持反对派，打压媒体则会犯干涉新闻自由之忌，等等。实事求是地说，埃及总统真的不好当，穆尔西的活儿真的不好干。

归根结底，是国计民生不见改善。穆尔西主政之初，也曾提出过“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等经济改革计划，但一年后盘点，改善经济民生的目标基本都没有兑现。经济增长率重挫至2.2%，远低于政权更迭前5%以上的水平；失业率从9%攀升至13.2%，24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达40%；外汇储备锐减，本币贬值，外债和财政赤字激增；物价上涨超过8%，生活成本提高；停电成了家常便饭，加油车辆排长队苦不堪言。究其原因，埃及经济高度对外依赖，而国家不稳定，外资不断外逃，旅游业等经济支柱产业遭受致命打击；经济恶化和民生艰难，反过来造成民众抗议示威不断，政局动荡更甚，形成恶性循环。经济搞不好，民生无改善，是人民抛弃穆尔西的根本原因。

西方舆论大多批评埃及军方在宪政变局中干政，其实，如果不是军队发挥作用，埃及现在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穆巴拉克倒台，军方倒戈起了决定性作用；政权更迭之初的乱局，没有军队根本收拾不住；选举之后向新总统移交权力、穆尔西改组军队高层，军方表现总体上顾全大局；军方罢黜穆尔西并稳定局势，顶住了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透过军方这些作为，人们看到的是埃及军队对国家利益的忠诚。正因如此，军队在埃及国内深得人心、广受拥戴。

形式大不过内容

埃及宪政变局带给人们诸多启示，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启示之一：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过来给经济以巨大影响。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面”，政治变革的深层原因都在经济。埃及等西亚北非国家爆发“阿拉伯之春”，尽管起因、过程和结果各有不同，但都以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大背景。美欧危机共振导致世界经济全面下滑，各国都感受到巨大冲击，这是经济十分脆弱的埃及等国发生剧烈政治社会动荡的根源。穆巴拉克倒台之前，埃及物价飞涨，尤其是食品价格涨幅过高，2008年就曾因面包供应短缺而发生暴动；失业率上升，尤其是青年群体失业率居高不下，2010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失业率达到18%；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贫困率为41%；经济结构畸形，旅游、侨汇、苏伊士运河收入、石油天然气出口这四大经济支柱全都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穆尔西主政后，这些问题一个都解决不了，有的还在恶化；解决问题需要时间，但民主变革激荡起民众情绪化，根本容不下“耐心”这种东西，一些紧迫的国计民生问题因政治纷争被放在一边、不见改善。这是新政权迅速失去人民支持的主因。

启示之二：宪政是形式，国计民生才是治国理政的实质性内容，形式大不过内容。任何国家，制定和施行宪法的目的都应该是为了国家好、人民好，是为了保证良政善治。宪法可以修正，而人民是永恒的，宪法归根结底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任何政治制度，如果不能持续增进人民福祉，都注定要被改变；任何政治变革，如果不能有效改善国计民生，都注定不会成功。民生不光是衣、食、住、行，也包括尊严、安全、权利、自由，但衣食住行毕竟是第一位的，解决好衣食住行问题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西方宪政模式过分强调形式、程序，而忽视了内容、实质，搞形式至上、程序至上，使宪政程式化、公式化，实际上导致宪政的异化。埃及的宪政变局表明，公投、普选等等都保证不了宪法的权威和政权的稳定，形式终究大不过内容，徒有其表的宪政是根本靠不住的。

启示之三：民主在前进，衰退的是西方模式。冷战结束后，西方大举向世界推广西式民主。一些国家按照西方模式实行政治改革，但带来的不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而是政党林立、政局动荡、社会分裂乃至国无宁日，既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贫富分化问题，无休无止的政治纷争反而祸害国计民生，引发民众对西式民主制度的不满和鄙视。近年来，西方兴起“民主衰退论”，一些学者看到“民主化的失败并非个案，许多民主国家在过去20年间接连倒下”，因此认为“民主制度正在全球范围内大举衰退”。其实，衰退的只是西方民主模式，而各具特色的民主正在世界各国蓬蓬勃勃地发展进步。“阿拉伯之春”迄今带来的结果并不美好，但它反映了西亚北非地区人民的民主觉醒，代表了他们追求发展进步的美好愿望，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埃及变局带来的警示是，发展民主必须走自己的路，照搬西方模式会吞下水土不服、自取其乱的苦果。

埃及政局还在动荡中演进。按照临时总统曼苏尔颁布的宪法声明，临时政府组成50人修宪委员会，对穆尔西主导制定的宪法进行修订，经过激烈争论、逐条表决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并将于1月中旬再次举行全民公投。我们衷心希望埃及稳定下来，我们真诚地为埃及人民祈福。

来源:《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