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科恩：埃及的崩溃是美国的战略失败

伦敦――在达沃斯，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对伊朗问题长篇大论，对叙利亚问题长篇大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更是大谈特谈。但对于埃及，他一个字也没有提。

这是一个明显的缺漏。埃及是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重要阵地，约有四分之一的阿拉伯人住在这个国家，现在它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三年前，埃及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象征着年轻的希望和反独裁的变化，现如今，聚集在这里的埃及人却在大声疾呼，让一名有着新法老气质的军界强人去蹂躏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恐怖分子”。

但是，虽然在达沃斯的这次演讲中，克里的主旨是反驳他称为“撤离的讹传”――即美国变得厌战并开始从中东撤退的说法，但却对埃及一字不提。这个国家是美国的盟友，美国每年为其提供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部分已暂停），它象征着美国对中东变得更包容、更大度、更民主的希望如今遭到了抛弃。

沉默很能说明问题。奥巴马政府曾经到处插手埃及事务：它短暂地支持过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然后转而支持罢黜他，之后努力与穆兄会及其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建立关系，接着又支持了导致穆尔西六个月前下台的军事政变（美国没有把它称为政变），最后，按照克里去年8月的说法，美国声称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将军(Abdul-Fattah el-Sisi)为首的军方是在“恢复民主”。

这种“恢复”实际上涉及了对12月25日被定性为恐怖组织的穆兄会进行严厉打击，对任何不屈从于塞西的人进行严厉打击，塞西的残暴新秩序已经导致逾1000人丧生。它还涉及迅速采用一部由50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起草的宪法，其中只有两名成员来自伊斯兰政党代表，所以，它就像是穆尔西时期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起草过程的倒影。

这部宪法本月以98.1%的高支持率获得批准，这个数字让人想起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那些“选举”。事实上，仅有38.6%的埃及人参与了投票，其中98.1%投了赞成票，大多数埃及人或者被恐惧吓倒（穆兄会），或者因绝望放弃（“Twitter世代”年轻人，是他们点燃了解放广场的革命），或者只是变得漠不关心：所谓包容性不过如此。

埃及就是克里试图反驳的“美国撤离论”的最生动例证。相比于美国区区10亿美元的援助，相比于它对埃及官员的训练，以及带着虔诚的表情对埃及不论性别、信仰、种族或政治派别地为其所有公民提供平等权利表示支持，沙特和阿联酋为塞西提供的数十亿美元支持显然更具说服力。在最重要的阿拉伯社会，当革命落败于军方和伊斯兰主义者（对于高声叫嚷的亲塞西群体来说，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恐怖分子”）令人熟悉的、枯燥无趣的斗争时，美国却一直在观望和犹豫。

埃及的崩溃是美国的一大战略失败，就像在叙利亚的“红线”也不是那么红一样，它显然也发出了美国在撤退的讯息。塞西会参加总统竞选，并以萨达姆式的高支持率获选，现在似乎已成定局。即便他不这么做，上台的也会是他的傀儡。

我在开罗的同事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用一个精彩而令人沮丧地句子概括了这一切：“周六，成千上万的埃及人通过为一位军事领袖举行集会的方式，庆祝了反专制活动的三周年纪念日，这位军事领袖罢黜了该国的第一位民选总统。”

穆罕默德・索乌坦(Mohamed Soltan)的父亲就是这名军事领袖的受害者之一。索乌坦是一名26岁的美国人，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去年八月在开罗遭到拘留，他父亲是埃及人，也是穆兄会成员。他给奥巴马总统写了一封令人沉痛的信，最近他的家人公开了这封信。索乌坦坐在一间“拥挤的地牢”里，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接受枪伤手术，做手术的医生是一个拿着钳子的狱友，他心想“会不会今天就是我的美国人身份发挥作用的日子”，那样“埃及当局将别无选择，必须把我当一个人来对待”。

索乌坦仍在等待。很多埃及人也在等待，他们希望走向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而不是回到关押着无数政治犯的社会。

1月初我去过开罗。在吉萨的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外，一个西方游客也没有。眼见很多出租骆驼的小贩没有生意可做，出于同情，我去骑了骆驼。旅游业曾是埃及的经济支柱之一，如今已支离破碎。它反映了一个伟大国家的悲惨现状。

人们责怪很多人――奥巴马，倒霉的穆尔西，偏执多疑、争权夺势的穆兄会，控制欲强的埃及军方。但我最先要责怪的是那些吵吵嚷嚷的埃及自由派，他们为罢黜穆巴拉克而战斗，但却没有给民主一个机会。

翻译：土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