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欧洲能从乌克兰学到什么？

5月底的欧洲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舆论更应关注乌克兰局势。亚努科维奇团伙舍弃加入欧盟的机会，转而与俄罗斯交好，2月下旬引发抗议，最终导致政权颠覆。不出意料，许多左翼人士听闻大规模抗议，便开始教育贫穷的乌克兰人：他们多么无知，直到今天还在美化欧洲，不知道欧洲已经在衰落！他们根本不懂，一旦加入欧盟，乌克兰便可成为西欧的经济殖民地，就像今天的希腊一样。

这些左翼人士不明白：乌克兰人并非不知道欧盟的真实情况。乌克兰完全了解欧盟的经济困境和贫富差距，他们发出的信号很简单：乌克兰人的处境更糟糕得多。欧洲的问题――经济波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都是富人才能遇到的问题。别忘了，希腊虽陷入困境，非洲难民仍然蜂拥而至，让右翼爱国人士大为光火。

更重要的问题是：乌克兰抗议者所捍卫的“欧洲”究竟何指？欧洲不能简单化约为单一图景：从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到艾蒂安・巴里巴尔所谓的“平等的自由”（égaliberté，这是欧洲对全球政治想象的一大贡献），欧洲具有丰富的政治图景，虽然其体制已经越来越不相称。遍历从极左到极右的政治光谱，如果还相信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是唯一选择，那这人得多天真！因此，欧洲应当从乌克兰抗议看清自身的优、缺点。

乌克兰右翼民族主义是死灰复燃的反移民、宗教性的民粹主义，这些人自诩为欧洲的捍卫者。G.K.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一个世纪前就在《回归正统》（Orthodoxy）一书中指出新右翼分子的危险之处。他描述了宗教批评者的悖论：“那些以自由、人性的名义与教会开战的人，只要一有机会打击教会，就会抛弃他们的自由与人性。”宗教的捍卫者不也是如此吗？有多少疯狂的宗教分子恶毒攻击当代世俗文化，最终自己却抛弃真正的宗教修行？那些拼命捍卫欧洲、呼吁抵制外来移民的人不也是如此吗？他们狂热地保护欧洲的基督教遗产，追随者们却早已抛诸脑后。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主流自由主义者告诉我们，最基本的民主价值正受到民族、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我们应该团结在文化包容、自由民主的捍卫者周围，能挽救多少就挽救多少，别再去想什么激进的社会变革了。那么，乌克兰抗议者们还在强烈要求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欧洲梦，究竟前景怎样？没人能知道加入欧盟的乌克兰未来将会如何，不过，财政紧缩政策肯定会在打包的计划之内。

苏联1980年代有个著名的笑话，一个名叫拉比诺维奇的犹太人想要出国移民。移民办公室的官员问他为什么，拉比诺维奇回答：“两个理由。一，我担心共产主义者将要下台，新上台的政治势力会把共产主义者犯下的罪行怪到我们犹太人头上，然后又会出现反犹运动……”话没说完，官员就打断他：“胡扯，苏联不会变天，权力永远掌握在共产主义者手里！”拉比诺维奇平静地答道：“嗯，这就是我的第二个理由。”

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笑话可以换成危机当口的乌克兰人和欧盟财政官员。乌克兰人抱怨：“我们乌克兰陷入恐慌的理由有两个。一，我们担心欧盟会迫于俄罗斯压力而抛弃我们，坐视国内经济崩溃……”欧盟官员打断他：“但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不会抛弃乌克兰，我们会好好掌控，给你们出谋划策。”乌克兰人平静地答道：“这就是我的第二个理由。”

没错，基辅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们是英雄，但真正的战役才刚刚打响：为创造新的乌克兰的奋斗。这场战斗要比对抗普京更为艰难。问题不是说乌克兰配不配得上欧洲、够不够格加入欧盟――而是说，今天的欧洲还配不配得上乌克兰人的赤子之心。

如果乌克兰最终沦为民族原教旨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结合体，寡头肆虐，那就和今天的俄罗斯（或匈牙利）无甚差别。政治评论家们宣称，欧盟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没有给予乌克兰足够的支持，欧盟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回应不够坚决。但更加深层次的支援应该是另外一种：乌克兰从未获得跳出社会经济困境的有效方案。欧洲首先应该改过自新，重申其具有解放意义的核心价值。

伟大的保守主义者T.S.艾略特在《试论文化的定义》（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写道，有时候只有两种选择，另立宗派或离经叛道；有时候保存信仰的唯一途径是与寿终正寝的组织道别。这就是我们今天唯一的契机：只有与旧欧洲的残骸进行“教派分离”，才能保存“平等的自由”这一欧洲思想遗产。分裂以后，我们视若天命、板上钉钉的危机原因将会显露出来，也即所谓的全球新秩序和“现代化”进程。总而言之，倘若世界新秩序是无法讨价还价的天命，那欧洲就会从我们手上丢掉。所以，欧洲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大胆向前。必须先有新欧洲，乌克兰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是乌克兰要向欧洲学习，而是欧洲自己要向乌克兰人看齐，拥抱抗议者们的梦想。

（本文2014年4月8日原载inthesetimes.com网站，原标题What Europe Can Learn from Ukraine；朱新伟/译）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