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埃及革命死了吗？

远离开罗市中心的新城，一栋私人别墅正举办泳池派对。眼前的景象很容易让人相信：埃及革命完蛋了。曾经在解放广场摇旗呐喊的中上阶层青年，穿着清凉，嬉戏水中，打开整箱整箱酒精饮料，高声讨论烧烤用哪种酱汁更好吃。除了熟人介绍，参加派对还有一个条件：不谈政治。

“通往自由的大门是红色的”

即便一年多前，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总统穆尔西执政时期，这群年轻人还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时局。他们的年龄在22－32岁左右，有记者、商人、公益活动者、音乐人以及反对党党首阿曼・努尔的儿子。穆巴拉克执政晚期允许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聚而议政并不陌生。但是2013年夏天，军队铁血镇压穆兄会，废黜民选的穆尔西，接着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泳池边的年轻人对穆尔西绝无好感，但又一轮政权交替让他们看清楚：三年前开始的革命，完成的只是权贵洗牌，人民仍然没有权力。年轻人厌倦了政治，他们说“需要休息”。

但是，如果你厚着脸皮追问，会发现革命仍有惯性，彻底放弃也不容易。商人和公益活动者走出城市，帮助埃及农民，把蔬果产品卖到开罗富人区扎马利克岛，绕开抽取大量利润的中间商。他们还引入欧洲专业人士，教农民种植附加值更高的有机产品。“刚开始他们以为我是间谍，”萨拉・诺瓦亚是别墅主人，第一次下乡充满挑战，农民们不明白这个城里来的姑娘要干什么，等到产品卖出高价，农民们才欢喜起来。埃及劳动人口中，96%参与农业。而三年前反对穆巴拉克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集中发生在大城市，城市中产与农民之间向来缺乏联系，无法形成改变社会的共识。

泳池派对上还有一名女记者，在一家刚刚开办了十个月的新闻网站工作。她说，该网站对塞西的负面报道不做自我审查。过去一年多来，埃及记者经历了连穆巴拉克时期都不能相比的严酷，无数人被抓被关，甚至有人遭蓄意枪击身亡――军方说是穆兄会干的，受害者同事则坚持说，亲眼看见是军警开枪。在这样的气氛中不妥协，眼前这个刚刚从泳池爬上岸的女孩，勇气可嘉。

另一名从事家族建筑生意的中产，三年前给我看示威中受伤的手，骄傲地引述阿拉伯诗人艾哈迈德・邵基的句子：“通往自由的大门是红色的。”如今，他摇头感叹：“太多的血，但门还没有开。”

让2011年革命的始作俑者――城市中产最感失望的，是革命初衷被遗忘。三年前广场上的口号几乎全是“自由、尊严、公义、反腐”，而不是为了“面包”，但三年动荡、经济停滞之后，埃及人仰望军人出身的塞西：“给我面包吧，其他都不重要”。

即便如此，这名建筑师也没有停止“推门”。他和朋友集资开办视频网站，用动画讲述民主制度的运作、介绍埃及历史。部分视频上传后获得的点击超过了一百万。

当然，跟埃及过去三年来贪腐加剧、动乱不休的事实相比，中产青年们深化革命的努力微不足道: 萨拉・诺瓦亚的项目到目前为止，仅仅帮助了十个农民。女记者坦言，网站敢说话，是因为影响力尚微，没有引起官方重视。

萨拉・诺瓦亚朋友圈里有人在2011年后反对军方或穆兄会的抗议中受伤、牺牲，更多人离开了埃及，移民欧洲或者美国。留下来的人则在用自己的方式“做事”，不愿评论政治。埃及青年中也不乏试图直接改变政治的组织，如“麦哈利亚”，阿拉伯语意思是“地方”，参与地方议会选举，倡导“本地事务本地人解决”。最近更新的Facebook上，“麦哈利亚”呼吁清除亚历山大某居民区的垃圾堆。

诺瓦亚希望，二十年后，曾经为革命付出代价的人，会占据社会重要岗位，推动埃及真正的改变。

听上去，这似乎是中东版的“68一代”。“68一代”指的是欧洲左派学生运动，他们喊着“Marching through institutions（进入体制内部寻求改变）”，二十年后重写欧洲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但是“68一代”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助力，是二战后欧洲经济迅猛发展。在埃及，如果变革的愿望是翅膀，那翅膀下面还没有劲风吹拂，社会的经济条件、权力对比，都没有做好迎接实质性改变的准备。

但是，2011年埃及发生的抗议示威，赶走了稳坐三十年的统治者，在埃及社会中不可能连影子都没有留下。新当选的总统塞西清楚，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埃及。今年总统选举投票率低迷，已经说明中产阶级无言的不满和宗教组织沉默的抵制。官方刻意延长投票时间，威胁缺席者罚款500埃镑，也未能刺激投票人数大幅增加。

就连塞西的支持者、埃及国家通讯社总编阿来・希来勒都说：“塞西非常紧张自己能不能做得好，前两个总统都在监狱里，做不好的下场非常明确。”

穆巴拉克下台三年后，仍然很难预测埃及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军方把穆兄会打翻在地，也向人民展现了铁腕。但是民间个体意识增强，世俗青年积蓄力量，各种势力此消彼长，谁都有所顾忌，谁都吃不掉谁，谁都无法单独把埃及带入未来。

中东民主失败是美国之过？

塞西该怎样权衡自己的角色？埃及能够走入真正的民主吗？阿拉伯兄弟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近况，仅供参考：马利基政府孱弱，无法实现稳定。恐怖袭击没有因为议会选举而减少，叛军攻城掠地，逼近巴格达。没有安全的民主，缺乏说服力。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炫耀强势，内战如火如荼之中，举行总统选举，以自欺欺人的88.7%高支持率当选。现实残酷，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取向，却导致同一种结果：太弱，或过于强势，都无法避免社会动荡。

叙利亚复兴党看似掌控一切，但正是始于前总统老阿萨德的铁血政策，激发了民间仇恨。1982年哈马市穆兄会起义，阿萨德调动坦克屠城，死亡数万。今天叙利亚内战最激烈的城市，正是当年穆兄会遭到最严酷镇压的地点，反对军也可看作复仇军。2000年巴沙尔即位之初，为了缓解社会积怨，放开言论，释放政治犯，但在短短六个月之后，巴沙尔就受不了改革快马脱缰之势，他转而关闭非官方团体，抓捕异见领袖，“大马士革之春”昙花一现，伤了知识分子对巴沙尔的支持。

人们常常把中东乱局，归咎于美国鲁莽输出民主――仿佛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中东是一片和平乐土。能源储备、战略要地、教派冲突，古老的诅咒从来没有止歇。“阿拉伯之春”后续动荡，是民主的变革之力，敌不过旧矛盾的破坏力。

而美国真的有心在中东推进民主吗？

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在“昆西号”巡洋舰上的最初相识，缘起于石油。会面之前，美孚石油已经取得在沙特的独家开采权。但美国真正介入中东事务，要等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英国无力维持在中东的存在之后。从那时起，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一直是能源，与之交换，是提供安全保障。2001年“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才提出“自由中东”计划，推进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试图以此消除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威胁。2003年大军直取伊拉克，宣示美国有能力介入中东一切事务。但它的民主推进计划，始终看人下菜碟，受制于美国对中东政权的依赖程度。

二战结束，美国为西欧送去“马歇尔计划”，是二十年后欧洲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某种程度上支持了“68一代”的成功。但是在中东，美国资金投入顾忌重重，对埃及的每年15亿美元援助多用于军事。美国虽然不断敲打中东各国人权状况，多数时候还是默许油库上的政权，稳定压倒一切。

中东民主起源也与美国无关。北非地中海国家的政治制度，受欧洲影响早于美国。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启了中东近代史。埃及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便诞生了第一部宪法，照搬欧洲议会制。美国民主对近代中东的影响，更多在生活方式。美国流行文化在中东民间的受欢迎程度，远胜美国大兵。

随着页岩气和替代能源革命，美国势必减少在中东的政治与经济投入。叙利亚政府越过不使用化武的“红线”，奥巴马却撤回弦上之箭，拒不出兵，动摇了美国在中东的历史地位。谁是今日中东的主人，成了沙特与卡塔尔之间的较量。沙特援助埃及，十倍于美国，也不吝资助民生。卡塔尔支援叙利亚反政府军，收留穆兄会流亡者，还正式承认加沙哈马斯。两个非民主国家，展开金钱较量，不知会给中东带来怎样出人意料的变化。

社会变革总是复杂多面，很难用“好”或“坏”一言以蔽之。即便在伊拉克，民主声名狼藉，一无是处，但萨达姆倒台，至少减弱了人们对威权的恐惧。今日伊拉克媒体开放，人人发声。当地中国公司说，明显感受到伊拉克“企业文化改变”，不再是一个上司说了算。这对能源生意来说，也许少了便利，但大部分商业都欢迎更加公平的竞争。

回看三年前的“阿拉伯之春”，除了个体觉醒，似乎没有带来太多积极改变，反而付出无数生命代价。人们常常相信，社会一定要准备好，才能实现良性变革。但问题是，变革的一大特征，就是“难以预见”，它总在多种力量、复杂因素交织下，突如其来。如果说埃及革命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至少在2011年十八天示威中，它证明了一个相对开化的社会，一个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公民社会，在变革来临的时候，很可能避免内战，实现相对平稳的转身。而像巴沙尔、卡扎菲那样刚愎自用的统治者，没有给社会留下一丝空间，无法预见战争的来临，更不知该如何终结。

（作者简介：周轶君，前凤凰卫视记者，现自由撰稿人。曾在埃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以色列长期生活。2002年6月，出任中国新华社驻巴以地区记者，成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多次采访过阿拉法特、阿巴斯、亚辛等中东关键人物，著有《离上帝最近――女记者的中东故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