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会荣：论中亚国家整体发展进程

【摘要】通过对中亚国家发展进程的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文章从中亚国家发展进程的总体特征――矛盾性和脆弱性以及发展态势――多样化和碎片化入手阐述了中亚国家发展的共性和特性。矛盾性和脆弱性的背后折射出中亚国家作为新生独立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两难，它们需要国际社会给予尽可能多的尊重、包容与帮助。多样化和碎片化的态势给中亚国家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与挑战，中亚地区运行的国际合作机制在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效率不高。它们对于中亚国家之间的矛盾或者不愿意触及，或者无力解决，或者利用矛盾，导致局面没有改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中亚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它无疑将给中亚国家带来互利共赢，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这也是周边邻国与大国的利益所在。

【关键词】发展进程;中亚;矛盾性;脆弱性;多样化;碎片化

一位日本驻中亚国家的大使在离任时曾向记者说起自己对中亚的感受。他说，当他来到中亚第一个月后，他觉得他可以写一篇关于中亚的文章。一年以后，他觉得他可以写一本关于中亚的书。而当三年过去后，他觉得关于中亚他一个字也不敢写了。可能研究中亚的学者也有类似的体会。中亚研究的“处女地”很多，让不少初来乍到者很快产生一种开垦的冲动与激情，但时间久了以后，便逐渐意识到中亚问题的复杂性，想要说清楚一个具体的问题并不容易。

中亚国家独立已有21年，在地区形势复杂多变的表象下，是否隐藏着一些常态性、趋势性的东西呢？或者说，中亚国家的发展进程有没有区域特征，即共性？它们各自的发展进程又有怎样的独特性？

中亚独立已有21年，发展现状如何？本文将尝试从中亚国家发展的总体特征――矛盾性与脆弱性以及地区整体态势――多样化与碎片化入手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一、矛盾性

矛盾性指的是，主体与客体互动时主体的主观意向与客体的需求或客观条件无法匹配，主体在两难的困境下做出选择，主体的心态和选择的结果都是矛盾的。从时间维度看，中亚地区的发展史可以看做是一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斗争史。中亚居民作为主体在被伊斯兰化、被突厥化、被俄罗斯化、被独立、被博弈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主宰自己命运的努力。正是由于这种不懈的努力，中亚的主体性才从模糊变得清晰，由弱趋强。有学者称“从中亚自身来说，历史与地缘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主体性不稳固的、依附性较强的存在”。[1]从空间维度看，矛盾性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各个方面。

（一）政治层面

在政治方面，矛盾性体现在中亚国家的不同阶层对于政治发展道路存在很大的争议。这种争议的背后是维护政权稳定与开展政治改革（政治民主化）两个方向的角力，归根到底是利益的博弈。对于执政者来说，维护政权的稳定是任何改革的前提。这里的稳定与西方所坚持的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的稳定是不同概念。中亚国家的执政者支持政治改革，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但他们担心改革可能导致动荡，因此不得不小心谨慎。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他们只支持能够赋予他们更多权力和利益的民主化。下层民众对于财富分配机制的不满最多，他们是最希望变革但又对“假变革”心存恐惧的阶层。因为如果上层打着变革的幌子把利益和资源更多地向上层聚拢，他们的日子会更难过。反对派在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上喊得最响，但它们实力很弱且不团结。他们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有的是真希望推进政治民主化，有的是借着民主化旗帜搞政治投机，还有的想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西方国家在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给予中亚国家领导人很大的压力，对他们提出各种要求，如搞总统选举、释放政治犯、建立民主和人权机构等。他们还支持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影响社会政治发展。“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不能说是西方国家一手搞起来的，但是西方国家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的催化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对于“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如此紧张，第一时间采取了诸如清除西方设在本国的非政府组织、关闭西方的一些网站等防范措施。因此，即便是西方国家真正想推动政治民主化，那么也存在方式方法和度的问题，如果方式不当，可能起到相反效果，不仅使中亚国家的内部问题复杂化，而且危害到它们的主权。另一方面，实践表明，西方国家并没有全心全意、始终如一地致力于推动中亚国家的民主化。民主经常被用来当作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甚至被弃之一旁成为牺牲品。中亚国家对此认识得很清楚，虽然它们都是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为蓝本开始社会政治转型的，但它们都坚定地认为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民主，反对外来干涉。在中亚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中政治民主化问题如同骨鲠在喉。

有关政治发展道路争论的背后是传统与现代两种政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尽管中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建立民主国家的目标，但什么样的民主国家才符合本国国情，以何种方式向现代民主国家过渡，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所谓的传统派与现代派存在很大的分歧。中亚国家的执政者都认为本国已经是民主国家，反对外国人指手划脚。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部落、血缘、地域等传统要素在政治生活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称中亚国家正在经历着“再传统化”。在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互动的过程中，中亚国家基本上经历了建立总统制（以制定首部宪法为标志）――巩固和扩大总统权力（从制定首部宪法到“9・11事件”发生前）――进行保守的政治改革（“9・11事件”发生后至今）的政治发展路径。除了吉尔吉斯斯坦从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外，其他中亚国家仍保持总统制，强人政治的特征依旧非常明显。

从历史的维度看，经过21年的发展，中亚国家的政治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民主政治制度从法律层面已经确立，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制度不断完善，多党政治不断发展，政权的合法性逐渐被大多数选民认同，政府和议会更加透明，媒体自由度逐渐放宽，民主、法治、人权等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当然，它们的政治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中亚国家的政治改革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不同，原因是改革的基础条件和外部条件都不一样。它们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的独立、稳定和发展，这一点决定了它们的政治改革面临着更多的困难。

2011-2012年中亚国家在政治改革方面继续发展。2011年12月乌兹别克斯坦议会上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期由7年缩短到5年。乌通过《竞争法》，对《议会下院选举法》、《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法》、《农业合作社法》、《投资活动法》、《税法》等多项法律进行修改和补充，以促进选举公平和协调经济与金融市场领域的竞争关系。2012年1月哈萨克斯坦举行议会选举，三党进入议会下院。[2]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2012年12月出台的《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中表示要加强议会的权力，放权给地方。土库曼斯坦2012年2月举行总统选举，首次允许外国观察员监督总统选举过程，别尔德穆哈梅多夫高票（97.14%）当选。2012年8月土独立以来首次建立第二个政党――工业家和企业家党。

（二）经济层面

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是同步开始的，二者的启动都源于苏联解体前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改革的初期，各国都不同程度上遇到了权力相互掣肘的问题，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局面，而后各国总统都选择了削弱苏维埃的权力、加强总统权力的道路。不过，各国的情况不同，斗争的结果也不一样。哈、乌、土三国总统实现了权力集中的目标后都明确了“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原则，相对来说经济改革迈的步子比政治改革大。塔吉两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塔国内的政治斗争激化并导致内战。内战结束后反对派的势力逐渐被排挤出政坛，反对派在局部地区势力犹存，偶尔袭击政府军，对政权构成一定压力。吉虽然没有发生内战，但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难以理顺，争斗始终不止，导致两次发生政权非正常更迭，政局不稳。在这种情况下，塔吉两国的经济改革被政治斗争拖累，虽然与国际组织积极配合，步子迈得很大，但经济都明显出现大幅震荡，暴露出政府管理低效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矛盾性既体现在追求经济多元化的发展目标与经济结构畸形化现实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在开放市场、推进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与维护经济安全之间的矛盾。

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是由苏联中央政府统一按照经济地理进行布局分工的，经济结构都比较单一。苏联解体后，旧的经济链条断裂，中亚国家不得不自力更生，寻求经济独立和经济发展多元化。然而，经济多元化并非易事，它们遇到了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方方面面的困难。为了维持经济的增长，它们不得不继续倚重资源和原材料生产，而外国投资也往往集中到这些产业，客观上加剧了经济结构畸形的状况。经过多年的努力，尽管它们在制造业、轻工业、农业等方面有了一些突破，但总体上仍未摆脱资源和原料型经济的怪圈。高科技领域、加工工业仍是它们的弱项。对能源和资源的依赖、对于外部援助和侨汇收入的依赖以及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低承受力成为中亚国家经济中各自的短板。截至目前，哈矿产品出口仍占出口总额的3/4，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和仪器、仪表的进口额仍居各类进口商品额之首。[3]天然气、棉花仍然是土和乌重要的出口商品，铝、棉花仍是塔吉克斯坦重要的出口商品，黄金、有色金属开采仍是吉的工业支柱。中亚各国独立后都致力于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目前除了哈实现粮食出口，其他中亚国家均需要进口粮食。侨汇收入分别占塔吉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7%和29%。[4]

在开放市场、推进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方面，中亚国家普遍对本国的经济安全忧虑较重，因此在“开门”的同时仍然保持较高强度的政府监管，在推进私有化和自由化方面出现反复。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两国的政府监管最强。两国都选择了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道路，对于重要的战略性行业始终保持国家控制。例如，乌国内棉花的种植和收购由国家统一安排，出口伙伴和交易价格由国家确定。外国公司在土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许可证以及人员入境签证均由土总统亲自批准。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两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程度更大一些。两国在独立初期就制定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在经济改革的方式上选择了休克疗法，很早就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私有化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法律文件。哈萨克斯坦除了铁路，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放松管制，一些能源企业处于国有与私有混合的情况。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小企业被认为是中亚国家中发展最快的，也是最自由的，占到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