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东亚共同体”概念辨识

内容提要：本文从“地理与文化”、“经济和贸易”、“政治同安全”、“法律及社会”四个不同层面，透视了东亚共同体概念的复杂多样性。文章认为东亚各国某些共同文明基因折射了奠立东亚共同体的最初基石，政治同安全层面则代表东亚地区最难解的一面，而法律及社会层面提示着深层次的合作目标。作者强调，东亚共同体的讨论与建言，不能只有单一层面指向，而应当统筹考虑、多方协作；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美国最著名的东亚问题学者之一斯卡拉皮诺(Robert A.Scalapino)曾说，东亚地区像一块绚丽多彩又令人迷惑的马赛克；“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这一地区更鲜明地说明在千差万别之中求得一致所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种族的代表性的特点、文化类型、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纷繁杂陈，其种类之多、范围之广，几乎囊括人类所见识过的全部类型”。①依笔者看，通过探讨“东亚共同体”概念，人们可以对这个复杂板块的构造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下面，我分几个层次探讨“东亚共同体”概念，就教于各位方家。

第一层次：地理与文化的东亚

地理的东亚比较容易辨识，充其量有小东亚（主要是东北亚，包括日本、中国、蒙古、朝鲜半岛和俄国远东地区）与大东亚（东北亚加上东南亚，后者涵盖今日东盟列国所在地）之别。无论如何，地理学意义上的东亚不包括南亚（印度等国）、西亚（如阿拉伯世界），也不能算入南太平洋诸国（如澳大利亚），更遑论北美（美国、加拿大）、西欧列国。

文化东亚与地理东亚的区位不谋而合，可以说，前者强化了后者的特殊定位。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文化东亚涵盖的基本上是“蒙古人种（系）”所繁衍和活动的范围，也即当今词汇学意义上的“黄种人”所主要居住的国家集群，覆盖了亚洲东部区域直至整个太平洋西海岸线一带，代表着人类最古老、富有特性的文明形态之一。所谓“儒家文化”、“日本文化”或“高丽文化”等说法，不过是不同时期文化东亚在地区内部不同部分的不同表达而已。不论这一区域内各国有哪些差异，东亚人民在肤色长相、语言文字、饮食习性、建筑风格、性情偏好等方面的类似性是不难发现的。

地理与文化的东亚是定义“东亚共同体”范畴的原始基石：不论这个基石上建立的大厦最终是什么样式，我们不应忘记它的最初根基。撇开后面将要分析的复杂变异和不得不纳入的其他因素不谈，在理想状态下，“东亚共同体”有它独特的历史基因和文化认同，有它生生不息、长久进化赖以依存的风土人情，有它为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繁荣昌盛做出自身贡献的现实优势与强大潜力。正如人们说“西欧”概念时不会把巴西或墨西哥等美洲国家放进去一样，我们在讨论“东亚”／“共同体”的复合范畴时，首先应当看到和指认地理及文化意义上的东亚概念。这既是构造多层次东亚共同体的第一步，也是文明学意义上防备任何沙文主义傲慢态度之所需。

重要的是，地理东亚和文化东亚的观察角度，也为有关国家和人民建设东亚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知识和哲学思维。例如，中国古代大哲学家孔子教导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②；当代中国最有声望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③在日本、韩国以及东亚其他地方，类似的精辟思想与哲理还有很多，它们中有的需要深入发掘和更新改造（如“中和”、“中庸之道”），有的是东亚地区家喻户晓的常识（如“和而不同”），有的正在变成全球性共有知识的一部分（如上面提到的孔子教诲）。无论如何，它们共同构成了近些年人们常说的“东亚价值观”或“亚洲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处理新时代复杂的人际关系、社团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宝贵思想源泉。笔者想强调的一点是，在承认和学习现代西方文明或其他文明的各种优点长处、看到东亚地区存在的各种缺失与问题时，我们不能忘却自己的祖宗，不能丢掉传统文化的根，未来的发达世界与进步人类必须、也肯定将吸纳来自地理东亚和文化东亚的独特贡献。

地理东亚和文化东亚的视角，直接帮助各国政治家和政府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努力。例如，当日本前首相鸠山先生向本国国民和邻国同行阐述“友爱”理念时，无论战略家们如何批评这一理念的可行性，也不管叙述者本人如何把它与法国大革命时的“博爱”思想联系起来，熟悉东方文明及其话语的人会立即联想到这一地区古代先哲关于“仁爱”的重要教诲，以及积淀在东亚悠久历史里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它折射出东亚地理和文化层面一种无法抗拒又潜移默化的心理接受力，是任何重大政治和外交方略在这一区域取得成功之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

第二层次：经济、贸易的东亚

从经济层面尤其是贸易角度观察，东亚仿佛是当今全球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也是“东亚共同体”概念的主要依托层面：这个地区的民众一向以勤劳著称，特别善于学习（包括模仿其他国家的产品与技术）；区域内部各国之间在经贸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有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的国家劳动力优势巨大，有的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占有先机）；比较成本、开放贸易和相互依赖等理论学说，看上去能够在这里找到最好的应验。从更广泛意义上讲，这一地区拥有重视工艺教育和技术应用的传统，培育了市场化和贸易过程的良好基因。

在实践中，东亚各国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拥有值得赞叹的记录：先是二战后日本率先复苏，迅速壮大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20世纪80至90年代，韩国、香港、台湾等“小龙”、“小虎”，以及一定程度上包括东南亚整个次区域，发展为当时世界上取得最神速进步的新兴工业群；最近一二十年，拥有全球近1/5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闪亮登场，把一个先是近似“东亚病夫”、后来有一段很像“世界革命斗士”的东方大国，推向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大浪潮的领头羊位置。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10多年间，东亚地区投资和贸易自由化长足进展，迅速变成继西欧、北美之后全球经济的第三大“支柱板块”（或者说“希望板块”）。

推算“东亚共同体”实现的可能性，毫无疑问，任何人最先想到的，当是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性组织在经济上尤其是贸易及投资领域的集团化。虽然缺乏（譬如说）西欧联盟或者说欧共体那样具有坚实法律基础和制度框架的一体化形态，但在过去一二十年间，东亚地区关于“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互补与联合”、“十加三”、APEC等等议题和探讨不绝于耳，相关的各种试验和组合始终在摸索中推进。④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驱动下，世界各地区内部的经济联合与互补努力都有加强趋势，东亚地区亦不例外，其成就甚至不输于任何别的地区。比如，中国、日本、韩国在建立货币信托及金融危险防范体系方面，中国与东盟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方面，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建立经济合作机制方面，东盟与印度等国在建立跨东盟／印度洋合作安排方面，韩国与美国在建立自贸区方面，日本与新加坡等国在建立自贸区方面，均有显著的进展。我个人猜想，当富有个性和雄心的鸠山首相提出“东亚共同体”倡议时，他当然是首先着眼于东亚地区业已兴盛的各种经贸合作进程，并由此出发，期待把较小范围的、次区域的努力，整合成更大范围乃至覆盖整个地区的、类似欧盟的东亚协调与协作机制。

然而，现实中，不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它的邻国，对日本领导人之“东亚共同体”倡议持批评和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究其原因，主要可能有以下三点：一是这个倡议没有点明（或有意含糊了）领导权的归属，比如讲是日本还是中国或是东盟甚至韩国扮演东亚一体化的引擎（主角）；二是它没有讨论美国及澳大利亚等传统西方国家加入预期中的东亚共同体的可能性，特别容易引起美国人的疑惑及美国盟友的担心；三是它没有考虑本地区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和军事力量对峙，带有过分理想主义的色彩或纯粹公关策略的印记。这里面，后两个因素涉及跨地区国际关系和全球战略问题，前一个因素则关系到中国与日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纠葛与现实利益矛盾。鉴于无论三个原因中的哪一个都有太多争论，这里就不占用篇幅赘述。我的关键论点是：不管存在什么困难与曲折，经贸的东亚共同体肯定会不断推进，而且较其它层面（文化层面、安全层面或社会层面等）快捷、便利；坚持这一判断，政治家和外交部门在策略方针上就有议题先后的恰当取舍和投入轻重的合理把握。

第三层次：安全与政治的东亚

与经济贸易层次形成鲜明反差，从安全及政治角度透视，东亚似乎是全球范围最不可能形成区域共同体的地方，其难度不仅远大于西欧和北美，甚至超过非洲、阿拉伯和拉美等区域或次区域。不夸张地说，东亚可能是当今世界冷战遗产最沉重也最杂多的地区，突出表现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敌对状态、台海两边的不战不和架势以及美国／日本安保条约对朝鲜和（尤其是）中国为“假想敌”的防范态势。东亚地区还是全球军备竞赛的一个集中场所，按规模讲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八支军队有五支在这一区域，按质量讲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有相当多被部署在这一区域，按速度讲世界上军费开支增长最快的国家（包括台湾这样的特殊政治实体）也在这一区域。这些对峙局面各有不同的历史成因，其危险程度和麻烦程度同样有别，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威胁或削弱了东亚地区集体安全或者说共同安全的可行性与可靠性。⑤

东亚军事安全的对峙局面背后，有着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不信任感。比如说，在日本和韩国民众心中，共产党执政和“先军政治”的朝鲜甚为可怕和难以理解，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给他们不放心、不安全感；反过来，中国百姓同样对日本军队在二战侵华时留下的野蛮记录铭心刻骨、难以释怀，对于韩国也很难有像对朝鲜那样的“血盟”潜意识。即使政府和外交部门出台一些有利于地区合作与理解的措施，东亚各国的媒体仍常有这样那样的质疑和批评，把这些措施视为不得已的策略手段和外交姿态。

另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事实是，东亚地区一直存在世界上最多样最复杂的主权纠纷。例如，日本与中国之间围绕东海划界和钓鱼岛归属有分歧，韩国和日本之间围绕“独岛”（日本称“竹岛”）的归属有分歧，中国与韩国在黄海的某些水域归属上有分歧，中国与东南亚5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在南中国海及北部湾一带存在主权纠纷，东盟国家内部也有陆地边界和海洋权益方面的诸多主权纠纷。这些主权纠纷历史上就曾引发过各种对抗甚至流血冲突，而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4年生效后15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尽管战争对抗性趋于下降）。主权纠纷的长期存在，不仅干扰着相关政府和外交部门的对外合作努力，更对各国内部原本存在的排外民族主义情绪添上更多干柴，甚至火上浇油。

东亚地区多元且变动中的政治体制，似乎为实现“东亚安全共同体”命题加上了更多难以预测的变量。且不论其他国家，就我自己的国家而言，本人十分清楚中国现有政治体系的多重性与容易让人迷惑之处，它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是外人往往很难体察的；中国当然是共产党独自执掌政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正式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集成；但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哲学近些年来也在散发日益扩大的影响，所谓“国学”的称呼反映出新一代权力精英的认可；同时，自近代以来、特别是近30年改革之后，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各种思潮和文明形态的冲击，年青一代的国民尤其如此。因此，可以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