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雷夫兰卡：欧洲走向四分五裂的根源

由于欧元前景不明以及阿拉伯世界突然爆发的政治剧变，欧洲领导人均将民意调查和选举过程作为其治理的基础，并千方百计想要保住权力，即便这样做会毁灭投入如此多时间、做出如此大牺牲方得以建成的欧盟也在所不惜。

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均未曾招致如此质疑，其耻辱也未曾如此昭然若揭。对今日的欧洲国家而言，拥有一个大型的持仇外立场的政党似乎是必需的。事实上，欧洲已沿着四条断层线而四分五裂：价值观、欧元、外交政策以及领导权。如果没有彻底的改革，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土崩瓦解，从而令欧洲作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有意义之实体的未来成空。

一项缺乏动力的计划

欧洲现在的危机并非一时或短暂的：我们并非仅仅在遭遇厄运，也非受害于凭空而来的悲观情绪。要认识欧洲一体化计划当前所面临的危险，我们只需对过去的十年稍加回顾。过去与当前局势之反差深具启发意义。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投入使用后，欧盟通过了《里斯本战略》（Lisbon Strategy），承诺要将欧盟打造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竞争力和可持续性的经济体。欧盟还致力于自由、安全和公正议题上的扩张，从而使欧洲的一体化延伸至警务、司法和移民等领域，这些领域直至当时在欧洲建设议程上仍处于边缘地位。同时，为了完成最终的一体化并实现真正的政治团结以使自身在21世纪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行为者，欧盟还着手起草《欧盟宪法条约》。

但欧盟并非仅仅着眼于内部，它也放眼外部世界：它实现了欧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扩张，接纳10个中东欧国家以及塞浦路斯、马耳他为其成员国；它还做出了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深谋远虑之举，即致力于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从而架设起一座通向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珍贵桥梁。与此同时，欧盟还奠定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石：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在内，联合制止了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企图，并承诺组建一支6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在欧洲领土之外展开危机遏制和维和行动。曾几何时，随着欧元之流通、欧盟之扩大、共同宪法之唾手可得以及在欧盟理事会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领导下，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日臻成熟，每当谈及欧洲，人们心中所激起的并非厌倦或冷漠，而是钦佩。

十年之后，上述一系列辉煌成就及乐观前景远非仅仅遭遇质疑这么简单：我们承诺的是一个成功、开放的欧洲，而遭遇的却是一个尽管扩大但却日益狭隘的欧洲，一个尽管共用欧元但却日益自负且不相互扶助的欧洲，一个因惧怕外部世界、忧虑认同丧失而自我封闭、不再相信和践行其价值观的欧洲。许多人对欧盟的扩大感到后悔，且不愿再提及任何更进一步的扩张；他们对履行当初的土耳其入盟承诺兴味索然，甚至无意考虑巴尔干国家的加入。柏林墙倒塌后的20多年本应是欧洲充实内外的大好良机，但现实却大异其趣：扩张之后，我们表达了对欧盟扩大的疲劳；立宪失败之后，我们目睹了对政治一体化的厌倦；欧元危机之后，我们则见识了经济和金融的衰竭。经过10年的制度改革和反思，原本计划拯救欧洲免于瘫痪并将其带入21世纪的《里斯本条约》则湮没不闻，其成果也不见踪影。

价值观危机和政治短视

当前欧洲危机之严重源于四个离心力之聚合：仇外情绪高涨；欧元危机；外交政策不健全；缺乏领导。这几个问题平行存在，但它们都有着一个危险的通病：缺乏长远眼光。结果是，成员国之间的任何分歧，无论呈现为何种形式，均会成为零和博弈，成为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赢得胜利以便向国内民众炫耀的残酷争夺，无论这种争夺对欧洲一体化有着怎样的利害影响。

伴随着各个国家的选举，仇外势力在许多国家出现并站稳了脚跟（如瑞士、芬兰、英国和匈牙利），而在那些仇外情绪已分外明显的国家则得到进一步强化（如意大利、法国、荷兰和丹麦）。像癌症一样，仇外势力蔓延并把持了各个国家的政治话语和议程设置，他们强化边境控制，实施移民限制，为家庭团聚设置重重障碍，并收紧社会、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获取渠道。更为恶劣的是，德国的蒂洛•萨拉辛（Thilo Sarrazin）这样的仇外分子则越过红线，大肆宣扬“穆斯林智商低劣”之类的种族主义言论，令人恐惧地回想起纳粹分子将犹太人、黑人和斯拉夫人贬称为“劣等人类”的史实。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构成欧洲最珍贵遗产的宽容、开放价值观备受质疑甚至逐渐败退。

鉴于欧洲的问题并不能全然归咎于移民，这种对外国人的恐惧着实令人惊诧。事实上，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欧洲的问题除了主流移民观点带来的道德自杀外，如果不改变其人口发展趋势，欧洲将走向经济自杀，以欧洲当前的出生率，其适龄劳动人口将慢慢萎缩，进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依赖性的日益增强，社会供养成本也将越来越高。欧洲应当借鉴美国的经验，后者吸纳并整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仅改善了移民的处境，也增强了整个国家的福利。欧洲却乐于制造一个伪问题，围绕该问题来建构解决方案，这样只会加速自身的衰败。

种族主义者和仇外分子的鲁莽和愚蠢使他们无法获得人们的重视。然而，其影响传统政党的能力却不容小觑，反而正在日益增强。每当他们在某个成员国上台执政，其不具合法性的种族主义的反欧盟议程往往与诸多欧盟机构相抵触。为了阻止其倒行逆施，其他成员国政府理应挺身而出，援引欧盟条约，对仇外分子和威权主义者迅速实施制裁，一如对那些不遵守预算赤字规则的成员国实施制裁那样。但令人遗憾的是，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府面对法国对罗姆人的驱逐所做出的软弱回应，对《匈牙利宪法》新闻自由条款的过度关注，或意大利对非法移民的骚扰均显示：当需要挺身而出反对其他成员国政府时，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都是靠不住的。

团结的终结

人们认为当前的危机应归结为经济，但这并非全部真相。欧洲一体化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并非来自危机本身：欧洲在历史上也曾面临危机，但却愈挫愈强。上世纪80年代，面对美国和日本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方面的压力，欧洲各国政府决定推进一体化方面的实质性跨越。彼时，欧洲领袖们清楚地预见到了当时所称的“非欧洲化之代价”，亦即消除阻滞经济增长之障碍所可能创造的财富和福利。

当前，由于欧洲经济面临着严重而棘手的挑战（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和竞争力的丧失），人们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关于此次欧元危机怎样形成又该如何摆脱，各方的观点看法不可调和。对以德国为首的一些成员国而言，当前面临的危机源于一些成员国财政上的不负责任，解决方法也应简单明了，那就是要求这些成员国遵守业已生效且得到进一步强化之紧缩措施。与该解决方案紧密相伴的是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似乎一国之盈亏反映出该国人类群体道德之优劣。另一些人想要的则是一个以文化和宗教模式为基础而非以绩效为基础的双车道欧洲：位于快车道的是秉承新教徒信仰的道德高尚的拯救者；位于慢车道的则是挥霍无度的天主教徒，他们不可信任，必须被加以管束，抑或，归根到底，必须把这些人撵上街头。

这种危机论调有葬送欧洲的风险，必须加以驳斥。情况各异的欧洲各国，无论是穷国希腊或富国爱尔兰，还是极力拥护企业权力、新自由主义和放松管制的国家，均发现处境相似，这迫使我们对这场危机做出更为复杂的解释。我们所经受的是经济增长危机，这是打造货币联盟过程中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阶段，在该阶段，单一货币政策的推行未得到财政政策和金融体系规范的充分辅助，从而诱发了不平衡，日积月累便产生了当前所面对的问题。身处该情势，且鉴于该货币联盟设计之初并未考虑应对类似当前危机的必要机制，那么接下来应该做的也许是讨论如何完善该货币联盟，使其能够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运作，同时另一项必须进行的工作似乎是，引进新工具并加强机构权威以改善货币联盟的治理。

但我们并未沿着深化货币联盟的道路走下去，相反我们当前所看到的是一种赢家/输家的心态，一些国家正借机将自身的经济模型强加给其他国家，仿佛所有国家情况相同，可以在同一规则下运转。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便是，由于缺乏更具雄心的措施，我们将自身禁锢在一个永恒的危机情境中。与此同时，与当前援助措施相关的政策调整和开支削减将进一步恶化受困国的危机情势，而非助其脱离“苦海”。循此路径，局势恶化将不可避免，因为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无法很快到来，结果便是，要么债务国群起反对政策调整和过度的债务负担，要么市场和债权国政府联合起来对不具偿付能力的国家实施封锁，或将之逐出欧元区。如果情势继续下去，那么在许多欧洲人眼里，欧盟将最终成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许多亚洲、拉美国家眼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强制推行不具合法性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工具，受援国却又必须遵守这种意识形态，因为缺乏任何替代选项。欧盟有可能继续运作，但欧洲将不再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工程，相反它仅仅成为一个负责监督宏观经济稳定性的监管机构，并且这种稳定性缺乏民主与认同。

世界舞台的缺席者

与内部协同的崩溃同样严重的是，欧洲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发声、行动。身为全球最大的经贸国集团、世界最大的发展援助项目提供者，以及拥有尽管规模有所削减、但依然数量可观的军事和安全机构的欧洲，还在以一盘散沙的方式各行其是，以致效率明显低下。

显然，以实力而论欧洲算不上一个强权国家实体，它也无意以强权国家的方式行使权力。问题在于，即便在像地中海这样地理位置最为接近的地区，欧洲也无法以一种团结而果断的方式行动，要知道，欧洲在地中海地区的实力无疑是压倒性的；而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欧洲有着庞大政治经济实力的机构中，它也同样缺乏影响力或效率。在所有这些多边机构中，欧洲国家众多，而作为整体的欧洲近乎缺席。

曾许诺要实行新的、更有效的外交政策的《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已一年有余，但欧洲的外交事务却全面瘫痪了。欧洲对阿拉伯革命所作的回应，毫无疑问，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几十年来，为了换取移民、能源及安全方面的利益，欧洲支持一连串威权、腐败政权的持续统治，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民主价值观的推广和对人权的尊重。然而，当阿拉伯地区的民众在缺乏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最终掌控自身命运时，欧洲的反应却迟缓、胆怯而懒散，欧洲国家领导人明显更多关注的是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及控制移民潮，而非支持民主变革。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阿拉伯革命与欧元危机类似，在避开绝境后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除了达成和平之外，欧洲还应重建其备受质疑的军事能力的可信度，重建其备受打击的安全和外交政策机构的可信度。由于对欧盟新的外交政策机构，尤其是对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欧盟外交事务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以及新的欧洲对外行动局(EEAS)所扮演的角色感到万分沮丧，各成员国政府已开始脱离这些机构，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协调和运作。

吊诡的是，我们越是希望欧盟和成员国的利益融为一体、希望布鲁塞尔与各成员国联合一致，我们从中所发现的分裂也就越大：一方面是仅仅以书面形式存在的、缺乏任何效力的欧盟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则是一系列间歇性地以成员国间志愿同盟为基础的政策，且同盟之形成完全借助成员国的资源。如果阿拉伯之春以快速、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欧洲这方面的失败也就不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