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丁：模糊的难民面孔：来自欧洲的近距离观察

今年7月的一个上午，由于有难民闯入英法之间的加莱隧道，我被困在伦敦的国王十字火车站。出于安全的考虑，所有火车全部断电，以防闯入者触电发生意外，直至中午火车才恢复运行。在这一周，试图通过加莱隧道进入英国的非法移民达数千人次，并且已有数十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英国内政部数据显示，在2014～2015年度，英国边境部队与法国当局联手堵截了3.9万人次企图闯入加莱隧道的非法移民，较去年增长了一倍以上。随即在《星期天电讯报》上，英国内政大臣和法国内政部长共同表示，目前在英法加莱隧道附近的偷渡问题是“全球移民危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移民问题研究者，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媒体中越来越多提到的“难民危机”对欧洲人生活的影响。

随着更多的难民涌入欧洲，意外事件也愈发频繁地发生。8月27日，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高速公路发生了致使71名难民窒息身亡的“卡车偷渡惨案”。9月2日，年仅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溺亡土耳其海岸，随着照片被各大社交媒体频繁转发，全欧洲人的同情心几乎同时被唤醒。一时间舆论纷纷转向谴责政府此前对难民问题的消极应对，于是不仅各国政府纷纷表态将积极援助，欧洲议会也于17日紧急投票通过由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项12万难民转移安置计划。

与此同时，“难民危机”一夜之间席卷了各国媒体的头版头条。就在整个欧洲舆论一致表现出对于难民的同情与欢迎之时，国内媒体却表现出对欧洲处理“难民危机”方式的各种质疑，认为这将给难民接收国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更有甚者，竟将此看作是一个移民欧洲的捷径。由于目前对于欧洲难民的报道与研究，缺少定性的、微观的、针对具体个案的分析与讨论，使得难民在舆论中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符号化与脸谱化的特征，因而本文希望通过笔者在欧洲的一些实地观察，结合对移民群体若干常见误解的说明，呈现出一个对于欧洲难民危机的更为清晰的认识。

“马克西米里安公园难民营”的故事

比利时布鲁塞尔是欧盟总部所在，也是欧洲各国外来移民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高达62%）。在位于布鲁塞尔北站附近世贸中心大厦群内的比利时移民局，楼下有一座名为马克西米里安（Maximilien）的小公园，在此次“难民危机”中也收纳了大量的“难民”。由于移民局每天只受理250份难民申请，所以这些被官方称为“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的难民每天早上都要在大楼西侧的入口处排着长龙等待提交申请。而在其申请被受理之前，寻求庇护者是无法获得相关的福利支持的，只能使用移民局设在世贸大楼内的床位过夜，早上八点就需离开。9月2日，艾兰•库尔迪溺亡照片引发热议之后，几个比利时的民间组织不满政府应对难民问题的拖沓，与一些志愿者迅速成立了一个为寻求庇护者提供帮助的公民运动平台，以马克西米里安公园为基地，为不同国籍、年龄与性别的寻求庇护者提供饮食、医疗、住宿、语言培训、娱乐活动和心理支持等服务。

整个马克西米里安公园营地以公园中心的球场为核心，周围散布着400多顶大小不一的帐篷，这些帐篷都是由布鲁塞尔当地的慈善机构捐赠而来。营地入口处悬挂着英阿双语的“欢迎难民”的大幅标语，并有几个大帐篷组成的接待中心，为新来的难民提供阿拉伯语及英语的信息咨询。接待中心的对面是一个简易的厨房，这里是整个营地里最为热闹的地方，每到饭点可以为300多人提供免费的肉、菜和面包。除了定点供应的热食外，有一些布鲁塞尔本地市民会带一些自制的食品送到厨房来，供难民免费食用。营地中另外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是语言学校，由于英语并非比利时的官方语言，难民未来生活中必须使用法语或者荷兰语，因此这种培训很受欢迎。原来安排的教室已经满员，难民们正准备换到一个更大的帐篷里去上课。在这里，各方捐助的物资被集中管理起来，供难民有序地自行选择。营地的运行都是由志愿者与难民共同负责的。在笔者首次探访期间，看到志愿者正与难民用废弃的木箱制作桌子，隔天这些简易的木桌子已经成为食堂的餐桌了。

然而，这一自发形成的“马克西米里安公园难民营”并未能持续太久。10月5日，营地被比利时政府要求关闭，在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它已经接待了近5000名新到来的寻求庇护者，而9月份新注册登记的布鲁塞尔寻求庇护者人数则为5472人。营地被关闭后，大部分来自叙利亚与阿富汗的寻求庇护者都搬进了政府提供的世贸中心大厦的收容所内，组织公园难民营的民间组织也转到大厦内继续为难民提供心理和法律咨询，及医疗援助、洗衣服务等。随着寻求庇护者人数的不断增加，目前比利时政府已经增加开放了第三处夜间收容所，但仍无法满足需求，尚有50多人只能在街头露宿。此外，并非所有的难民都搬入了政府提供的大厦内，还有将近100人继续留守在公园的帐篷里不愿离开。他们即是所谓的“无证移民”（sans-papiers），大多数是曾经多次提交过难民申请，但未获得难民身份的人。严格来说他们应被遣送回母国，但却仍然长期滞留，所以无法和新来的寻求庇护者一样获得政府提供的免费住宿。事实上，他们才是马克西米里安公园内真正的住户。

“移民”潮？“难民”潮？

持续滞留在马克西米里安公园内的“无证移民”，是欧盟的移民政策中，长期以来对于“难民”（refugees）与“经济移民”（economic migrants）区别对待的具体体现。对于当前这次波及整个欧洲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究竟是称呼其为“移民潮”还是“难民潮”一直争论不断。BBC等西方媒体长期使用“移民”这一相对中性的概念来描述，而半岛电视台则强调：“移民这个字眼已经不足以描绘在地中海地区发生的悲剧了。”“移民”这个词汇在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其含义已经开始衍变，与素来使用习惯中的定义有所不同――它开始成为一个负面的贬义的用语，不仅显得不近人情，也将移民人群区隔开来，成为了一个剥夺受难者声音的字眼。此外，对于移民还是难民的问题，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曾指出：“绝大部分抵达欧洲的移民并非难民，他们不过是想来寻求更好的生活，由于只想要‘德国生活’，而拒绝留在首先抵达的安全国家。”而联合国难民署则认为今年等候在意大利或者希腊边境的大部分人都来自战乱国家，是毋庸置疑的难民，因而对于他们，国际保护是必要的。但同时他们也不否认其中一小部分来自其他地区的人企图借难民的名义混入欧洲，用移民来形容这群人则更为准确。对于使用“移民”还是“难民”来定义目前流入欧洲的人群，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问题，不同的概念决定了在接收国遭受的待遇，也决定了他们是可以合法停留还是会被遣送回国。任何国家都有权驱逐那些没有合法证件的移民，而根据1951年的《日内瓦公约》及其他联合国相关条约，国际难民有权寻求基本保护，也就是说到欧洲的难民即刻可以申请政治避难， 在这一时期内，接收国无法将难民遣送回母国。因而，在3岁的艾兰•库尔迪溺亡照片被广泛传播前，许多欧洲政治家更喜欢把目前逃往欧洲大陆的人们称为“移民”或“经济移民”，以此回避政府对“难民”应承担的责任。

日常用语中，“移民”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人口在空间上流动的现象，或是从甲地迁移到较远的乙地定居的人。 从移民研究的角度而言，在现代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下，移民现象则可分为国内移民及跨国移民，而在此基础上，为了寻求更优的经济福利而选择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的人则被称为“经济移民”；而“难民”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移民群体，主要指为了逃避战争或者迫害而被迫离开自己世居地的移民。在两次世界大战过后，难民的概念开始与民族国家与领土边界紧密结合，并通过联合国公约与其他相关法律的界定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概念。1951年7月28日，联合国会议在日内瓦通过《难民地位公约》（通常被称为“日内瓦公约”），其初始目的仅在于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区的难民保护，并不适用于1951年1月1日以后的难民，欧洲地区之外的难民亦不被包括在内。但鉴于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地区冲突依旧不断，难民问题已逐渐扩大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议题，因此联合国在1966年11月18日通过有关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取消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将原公约的所指范围扩大至全球并适用至今。根据《难民地位公约》，“难民”这一词被认为可应用在所有因种族、宗教、国籍，或由于参与的社会组织，或持有的政治立场而受到迫害，因安全疑虑，无法依靠所属国家的保护，而离开所属国的人群；此外，没有国籍，或因为安全问题无法返回原居留地的人，亦包括在内。到2005年下半年，191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146个加入了这个由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促进和监督的国际机制。在欧洲，《都柏林第三公约》阐述了28个欧盟成员国及4个非欧盟成员国（冰岛、挪威、瑞士与列支敦士登）之间对接收难民的责任及协调机制，指定了签约欧洲国家对难民在《日内瓦公约》的规程下寻求政治避难的申请流程。其规定，对于寻求在欧盟国家避难的非申根签约国人员，其首先进入的欧盟国家必须为其提供住所并处理避难申请。为了便于接收国管理和限制难民的流动，申请者需要停留在进入欧盟的第一个国家，一旦进入第二个国家，将会被遣返至入境国。这是前文所述匈牙利总理言论的背景，亦是9月初匈牙利曾阻止大批难民乘火车西行前往德国的主要原因。

基于以上各项条约及相关国际法律的界定，“难民”已经成为一个需要由具体的民族国家来认定的专属的法律状态：并非人人都可以宣称自己为难民，难民的身份是需由联合国或者庇护国确认的。因而如同马克西米里安公园难民营里那些正在等待被比利时政府确定为难民的人，只能称之为“寻求庇护者”（asylum seeker）。寻求庇护者是指逃离母国，暂时还未被接收国确定获得难民身份的人，但由于国内学界及媒体较少有关于难民的讨论，所以这一分类并不为人所熟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也曾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因而非常有必要区分为寻求更佳经济机遇的移民与那些需要保护的国际难民，以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真正有需要的难民身上。然而，由于这些更加清晰的分类可能使移民流入国面临更加艰巨的安置责任，因而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拒绝做出这样的区分，使寻求庇护者经常被描绘成非法移民甚至潜在的恐怖分子与罪犯，而不是有资格享有避难所、逃离迫害的难民，这种心态在此次的难民危机中亦可见一斑。

对于这次涌入欧洲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不少中文媒体使用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的描述，用以强调此次欧洲内部人口流动数量之巨。但事实上仅就欧洲近代史而言，类似的大规模移民潮在二战之后至少就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移民群体以欧洲国家殖民地宗主国回迁的人民和殖民地本土移民为主，形成了一股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移民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1975年，在西欧大约有700～850万来自殖民地国家的移民，仅法国就接纳了大约100万外国移民。这些移民对西欧国家经济的恢复重建以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低廉的劳动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源于国家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需求，英、法、德等国面对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缺乏等问题，相继与其他国家签署引进劳工协议或双边协议，大量地从土耳其、摩洛哥等邻国引进劳工。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1973年，欧洲形成了以招募外国劳工为主要特征的工作移民潮。譬如基于1964年比利时与土耳其所签订的“客居工人计划”（Guest worker program），比利时允许土耳其居民到比利时暂时居住，并从事低技术农业、工业或家政工作，契约期满就需返回母国。今年是该计划执行后的50周年，据官方统计，目前有大约23万来自土耳其中部和西部乡村地区的居民仍然居住在比利时。而德国方面，共有1400万外国人通过客居工人计划来到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