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重走张库大道与西伯利亚大铁路

本文是2016年7月13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第四届量化史学年会上的主题发言之一，18-23日修改于横琴。

就在不久前（2016年6月），我用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做了一件“思出其位”的事情――去了外蒙古（蒙古国）和外外蒙古（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布里亚特是蒙古的一支），然后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乌兰乌德到赤塔、后贝加尔斯克、满洲里，回到哈尔滨。原订计划还包括尼布楚（涅尔琴斯克），但由于奇特的原因，未能成行。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能实地考察一下清朝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张（家口）库（伦，即今乌兰巴托）大道”和世界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无论是张库大道还是西伯利亚大铁路，都不属我专题研究的范围，也不是今天能够看到或体会到其伟大功用的壮丽景象。“张库大道”在历史上的灿烂辉煌，今天已难觅遗迹；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时的伟大设想，从未实现。我之所以花去这么多的时间（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前期准备），只是为了满足我的知识好奇。这些毕竟是在历史上意义重大的道路――在史籍中所占的地位太重、所占的分量太大，以致我在教学与研究中时常会与之不期而遇――能够站在实地想象当年，稍稍有点“凭吊”、“怀古”的意味。历史学家最幸运的事，就是有机会能重返历史现场。

俄罗斯商队的北京贸易

事情还需从头说起。要说张库大道，先得说说俄罗斯商队。

俄罗斯人越过乌拉尔山以后，一路东行，于十七世纪中叶侵入黑龙江流域。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第一个双边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东部边界，也允许两国之间进行商业贸易。

最初的中俄商业贸易以俄罗斯商队，尤其是国家商队的形式进行：商队大约经尼布楚到达呼伦贝尔、齐齐哈尔一带，然后南下，由喜峰口进入北京。交易的地点在北京。俄罗斯商队的主要商品是上等皮毛，多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当地民人的“进贡”（税收），存放在俄国财政部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仓库里。上等皮毛在俄罗斯欧洲地区并非稀有，运回的成本也大，若运到北京销售，换回俄国所需的丝绸、瓷器等东方商品再销售，有着较大的利润，也可解决俄国东部地区的财政困难。这是对俄国政府极其有利的交易。清朝此时实行官员服饰的等级制度，每一等级的官服，方可配饰相应的皮毛，是官场的必需品。当然，上等皮毛也是清朝上流社会的时尚。

清朝当时与周边部分国家建有宗藩关系。俄国当然不是藩属国，但俄罗斯商队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朝鲜朝贡使团附属商队的优待――清朝派兵保护，提供食宿费用，俄罗斯商队还无需交税――这些“柔远”的对外政策，不符合商业贸易的基本原则，使得清朝政府并没有像俄国政府那样从中获利。清朝政府由此对俄罗斯商队的规模与次数进行限制，但这种限制从未被认真执行过。

从中俄北京商队贸易的基本面来看，这种不那么对称、没有经济互利的贸易形式，是建立在清朝对俄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上的。当这一基础发生变化时，商业贸易活动也可以随之发生变化。

山西商人的兴起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俄国商队从恰克图、库伦、张家口一线进入北京，这条便捷的道路渐渐成为中俄商业贸易的主要通道。1727年（雍正五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恰克图开始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关闭了宁波等处海口，实行广州一口海路通商。此后不久，俄国国家商队前往北京的贸易也中止了。恰克图渐成清朝北方唯一的陆路通商口岸。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俄商业贸易的主要品种发生了变化，茶叶成为最主要的商品。我有必要说明，今天的人们对当时茶叶的地位可能会有误解，毕竟茶叶在今天只是价值很小的商品，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在工业革命之前，全球贸易的主要商品为香料、茶叶、可可、咖啡、烟草、羊毛、皮毛、宝石、丝绸、硝石等几大项，大多是自然界的产物（当然，后来又出现了鸦片）；二、在俄国、英国等国家，茶叶课有重税，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份额，大体相当于清朝的盐税。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当中俄贸易的主要地点在恰克图、当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为茶叶时，山西商人顶了上去。他们有着地理优势和历史经验：最初输俄的茶叶主要产于福建武夷山，两湖的茶叶后来也大量销往俄国，这些都是俄罗斯商人当年干不了的事情；早在明代，山西商人就有“九边贸易”的经验，对蒙古有着一定的了解，许多人懂蒙古语；他们在清朝政府上层有着许多人脉资源，在京城也开有较大的买卖；清朝北方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是南方商人不能承受的。山西商人由此成为主力。他们前出口外，从漠南蒙古（内札萨克蒙古，科尔沁等部蒙古）到漠北蒙古（外札萨克蒙古，喀尔喀蒙古），一直走到清朝与俄国的边界。由于恰克图已归属俄国，他们在边界南侧清朝所属地方，建立了新的贸易场所，中文名称为“买卖城”。除了茶叶外，他们还经营着所有与蒙古地区和俄罗斯贸易的商品。

从福建、两湖到恰克图，茶叶的采购、分类、打包、运输等项，有着多道工序，山西商人内部也有不同的分工，许多商人只是承担其中的一项或多项。如此庞大的生意，需要大量的资金，山西商人在经营上也有许多创造，东家与掌柜各办其事，总店与分店各司其职。山西商人是一个集合名词，包含着出资人、各级管理层和下层的伙计。他们的地位是流动的，经常发生变化，即从伙计升到掌柜，由掌柜变为东家。他们的人数、资金量与经营方式，使之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帮。直到今天的山西，还流传着许多“走西口”发家的故事。

贸易种类多样化与贸易金额之巨大，也产生了巨量的结算；由于口外与内地匪患不断，实银的长途运输很不安全，也不方便，山西商人又发展出票号的生意……

张库大道

茶叶从福建与两湖运出，肩挑、车载、船运，有着多种方式。然要运到蒙古地区和恰克图，须经过沙漠、戈壁和草原，最为经济合理的运输方式是驼运。由此，所有运往口外的货物，特别是茶叶，都必须先运到张家口，然后进行拆装，由驼队运往库伦、恰克图及整个蒙古地区。张家口由此成为商品集散地与转运站。

明代的张家口，最初只是长城的一个小口、小的军事堡垒，后与蒙古俺答汗部互市，主要是马匹与粮食的交换；到了清代，成为内地行省与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城市稍有扩大，人口亦有增加。待到中俄茶叶贸易发展起来，张家口异军突起，成为清朝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也成为山西商人的大本营。

虽然从张家口进出的商品缺乏准确的记录，但由于茶叶的重税，俄方有着相对可靠的数字。1850年，恰克图进口的茶叶达二十九万六千六百十八普特（相当于四千八百七十五吨）。如此数量的茶叶，有着相当大的重量与体积。从俄国输入的商品也发生变化，毛皮减少了，毛毡呢绒增加了，体积与重量也增加了。随着贸易的发展，由张家口到库伦，再延伸到恰克图的道路，因其便捷、经济而成为最重要的商道，史称“张库大道”。而要在这条商道上经营运输，只能大量使用骆驼。许多史料记载，在这一地区从事运输的骆驼超过三十万头，相对于这个地区的人口，已经是相当庞大的数量。

库伦，即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当时是喀尔喀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锡地，也是清朝库伦办事大臣的驻在地，是一个宗教中心，也是次一级的政治中心（当时喀尔喀蒙古的政治中心在乌里雅苏台）。由于其地处南北两山之间，中间有河流通过，形成一个小气候；又处在商路之冲，成为各驼队休整的佳地，山西商人于此安营扎寨。库伦成为这条商路上最重要的中转站与多种商品集散地。

由此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从张家口输出茶叶及日用百货，运往漠南和漠北，沿途销售，其中一部分茶叶由库伦再远销到恰克图；然后从俄罗斯进口毛毡、初级工业品、呢绒和上等皮毛，毛毡与初级工业品销到蒙古地区；再购买蒙古的牛、羊、马和普通毛皮，和俄罗斯的部分呢绒和上等毛皮一直运往张家口；当时没有今日的冷库车，成群成群的牛羊马一路赶到张家口，以供京城和华北各地之食用或役用；当时没有今日的化学纤维，皮是北方人们过冬之所需，数以万计的皮张送到张家口加工，使之成为中国的“皮都”。

我没有从张家口一路走到库伦，而是从香港直飞乌兰巴托。在乌兰巴托（即库伦）的博格达汗宫（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居所）中，看到了一幅清代的库伦地图――在库伦的东南角，画有一小的居民点，蒙文注明“买卖城”。这是库伦的“买卖城”！应是当年山西商人在库伦的聚居经商之地。我也在博格达汗宫中看到一座废弃的铁钟，上面的铭文是：

库伦众商贾甲、社等恭诚新造关帝庙钟志：昔闻夏王铸鼎，以象九州。汉帝建庙、铸钟、造鼓，以显神威，万邦咸宁。凡古昔之前型，为今时之利……今甲、社倡举虔诚，即从归化城选择良工巧匠，敬心铸造新钟一口，以续前人诚敬之意耳，以胜事，庶乎万古不朽者也。谨序。十二甲首：源发乾，王履□；广全泰，沈广湖；义合德，武凤龄；义和忠，田治元；永茂盛，武缵烈；义和盛，陈锭；元盛太，王□；豫合昌，张文郎；兴隆魁，温世进；源泉涌，王芝兰；万□亿，麻著芳……本庙住持道衲李信晖奉题。大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吉日成造。

“咸丰十一年”为1861年，“归化城”在今呼和浩特，“源发乾”等为商号，“王履□”等为商号的掌柜。由于不让拍照，我也无法将铭文录完整。铭文看来不太雅致，可能出自商人或关帝庙住持之手。从铭文来看，山西商人已在库伦建起他们自己的财神庙（关帝庙），并发展出相应的商人组织。这样的铁钟，同行的梁教授在乌兰巴托还看见一座，陈列于蒙古国家博物馆的门前。

我虽然未从陆路走到库伦（以后想办法补一下），但以往在飞机上多次看到过这一地区，沙漠化的情况很严重。当我到达乌兰巴托后，到郊外游览，恰遇大雨，四十多座大客车居然可在草地上直接行驶。我们下车后观察地面，在薄薄的草皮之下，是密实的沙石，重车可行。同行的程教授称，这里的草“让它们使着劲儿长也长不高”。而这些薄薄的植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