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锐：北大离公众有多远？

北大人对北大要求之苛刻、批评之激烈是出了名的。与其它重点高校的学生处处维护学校声誉不同，北大人把严酷的自我解剖看作促进学校发展的压力与动力，甚至是一种个性。北大在网上开设的校长信箱里就随处可见“坚决反对”、“强烈要求”等字眼，在各种媒体广为流传的批判文章也多为北大人所撰写。诚恳而实事求是的批评，即使“苦口”，也还是利于病的良药，值得北大人虚心接受；但若批评的浪潮夹杂了太多出于不同目的、对北大不甚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的人士摇头晃脑的恶评，就逐渐于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公式：首先声明“北大是全国人民的北大――我是挚爱北大的――所以见不得北大如此堕落”，然后主观的猜测、公开的毁谤、甚至是恶毒的咒骂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

某些学生把北大近年在网络屡遭贬斥追咎于学校宣传部门，殊不知即使宣传部门工作懈怠也只是表层的原因。北大长期以来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她与公众在现实中的距离，由此距离而产生并逐渐加深的误会与偏见，以及当前的话语空间和社会环境共同导致了北大地位尴尬的宿命。

一、关于北大的三大“经典”误会

(一)北大是文科学校

在所有与北大有关的误会与偏见之中，这是流传最广、甚至已成为常识、因而也最让北大人头疼和委屈的说法。北大的文科在全国高校中的绝对霸主地位毫无异议，但有多少人知道北大的理科的实力也处于第一位？

北大理科源远流长，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862年后于京师同文馆（后并入京师大学堂）设立的算学、化学、天文、格致等馆，其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等系也都是在我国大学中最早建立的。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格致科，同年于师范馆设数学物理部，奠定了我国数理高等教育的基础。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格致科也改名理科，此时北大理科已初具规模。

在蔡元培先生亲自为北大设计的校旗里，最上面的一道颜色即代表科学。科学（赛先生）和民主（德先生）一道，成为北大一直高举的两面旗帜。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整顿教务，广聘名流，由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理科学长则由中国第一位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傈担任。在夏的主持下，北大早在1917年就设立了数学、物理、化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所，这是中国高校设立科研机构之始。

30年代，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 大力聘请名师任教。李四光、江泽涵、吴大猷、饶毓泰、曾昭伦、钱思亮等大批顶尖科学家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北大理科的发展。经数年积累，至40年代胡适校长时期，北大理科厚积薄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单就师资而言，北大的生物、数学、化学、地质等学科均跻身国内之最强。建立于46年的北大医学院、农学院也发展神速，在短短几年内跃居国内最前列；工学院也逐渐发展起来，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9年，北大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随国民党赴台。他们的离去，对北大和整个大陆学界来说都是重大损失，但他们对台湾科技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老北大教授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化学教授钱思亮先后出任台大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30余年，物理教授吴大猷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0余年，……

胡适赴台后，到52年院系调整前，在短短的几年间北大以她显赫的名声、不朽的精神，更吸引了一大批杰出科学家来校任教，吴文俊、王湘浩、张宗燧、黄昆、朱光亚、胡宁、虞福春、唐敖庆、徐光宪、高小霞等都是这一时期来北大任教的。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北大定位为文理科综合大学，其理科在全国一直稳居首位并且遥遥领先。近年随着国家投入的加大和师生的齐心协力，北大理科更是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从数据方面来看，1965年，北大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1973年，北大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百万次电子计算机。在王选教授领导下，北大成功研制出第四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起了我国印刷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深远变革。

在2001年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中，北京大学共有81个学科入选（比第二名多32个），其中理科27个，医科17个，工科亦达9个，重点学科总数及理科重点学科数目均在全国高校中遥遥领先。从各个院系来讲，数学学院4个学科全部是国家重点学科，有三个学科在初评时是100％通过，即相当于免审。而物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分别有8个和5个重点学科。在2001年新当选的两院院士中，北大教授达6名，在各大高校高居榜首。至此，北大中科院院士已达47人，工程院院士达8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8人，在全国高校中高居第一。同年，北大又有15人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在全国高校中入选人数最多。至此，北大的长江学者已达51人，总数为全国高校之首。 在最近刚刚揭晓的第二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评选中，北大教授王选院士和北大校友黄昆院士同获此殊荣。

社会上之所以有/"北大是文科学校/"的误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为目前有很多学校理工不分。而事实上，理、工科的培养模式是截然不同的。文科培养的是思想家，理科培养的是科学家，工科培养的是工程师。二是因为理科与文科的区别。科学家们潜心于研究，不求闻达，在社会上的发言机会本来就比文科少很多，而北大的文科又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这样理科就相对显得声势弱小以至默默无闻了。第三点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学分科只分文理，而绝大多数学生和家长是按此方法来给大学分科的，不懂或不在意文、法、理、工、农、医等的区别。中学的部分/"理科/"高分考生上的是顶尖工科院校，但在他们眼里成了理科。

（二）北大人眼高手低

此点恐怕是由/"北大是文科学校/"直接推理而来。前面已略有提及，由于学科的区别，文科抛头露面的机会多得多，也需要经常向公众兜售自己的观点，这样势必相对显得浮在表面。北大是/"文科学校/"，学文科的大多是浮躁的，所以北大人是浮躁的，只会吹牛不会干事――这样推来毫不费力。那些成天在网上或在报刊对北大人/"眼高手低/"口诛笔伐的人，到底认识几个北大人，我很怀疑。

应该看到，任何学校都会出产眼高手低之辈，在目前这种以分数定高低的招生体制下，高分低能者也为数不少，北大也不能例外。但对在国内一流的学习环境里接受过严格学术训练、且课余活动极为活跃的全体北大人，仅凭个人的主观臆断，便鄙之以/"眼高手低/"，是否过于草率呢？

还是以事实来说话吧。从人工牛胰岛素到百万次电子计算机，从激光照排系统到第一颗/"中国芯/"，北大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一直以艰苦卓绝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默默地回报国家。国家评定的23名/"两弹元勋/"中，北大人就占据了12席；北大人所获得的自然科学奖也在各高校中遥遥领先，在2001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中，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北京大学在全部十八项二等奖中获得了四项（高校共获九项），几乎占到四分之一。在产业上，北大方正集团年产值占国内高校所有校办企业的三分之一，目前拥有4个控股上市公司，分支机构遍布全球各地，成为国家１２０家大型试点企业集团之一，国家首批6家技术创新试点企业之一，国家重点支持的5家ＰＣ生产厂家之一，已发展为高校科技产业的一面旗帜。

即使是承受了最多责难的北大文科毕业生，也在各行各业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智慧。法律系毕业生、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的吴奇修，毕业后主动申请下基层，使偏远的老区特困村成为湘中首富村；国政系毕业生张璨，白手起家创办达因集团，短短数年发展成为几十亿的产业，为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技进步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无须再举例了。其实，当某皮包公司出于做秀的目的而抛出的/"北大清华免谈/"也成为很多人眼里/"北大人眼高手低/"的佐证时，北大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优秀的儿女争辩了。

（三）北大人不思进取

几乎所有介绍北大的材料中，都会浓墨重彩地提到她辉煌的历史。的确，从来没有一所大学能像北大这样，如此密切地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相关联。北大人回顾历史，无非是想从中获取继续前行的精神力量，激发青年学习并敢于超越先辈的斗志。但在莫名惊诧的友邦人士那里，这只不过是北大人不思进取、只会吃老本，躺在历史上睡大觉的又一例证。

前面对理科数据的列举已足够证明，北大人不但无愧于过去，更无愧于现在，也必将无愧于将来。近几年来，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新成立了新闻传播学院、物理学院、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育学院、环境学院等，学科结构更为合理。在今年，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校长刚刚成功访问归去，牛津大学、东京大学校长又将相继访问北大。北大成了世界知名校长的/"交流中心/"。北大的国际地位和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已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在这里有必要专门提一下1952年的院系调整。在责难北大的诸多说法中，有一点就是北大合并了清华和燕京大学的理科，一下增强了理科基础，但几十年来并无长进。实际上1952那场仿照苏联模式而进行的教育改革，配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在各高校和研究机构间重新洗牌，从长远来看没有赢家，各单位都是受害者。北大理科在1952年前的实力及今天的成就前面已有表述，这里只说合并时的情况。

北大在院系调整中失去了首屈一指的北大农学院和实力雄厚的医学院（2000年北医并入北大，完成了一次历史循环），而最大的损失在于丧失了工学院。52年的北大工学院已有雄厚基础。其中的年轻师生，如高景德（后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王补宣、杜庆华、顾夏声、金国藩、汪菊渊、张蔚榛等人，后来都荣膺院士之选。建国初的几十年，国家大规模建设，受益最多的就是工科大学，他们从国家获得大量的发展经费，而北大在98年的经费都进不了全国前10。

即使院系调整后的北大理科，也不是老北大、老清华和老燕京大学理科的简单相加。部分老师来到北大，但北大也有多位名师被调整出去，支援兄弟院校的建设。如大名鼎鼎的唐敖庆院士，50年2月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北大，52年10月出任吉林大学化学系主任；朱光亚院士从密西根大学回北大物理系，也被调到吉林大学；王湘浩院士从北大调到吉林大学并开创数学系计算机系。马大猷院士则调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务长；张宗燧(1957年和钱学森，吴文俊同时增选为院士)和袁翰青（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均被调到师大。郑华炽（邓稼先的大姐夫），曾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北大教务长，1936年后长期在北大任教.院系调整后任北师大物理系教授。

以数学系为例，调整前有30余名教师，调整后还是30余名。原三校数学系中相当多的教员被抽调支持其它院校和科研单位。老北大的张禾瑞、王湘浩两位教授分别调赴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任数学系主任，吴文俊院士（200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则支持了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建设。

二、先肯定北大已经堕落，再为堕落寻找证明

如果说上述误会的产生有很多客观原因，或是由于北大宣传工作做得不够，那么充斥于网络的对北大的谩骂则有一种故意的恶毒了。在大大小小的论坛和搜索引擎里，经常可见“恬不知耻的北大”、“北大是个婊子”、“北大的堕落”、“百年北大该剥皮”等刺眼的标题，而所依据的理由不是对芝麻小事的无限扩大，就是个人的主观臆断或道听途说的谣传。诸如此类以“爱护北大”为名义所发的“宏论”，已远远超过了正常批评的范围，而变成了刻意的造谣和无理的泼妇骂街。

有一位网名陈言的“副教授”，心忧祖国教育大业，尤其是对北大的表现痛心疾首，在网上发布了一系列文章，可惜主要是根据个人猜测和辗转听来的“事实”。陈言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禁止纪念蔡元培的话剧在校内上演，说北大五十年来没有出一个学术大师或思想家，说季羡林教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调误导国人对国情国力的认识，说聂元梓的大字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纪念蔡先生的话剧百年校庆期间在校内连演数场，场场爆满，不知陈言是不是感到很失望？按照陈言的标准，举国上下五十年来也没有产生一位大师，这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错还是北大一校的错？季老认为20世纪中国人唯西方是从，瞧不起自己的传统文化，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出现很多问题，因此应珍视传统，合理挖掘，这样东方文化将会重新大放光芒。到底是否看过季老讲话的原文，抑或仅仅是理解能力的问题，这是只有陈言自己才知道的秘密了。至于文化大革命，是专制权力与畸形制度结合而产生的民族浩劫，它的发起自有其背后深刻的原因和多种因素的长期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