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赋宁：我与北大人

编者按：北大著名教授李赋宁于5月10日在北京病逝。李赋宁先生是英语教学界的权威。他的《英语史》堪称中国英语研究的典范之作。他还曾任北大英语系系主任，为北大英语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赋宁先生曾经写过《我与北大人》一文，回顾了他与北大的情缘。为了纪念李赋宁先生，我们特刊出此文，以飨读者。

――北大人的敬业精神是北京大学优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是需要实干的事，不是说了就算的。

我想先说说我和北京大学的关系。我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从清华大学外语系调入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到目前，我在北大已度过四十六年。远在我来北大工作之前，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已和北大人（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或曾在北大工作过的人）有过不少的接触或听到过他们的名字或事迹，对他们一直怀着仰慕之心。这些人包括我的亲人、师长和同窗好友等。我的伯父李博（约祉）和我父亲李协（仪祉）是清末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毕业生。

我在西安上小学，七岁开始课外阅读。我读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五四运动时期北大人杨振声先生写的反封建婚姻的小说《玉君》。杨先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位北大名人。我父亲的同学和挚友王烈（霖之）先生系北京大学地质系创办人之一。他于1926年曾介绍我父亲短期来北大物理系任兼职教授。

1928年，我家自西安迁居故都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王烈教授介绍我家租赁蒋梦麟先生西城前毛家湾五号住宅居住（梦麟先生当时已离任北京大学校长，携眷赴南京，任教育部部长）。1934年暑期我来北平参加高考，借住在王烈先生东城箭厂胡同家中。一日，在饭桌上，王先生告诉大家说刘半农（名刘复，北大中文系教授）往绥远（现内蒙古）考察方言，传染上回归热，不幸病逝。蒋梦麟校长和刘半农教授是我在青少年时代所听到的两位北京大学名人的名字。

我上清华大学以后，对北京大学的了解开始逐步加深。我的大一国文老师朱自清教授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生。当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也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另一位北大毕业生俞平伯教授当时也在清华任教，我去旁听过他讲的《论语》课。朱自清先生于1936年春曾邀请当时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朱光潜先生来清华做学术讲演，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北大教授讲课。朱自清先生曾在大一国文课堂黑板上写了卞之琳先生一首短诗，让学生解读和分析。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北大毕业生青年诗人和翻译家卞之琳先生的作品。我进一步阅读了“汉园三杰”中其他两位北大毕业生何其芳和李广田的作品。我上清华二年级时，必修“西洋哲学史”课。这门课本由张申府（松年，张岱年先生的长兄）先生讲授。由于张先生和他的夫人刘清扬女士因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被宋哲元关入监狱，冯友兰院长不得不请人来代替张申府先生讲课。他请到新从德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教师贺麟先生来清华兼课。当时贺先生任教于北大哲学系。一次，我在清华工字厅西客厅吴宓教授书斋里向吴先生请教时，碰巧杨丙辰先生来访吴先生。杨先生原在北大西语系讲授德国文学，后被任命为河南大学校长（因他是河南人）。我听见杨先生向吴先生诉苦，说他被行政事务纠缠，无暇看书治学。杨先生又是一位我曾见过的早期北大教授。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侵略我国，平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内迁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因租赁的校舍不敷分配，遂决定临大的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半山上。由于吴宓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北大历史系教授毛子水先生，并曾去旁听过毛先生讲授的“科学史”课。1937年11月初，我随吴宓先生和汤用彤先生（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自长沙赴南岳。汤先生和吴先生是清华学堂和美国哈佛大学两度同学。加上陈寅恪先生，他们三人当年曾被称为中国留美学生中的“哈佛三杰”。在南岳山上，我有幸听到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的讲课。有一次钱先生讲宋朝农民运动时提到农民中有“吃菜侍魔”的口号，类似李自成在陕北起义时提出的“迎闯王、不纳粮”口号。钱先生用很重的无锡口音念出“吃菜侍魔”四个字，我好不容易才听懂，至今记忆犹新。1938年春，长沙临时大学再迁云南，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和蒙自（文、法学院所在地）开学。1938年秋，蒙自分校迁回昆明。西南联大时期，三校名教授云集，教学质量堪称国际上第一流，同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师生勤奋学习、研究，基础理论和基本功结实、牢靠，有些成果几乎能和国际研究前沿接轨。

在北大同学当中，杨周翰是我熟识和钦佩的一位学长。他在上大学三年级时，受瑞典汉学家Siren先生之聘，随他前往斯德哥尔摩，助他翻译中国绘画史资料为英文，达两年之久。周翰学长于1938年秋自欧洲回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复学，上四年级，恰好和我们清华外文系同学许国璋、王佐良、查良铮（穆旦）、周珏良和我一同上课（例如，上钱钟书先生讲授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当代欧洲小说”、叶公超和吴宓二位先生合开的“英、汉互译课”等）。1939年夏，我们同时毕业，周翰学长仍领北大文凭，我们领清华文凭。周翰学长祖籍苏州，说得一口纯粹、地道的苏州话（跟他祖母学的）和标准的普通话（他生长在北京）。这且不说，我最佩服和羡慕的是他的典雅的牛津英语发音和他的炉火纯青的余叔岩派京剧唱腔。他的古汉语和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很深，毛笔字写得流畅、飘逸。同时，他又熟读英国文学名著和西方文、史、哲典籍。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去牛津大学深造学问更上了一层楼。回国后于1952年来北大西语系工作，在北大西语系和英语系任教多年，贡献很大。可惜于1989年去世，是我国外语界一大损失。

我于1946年赴美国深造，入耶鲁大学研究院英文系。适逢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在耶鲁研究院讲学。罗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系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古音韵学家。他的学术著作《唐、五代西北方言考》被公认为传世力作。解放后，罗先生被任命为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先生为该所副所长。罗先生在耶鲁讲学两年，于1948年回国。在耶鲁期间，我经常向他请教。他说他25岁大学毕业后，曾受聘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当时我父亲李协任西北大学校长，因此罗先生是我的父执。我在耶鲁研究院开始学古英语，罗先生常常鼓励我刻苦钻研，持之以恒。1946老舍先生访美期间曾来耶鲁探望罗先生（他们二人都是满族，姓爱新觉罗氏）并和中国在耶鲁的留学生见面。1947年傅斯年先生（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早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亦来耶鲁短期讲学，他也是罗先生好友。那年圣诞节前夕，我跟随罗先生和其他几位中国留学生去拜访傅先生。傅先生亲自烤火鸡招待来访者，并对我们大谈世界上不同种族在远古和当代的迁徙和分布情况，令我十分钦佩。

我于解放初（1950年）回到北京，受聘于母校清华大学外语系，任副教授。如上所述，我于1952年自清华调入北大西语系工作，至今近半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所目睹或耳闻发生在北大的好人好事，多不胜书，美不胜收。我觉得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敬业精神。为了纪念已故的师长和同事，我现在着重叙述下面几位先生的事迹和贡献，以表达我对他们的崇敬和缅怀。在马寅初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期，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同志虽日理万机，仍亲自下到教室，检查教学质量和效果。例如，1954年某日上午他曾来到我为中文系和俄语系学生讲授的“外国文学”课堂上，站在教室后排，旁听了十几分钟。江书记不仅重视教学，也关心科研和学术讨论。他曾来到中文系举办的一次《红楼梦》讨论会上，从始至终坐在那里静听，最后还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我在这里想说一说江书记的坦荡胸襟和求实精神。1957年，我系教师黄继忠被错划右派（现已平反）。我因同情黄继忠而对江书记本人提了不恰当的意见。江书记当众宣称：“李赋宁虽批评我，但他并不反党。”江隆基同志的高风亮节深深教育了我：实事求是是做人的根本。那时周培源先生是教务长，他直接抓教学和科研，为新北大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重点大学之一，以及在21世纪将名列世界一流大学之行列，制订了全面、周密的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教师当中，体现敬业精神的例子非常多。由于篇幅所限，我只举吴达元和俞大两位先生为例。达元先生是我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二年级所必修第一年法语课的启蒙老师。由于他的高水平、严要求的教学，我班同学的法语基本功是相当过硬的。同时他还向外文系研究生开拉丁文课，并向我们说明拉丁文对于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学的学生如何重要。在西南联大时期，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教学任务十分繁重，达元先生辛勤不懈地从事科研和笔耕。1941年，清华大学在昆明举行三十周年校庆学术讨论会，达元先生宣读了他的学术论文《帕斯卡的激情论对高乃依悲剧的影响》。这篇论文对当时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如何深入研究外国文学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1941年我在清华研究院写的硕士论文《莫里哀喜剧中的悲剧因素》就是在导师达元先生精心指导下完成的。达元先生的专著

《法国文学史》上、下册（中法教育基金会丛书）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的主要研究成果，194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院系调整时，达元先生任清华外语系系主任。来北大西语系后，他担任北大西语系副系主任（冯至先生为系主任），分工主管教学和科研，担子很重。他仍担任本科法语和法国文学的教学，指导研究生研究和青年教师进修，同时还继续深入研究法国文学，从事文学翻译。1962年，达元先生的译作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被中国青年话剧团采用为话剧脚本，在北京公开上演，特邀达元先生担任顾问和指导，受到观众和戏剧界的热烈欢迎和赞誉。由于过度劳累，达元先生不幸患了喉癌，但他仍坚持工作，参加联合国会议文件的汉译，并与杨周翰教授和赵萝蕤教授三人共同担任《欧洲文学史》（高校文科教材）的主编，合力保证了该教材的高质量。

俞大先生是我的老师辈，她是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曾昭抡先生的夫人。在西南联大时期，曾先生在联大教书，俞先生远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任教，因此在院系调整前我无缘识她，但是她的饱学擅教的声誉却传遍了兄弟院校。俞大先生来校后，同事们受到她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敬业精神的感染，我们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全体教师十几个人把力量拧成一股绳，猛抓教学、教材建设、青年教师进修，和科学研究及研究成果的学术报告。学生方面也勤奋努力，主动配合教师的严格要求。经过师生共同奋斗，结果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北大英语专业毕业生“顶用”、“有后劲”、“独立工作能力强”。北大英语专业师生的共同认识是首先要打好基本功。教师努力使学生的英语语音、语调、语法、修辞规范化，最后达到准确和熟练的程度。俞大先生把守英语基础阶段学习的关口，她一方面巩固并加深学生的语言基础，同时又善于引导学生逐步从语言学习过渡到英、美文学（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随笔等不同体裁）的学习。能够体现这个过渡阶段学习的英语教材就是高校文科教材中由俞大先生所主编的第5、6两册专业英语教科书。这两册教科书一头衔接许国璋先生主编的第1、2、3、4册，另一头又接徐燕谋先生主编的第7、8册，配套成龙，作为高校英语专业的基本教材被全国各兄弟院校普遍采用，经久不衰。与此同时，俞大先生废寝忘食为北大英语专业青年教师制订每个人的进修计划和阅读书单，为他们讲课，组织课堂讨论，个别批改作业，进行辅导、检查。她的热情、认真、细致和严格而又循循善诱的态度和方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她为北大英语专业造就和培养了一只优秀的英语教师队伍。俞大先生的功劳我们不能忘记！

打字员张家镛先生也是北大英语专业的一位功臣。在50和60年代，张先生是我们专业唯一的英文打字员。他要供应英语专业各门课程所需要的一切教材和资料。他的打字任务既急迫，又繁重，但他却能如期且令师生都满意地完成了交给他的各项任务，保证教学按计划顺利进行。他的出色服务有助于本专业教学质量的提高，为本专业增添光彩。令人叹服的是张先生不仅打英文材料既快速，又准确（这是由于他懂英文），而且即便当他打他看不懂或不熟悉的材料时，虽较平时慢一些，也同样能够做到准确无误。

北大人的敬业精神是北京大学优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是需要实干的事，不是说了就算的。让我们共同敬业、求实、开创、革新、团结、奋进，走向21世纪更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