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一次变革的精神困境

2003年5月，北京大学酝酿了一次变革，内容主要覆盖教育、人事，变革所带来的一整套新的思想、感情、规则、道德必将扩展到大学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将深远长久。变革的力度之大使大多数人不免在惊愕中默默注视。但不管它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得多。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大多数人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数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建筑也同样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这次变革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

然而，事情依然会显得模糊不清、混乱一团，尤其是在考虑到下一步会怎么走的时候。北京大学作为一个大学的伟大，起初是建立在一种罕见的、几乎不可思议的美德和幸运的结合之上。他在幼年和青年时期，习惯于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甚至战斗，他从各处折取胜利的桂冠和虽败尤荣的赞誉；在他逐渐进入老境，有时他仅凭威名也能使人慑服，但他却极力追求平静、舒适的享受。时光迁移，这些天生的光辉却被普遍存在的一些人的行为玷污和破坏了，他们不考虑自己的荣誉，也不考虑大学的庄重，肆无忌惮地干下了许多罪恶和愚蠢的勾当。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在其百年来的传统中所实践的，乃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这在中国所有的大学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对这一点，我们不必讳言。这种根据传统而来的历史氛围依然稳固、强大。在这样的尴尬处境下，对于北大所特有的精神氛围来说，这场改革意味着什么呢？所面对的精神困境又是怎样的呢？

一. 为何要改革？

如果把众多平庸之辈无疑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归咎于教授团体或者教育主管人的失败，这是不公正的。这样的现象是人类合作、特别是若干组织间合作的规律中所必然会有的。但是，对“为何要改革”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依然是：不改不行了！的确，如果你对北大的每个教师和学生都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无怨恨又无挫折感吗？自然，每个人都会回答说：“我只为我自己的事业活着。”但至少就一般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情。不单单在北大，几乎所有当前高等教育制度下的中国大学都存在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年青人在大学谋得一个教席、以及他随后的晋升，大都取决于机遇，而非才干。一个讲师、更不用说助教，他是否能升任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首脑，纯粹受着机遇的左右。在这里，运气当然并非惟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还有哪个行业，运气在其中发挥着如此巨大的力量。即使是刚入校的学生都可以立刻看出：许多人不应该有那样的命运，他们的才干不在话下，却无法在这种难以捉摸的遴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职位。有关的教授，无论他多么慎重、多么端正，他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院系的首脑或者资深人物、乃至行政干部可能因为一些

与才干无关的考虑、甚至一时的冲动或者奇想，而决定把一些年青人引上大学教师的命运和担当；当随后发现自己的选择乃为错误之时，除了在内心遭受或轻微或沉重的悔恨的谴责之外，他们事实上根本无法再把这些年青人领会更适合他们的道路上去了。大学青年老师的处境就是这样：一旦职位到手，谁都无法让他离开。当然，他出于谨慎不会提出任何“要求”，但他大可以怀有一种正当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后，他便会拥有某种至少是道德上的权利和资源，让别人对他有所考虑。在这样的遴选制度下，最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错误频繁发生，而是尽管如此，正确的任命仍占据着相当的数量。但无论如何，一个想从事学术的大学青年教师必须认识到他面前的任务的双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质，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老师；反之亦然。大学教师几乎谁都不喜欢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那很少是让人愉快的经历。在无数的个人感受和事例中，毫无例外都存在着真诚的愿望，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要让合格的人选通过竞争脱身而出。

二. 北大2003改革的与众不同之处

数十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主要大学都在默默从事摧毁校内的不公平现象。这些措施中，有的得到高度赞誉，有的则泥牛入海。总体上，它们不成体系，却包含了一系列零碎、细致的关于如何纠正过失、改善品行、增加收益、甚至如何经营校办企业、如何养鱼之类的条例。每个大学都希望能日日改进校园的规章、大学的性格；这些努力不论如何微弱和不完备，却都是值得赞美的；许多时代以来长期存在的恶习，在这样的改进策略之下，至少得到了缓和、甚至遏制。但在其中，我们很少能看到那可以留待后人的一位立法者的统一观点和不朽的气质。

以北大为例，如果我们抽去蔡元培时代和当今时代的主管者之间的时间距离，就会发现，这两个时代因为人的不同而产生了强烈的对比。现时代的人们都在尽力奔忙，在众多改革举措中显示出惊人的积极性和洞察一切、管理一切的欲望，而在这一切背后所掩饰的只是自己的虚弱；在蔡元培时代，谦虚之下隐藏着强大；那个时代的人们自称是大学的仆人，和同伴完全平等，但他的意志却必定会通过师生的共同声音成为全大学的法令；在他的穿着、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头衔和他的全部社会生活职能上，他都始终是一个普通北大人的责任形象；但在他的内心，却活跃着一个伟大立法者的强大而忠诚、令人不得不服从的灵魂。

2003的这次改革将怎么走下去、走到那里？对此，我们现在似乎只能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黄昏十分才打开它的翅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一举措无疑引发了人们内心的广泛震撼，而这种震撼作用的发生在其他大学仍是步履艰难。北大第一个清晰地看准了事态发展的要求，而其他大学只在犹豫不决的探索中感到这种要求。在其他大学为摘取并汇集改革的枝叶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北大此举似乎是要直击根系所在。北大敢于说出别人还只敢想的东西；别人尚在模糊的远景中梦幻的事物，北大却不怕今天就付诸实施。北大2003改革举措表现出了决策层统一的决心、统一的立法精神，这可能就是其与众不同之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老一代人不管其才干如何，至少就其资历而论，已经在大学取得难以撼动的地位，2003变革举措将正教授按照美国方式转为终身教授，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对这一事实的认可；北大此举令人震撼之处莫过于将竞争和人才流动机制引入以讲师和副教为主体的年青一代。这一举措的直接意义就是：把学术生涯从安稳的“铁饭碗”直接转化成一场危险的赌博。如果青年教师在这些改革举措之下，就自己的学术生涯请教前辈教授，对他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在美国，年轻人的学术生涯通常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首先被任命为“助教”，在他面前有一条漫长的“终身教职轨道”等待着他，他必须在完成这段漫长的“终身教职轨道”之前，超负荷地工作，将自己的创造力尽量、甚至超水平地爆发出来。在这段时间内，他必须有足够的维持生计的能力，而同时他一点都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没错，在美国，年轻人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在大学的官僚体制内一开始便有薪水，但这薪水相当微薄，一般不比一个半熟练劳动力多到哪里去；尽管他看上去是以一份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但他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不管他有什么想法，如果他负有期望，他得日夜作这样的心理准备，他必须在学术生涯开始的相当长时间内承担如履薄冰的命运。我有能力做好！我必须做好！在美国，这是年轻人在选择学术生涯时，必须首先在内心里加以确定的两项起码前提条件。

北大2003举措表现出了和美国相同的趋势。就象所有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企业一样，在这一改革举措之下，北大也出现了相同的发展，即，“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青年教师完全依赖大学配备给他使用的工具。这样一来，他对大学的依赖就同公司职员对经理的依赖没有不同。大学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认为大学就是“他的”大学，处在他的掌握之中。而青年教师的职位就如同公司职员、甚至无产阶级的地位一样，常有朝不保夕之虞。

家长会怎么说？家长终生辛劳无非要把孩子送入大学。尤其是当孩子进入北京大学的时候，家长内心自然是不顾一切地渴望孩子能从最优秀的教师那里，接受最良好的教育。但北大新一代立法者自身也应当清楚：一场严厉变革必定要面临重重困境。当今中国的各个大学，互相隔绝，各行其事，所采取的办法和观点各不相同，人们并非因其合理或公正而偏爱他们，只是因为这些办法和观点对他们合适和便利而已。各个大学互相观望，互相渗透，互相了解，互相模仿。每个主要大学又都对自己多年形成的一套特殊制度失去信心，而在其他大学还未见更完美的东西。

正当人们思想尚在犹疑，并开始想从旧轨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之时，北大一举而割断与往昔的联系，践踏旧习俗、屏弃古风尚，挣脱传统偏见、乡愿精神、民族成见和信仰统治，在人们普遍的感受中宣布真正的办法只有一个，不随时空而改变，并宣称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而且应该施行真理。但无论如何，如果把2003举措看作是巨大变革、甚至革命，北大则绝不是革命的制造者。北大的力量主要并不在于它在自身中发现了什么东西，而在于它在它所推动的那些人中间所发现的东西。北大并没有在它内部或者周围散布什么革命种子，它只是培养已经存在、并且必然要破土而出的种子；北大决非创世的上帝，而是破晓的曙光。

另一方面，也无可怀疑，尽管这些举措有他技术上的优点、以及对文化、政治和教育本身的深远影响，但是它的主导精神却与北大的历史氛围不和。无论就表象或真实情况而言，在大型的自由竞争的大学企业，其首脑和标准的旧式教授之间都被一条非同寻常的鸿沟分离开，他们甚至在心态上也是如此。北京大学新一代立法者们所要面对的为北大所特有的历史氛围，构成了这次改革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三．立法者的精神和方式

在北京大学的辉煌时代，教师和学生构成了校长的追随者群体。这个群体明白，惟有通过真正地、集体地扎根于中国大学的本质当中，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唤醒，才有可能使这个群体摄取到力量。这些大学的领导者们，惟有当他们首要地、并且时时刻刻地都追随一种无可撼动的精神使命之时，中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获得属己的清晰、身份和权力，也正是这项精神使命，它在中国民族精神的命运上面按下了这个民族的历史的烙印。大学的本质功能之一就是为本国的居民廓清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问题，有可能的话，还应当为一个信仰进步的民族提供进步的灯塔，并且在恐慌时代，矫正任何误导性的大众宣传，使歪曲事实者丧失信誉。

对于这项精神使命，我们是否有所了解？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问题仍然无可避免：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是否真正地、集体地扎根在中国大学的本质当中呢？这个本质是否真的具备塑造大学存在的权力呢？当然具备！不过只是在人们充分地对这本质有所意愿的时候。但谁人会希望怀疑这一点呢？一般来说，大学首要的和本质的特征寓居于他的“自我统治”之中；应当捍卫这一点。然而，这样一项对“自我统治”权的认取，它所要认取于我们的又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是否真正地、充分地考虑过呢？或者，我们是否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呢？

自我统治意味着自我确立自己的任务，并且就实现这项任务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自我决断，以使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应当所是之人。但是，这些身处中国民族精神的最高学府的教师和学生群体，是否知道自己是谁？如果没有最强韧、最坚决和最艰难的自我考察，人们是否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呢？

有人会说：“是的，我们都愿意把立法者们看作是一位伟大而英雄的国王；但是真不幸！我们的幸福时光早已结束，我们不幸的时代已不允许我们逞英雄或进行伟大的壮举了。立法者们勇猛的性格可能适用于我们先辈们所处的幸福时代；但目前的形势所需要的不是一位王者般的立法者，而是一位能管好我们家财的最后一点残余的谨慎的管家。”

另有人会说：“你说得没错，今日之北大乃是一具没有头颅的躯体；一个没有法规，只有地方官的小共和国。校长、教授可以作为一些高贵的称呼、辉煌的偶像，显得光芒万丈；但他们全无指挥能力；也没有一个人听从他们的指挥：每个院系都有各自的君主，每个君主都只顾自己的利益。有什么样的口才和强制可以把这些如此不和、如此敌对、又如此盘根错节的力量团结到一面旗帜下、团结到大学的精神之下呢？如何能维持他们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