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雨田：未名湖畔之梦

2003年11月，香港作家黄向明先生给我下帖，邀我参与《未名湖遐思》一书的写作。黄向明乃名门之后，翩翩公子，恃才傲物。察其意，隐隐有与吾摆擂之意。余垂垂老矣，昔年豪情灰飞烟灭，于名于利毫不萦怀，惟愿一腔热血化为丹碧，余心足矣。久不执笔，为文大难，谨将数年前余所撰回忆录一份奉上,聊以塞责，庶几不黄先生之邀也。

我已经10年没见到未名湖了，但我经常思念未名湖。因为那里有我青年时代的足迹，有我的希望、欢乐和悲伤。虽未能至，然心向往之，毕竟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青春易逝，岁月如流,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便永远留在了北大，那是我生命里的阳春和严冬，我永远不能忘记。因此啊，我时时刻刻想念北大，白天想，晚上想，想念夜里学生楼窗口的灯光，想念月光下未名湖波涛的清响。于是，我不知不觉、悠悠荡荡地进了北大西校门。进得门来，满园春色忽然变成了风雨飘摇的秋天，黄叶飘零，愁云惨淡。我正走过办公楼……穿过假山，走过小桥，偌大的学校就笼罩在风雨里，看不到几个人影，偶尔有男男女女骑着单车，披着雨衣，匆匆远去。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他们也不认识我，风景依旧，人事全非，我和他们就好像阴阳隔界。凄风苦雨，树木凋零。我不禁想起了南朝诗人的句子：昔日种柳，依依汉南，今日摇落，凄凄江覃，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我沿着湖边慢慢地走，不知不觉走到了花神庙前。花神庙是一座赭红色的小庙，年代久远，小巧古朴。为避风寒，我躲进了花神庙，里面如春天一样温暖，我又累又冷，迷迷糊糊就进入了梦乡。“起来！清醒一下，你这浊物！不要玷污了我的栖身之地！”我睁眼一看，一位风姿绰约的青年女子站在我面前，她面带微笑，头上戴着花环，胸前挂着花环，手腕上挎着花环，身上累累垂垂都是花环，就像是站在鲜花丛中。我正惊诧不已，她轻启朱唇，款款咏道：“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索索……”声音凄美、激越，熟悉得令人心疼！我在仔细一看，那女子长得有些像林昭，我颤抖着站起来，哽咽着说：“你……你是林昭吗？林昭不是已经不在人间了吗？你是花神吗？”她微微颔首，我接着说“你这花神是青帝所封还是王母所赐？”她笑笑说：“看起来你这人蛰居乡曲，久不问世事，红楼已经褪化，离时代太远了！你一共说了三句话，就有三处错误。第一，我不叫林昭，我是花神；第二，林昭没有死。世上有两种人不会死，第一种是已经钉在和注定要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他们要滴沥着污血，向世人呻吟着展示或即将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罪恶；另一种人是舍生取义、以身护法、为民请命的人，他们被供奉在生命的祭坛上享受生生世世的祭奠。林昭就是后一种人，因为她坚持真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她用自己青春的热血忠实地实践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理念”，因此，林昭是不会死的，在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林昭永生！”“哦……”我似乎大悟大彻，“我还有一处错误？”

“我这花神之号既不是王母所赐，也不是青帝所封，而是群芳众卉推举的！不要说我这样的小区花神，就是在全花木界中也都是推行花木选举的了。花木界早已进入了大同世界了。不象你们人类还是为名为利而倾轧；为权钱交易而堕落，甚至转来转去还没有结束原始资本积累的时代。”说完，花神领我出了花神庙，来到未名湖畔，水面上波光粼粼，看不分明。“你知道为什么叫未名湖吗？”“我不知道。”“你知道无字碑吗？”“听说过。”“无字碑就是无论大善至德，还是大奸巨滑，他的碑上不着一字，一切留待后人评说！至于如何评说，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种瓜得瓜，种蒺藜收刺。这未名湖与无字碑有异曲同工之妙――未名之，未名湖者无名也，名可名，非常名，未名之名，名之曰妙！然这妙在何处呢？”她领我来到湖边，把花环抛向水面。“妙在那儿。”湖水慢慢平静下来，变成了一面清幽的明镜。“你慢慢看吧，我不能陪你了。”她忧伤的大眼睛里泪珠簌簌落下，打湿了胸前的花环，旋即随风逝去，口里叹道：

“矫菌桂以纫蕙兮，

索胡绳之［纟丽］［纟丽］（音“索”）；

……

阽予身而危死兮，

览予初其犹未悔.

……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花神刚去，风骤起，吹皱了一湖静水，既而翻起一股浊浪，带着刺耳的喧嚣。啊！我看到了！有林昭，有何其慧，有杨吉林，有刘秉彝，有孙文烁，有王国香，还有我――赵雷，当年我们班的七名右派都在！都垂手默立，像等待屠宰的羔羊，听我们班的极左派孟宪忠训话。孟宪忠说：“你们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继续作乱，只有死路一条！”我们都身形单薄，如暴风雨中的树叶！

暴风雨中的树叶啊，即使它愿意做暴风雨的顺民，也难保不被风吹雨打去，碾落成泥化做尘。我知道，1957年我班的七名右派，至今已有四人生命已离他们远去，都还不到六十岁，受的苦还没有消化尽，就永远离开了人间。让我一个一个在未名湖的妙镜里细细看来。

一个是林昭，她本应该下乡劳动，接受劳动改造，因为有病（她的肺结核时好时坏），就留在系里搞资料工作。再后来，她回到了上海老家养病。但是拒不认罪，继续独立思考，并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写信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60年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1962年保外就医，同年再次以扩充反革命罪收监，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林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杀。5月1日，公安人员到林昭家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之后其母精神崩溃，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现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体埋在何处，没有人知道，其实也不需要知道！因为林昭没有死，她睡在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心中。（近悉林昭骨殖已找到，并已安葬。）

再一个是何其慧，她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小的，1958年她才22岁，长得清新可人。打成右派后发配到西北边陲的一个偏僻小县参加劳动。在西去的列车上，她一个弱女子跟一群发配边疆的刑事犯关在一起。汽笛一声长鸣，一去不回头，驶过黄河壶口，出了嘉峪关，一路风餐露宿，山水迢迢。就在途中，共和国法律史上丑恶的一幕发生了，不知是监管人员的疏于职守还是怂恿，何其慧被这群暴徒强暴了！她向监管人员哭诉，没想到头顶国徽的监管人员却恶狠很地说：“该打！不许你这右派分子翻案！”风溜溜从她头顶吹过，风吹干了她的泪滴，关山一望萧索，她欲哭无泪！到了发配地，她几乎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多亏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光棍汉的保护，使她免受更多的凌辱和迫害。她感恩戴德，以身相许，因为她除了自己的身体，一无所有，她只能这样。不久，她和那位好人生了两个孩子。后来落实政策，她被分到公社的托儿所里当阿姨，多亏了同班同学的帮助她调进县城的一所中学里教书。

1993年，我见到她时，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欲哭无泪。良久才说：“一别三十年，我还记得被打成右派时你送我的两句诗：“十年一觉革命梦，赢得右派反党名。”我们漫步在当年天天走的那些林阴路，风物依稀如旧，人事全非。分别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里含着泪。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后来传来消息，她成为人所敬仰的模范教师，毕竟二十二年来，给她心身造成的创伤太重了，她日以继夜的辛劳，过分地透支了她的精力，不到几年，就与世长辞了，刚过了六十岁，值得令人欣慰的是她留下了两个很有出息的孩子。

还有一个是杨吉林，他被发配到东北的深山老林里劳改，每月只给18元的生活费。若干年后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每月40元，在一个农场里种药材。孤独寂寞里，他染上了烟瘾，只有劲头极大的关东莫合烟，能给他带来片刻的欢乐。因为有了抽烟这项开销，尽管他没有成家，每月也剩不下多少钱。最后，他在一小县里的药材公司里算是当了职员，恢复了他的原工资，这时他已经53岁了。他一辈子没成家，常常一个人坐在原野上，看晚霞消失了那最后一线光晖。他跟树说话，跟草说话，跟花说话，忧郁从他身上要流下来。北大三次校庆他一次也没来，头一次，知道他的情况，第二次，还知道他的下落，第三次，就没有他的消息了，因为他已经与世长辞了！尽管摘掉了右派帽子，平反昭雪，但是他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太厉害了，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最后一个是刘秉彝，1962年他从劳动教养队放出来后，他回了故乡浙江温州。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他的肺结核病也一直没有痊愈。为了吃饱饭，他什么活也干，在生活的最底层奔波。几年来北大校庆他从未参加过，也不知道他的详细经历，只听说不到六十岁他就离开了我们。

唉！林昭死的时候才36岁，何其慧、杨吉林、刘秉彝都不到或刚过六十岁，七个右派还有三个大难不死，历经22年的折磨，还活在人间。在这22年中，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把辛酸泪。他俩都还健在，他们的辛酸泪由他们自己去说吧，无须我替他们诉说。

七个青年右派，十几年前就有四个已经离开人世，占七个右派的百分之五十七，按照这个比例，全国五十五万右派,,，不也死掉了三十一万有余了吗？哪么当初四十岁以上划为右派而能活到今天的尚有几人！？应该说基本死光了，如果这些右派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的话，那大约是十八万。十八万的百分之43是八万，三十一万加八万是三十九万，现在还活着的右派大概不会超过十五、六万了吧？右派和叛徒内奸走资派同为伟大领袖毛主席钦命打倒的阶级敌人,但最后在落实政策时,一再强调把政策落实到实处,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待遇，叛徒内奸走资派是补发工资、官复原职,提拔重用；而右派呢,仅不过是承认错划,给予改正,不再岐视,就地安排适当工作而已，至于这二十二年呢？是做为对伟大社会主义的无私无偿的功臣的贡献呢?还是给予相应的补偿呢?我想应该有个说法吧，至今时过二十七年,秋菊们到今日再也听不到下文了。这是题外的话，现在再说正题。

关于我个人，因为我一次又一次的舔干了伤口的血迹，所以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想说一句：1961年我才被分配到京西煤矿，有三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容在另一篇中详述吧。总之和我一起劳动的老右们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也就是几十万右派的命运，也就是共和国的命运！

我是在毕业前两个月的1958年4月下放到京西农村，向劳动人民学习，在劳动中改造。适值大跃进开始，全国“发高烧”，梦想一步进入共产主义。因此我们的劳动强度很大。早晨起来不洗脸刷牙，先干一小时叫早战，然后回来吃饭。白天自不必说，晚饭后还要夜战，就这样风风火火，拉屎都没有工夫，一个个累得妖精似的。就在抡收抡种为创建产万斤粮苦战的秋季，全乡全村男女老少齐动员，人们皆分类编，还真有现实意义的戏剧性的热闹：老头组识成老黄忠；老妈妈组织成为佘太君；妇女组织成为穆桂英；姑娘们组织成为花木兰；青年儿童组织成为罗成，罗成贴出了新诗篇：

要破万斤关 敢教日月换新天 拉出罗成问问你 什么叫做试验田

在这非常的日子口里,右派们自然更不能落后,为了省却?砘赝?德飞系氖奔?我们劳动在田间，吃饭在田间，睡觉也在田间，睡觉的时侯,只将几个捆好的玉米秸相互倾斜对立着，就搭成了一个人字形的窝棚，这就是我们的田间卧室了，至于什么蛇蝎、昆虫之类的对我们的干扰或亲近，那就无所谓了,……

仅是劳动，累点也罢，更可怕的是每星期还要写一篇检查，以期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说写检查其实就是自己骂自己孙子，自己把自己搞臭，还要互相揭发，互相搞臭，那就是属于精神上的凌辱，剥夺人的羞耻心。让你唾面自干，人格低贱，尊严全无，斯文扫地，永远爬不起来。

在我们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北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叫刘嘉屏，才20岁，怎么检查也过不了关，无奈何说，看来北大中文系也得开一门新课《检查学》，否则误了国家大事！他跟北大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李力，还有法律系教师周士钊很谈得来，私下经常聚在一起说古论今，相互吹捧。周士钊说，你刘嘉屏才华出众，可以当大报的总编。刘嘉屏就说，周老师是法学巨擘，当然能胜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李力呢，本来就是某省公安厅出身，当个公安部长没问题。这本来只是互相吹牛，聊以自慰，寻穷开心罢了。没想到在检查的时候，刘嘉屏把这些胡说八道的话端到了桌面上，说是向党交心。结果交来交去，把三人都交给了公安局。结果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遭逮捕法办。后来是死是活不清楚，据说可能李力不接受改造，判得最重，传说死于“文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