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我于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大学求过学；先父朱希祖从1913年起，在北京大学担任过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1932年才离开北大。所以我所接触的北大各方面人物较多，积累有关北大的史料也比较丰富。现在先把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1916―1930)就我个人所知道的写在下边。

一、五四运动以前北大的学风、文风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到解放以前已有50年的历史。在这50年中，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从1898年到1916年蔡元培长校为第一阶段，名称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

(二)从1916年蔡元培长校到1927年张作霖派刘哲改组北大为第二阶段，名称从北京大学又改为京师大学。这10年中，是旧北大的全盛时期。

(三)从1927年复校运动到1949年解放为第三阶段，名称从北京大学院又改为北京大学。这一阶段中经过抗日战争，学校迁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

在五四运动以前，北大曾在同旧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出现了崭新的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文化生力军，北京大学在这种新的形势面前，又首先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四时代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河北乐亭人，1888―1927)以及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浙江绍兴人，1881―1936)都曾在北京大学工作过。他们在北大播下了革命种子，数十年来繁荣滋长，使北大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种文化革命，是在北大内部和外部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而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后来又发生了分化，现在先谈五四运动以前的北大学风和文风。

在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867―1940，清光绪己丑科进士)到北大以前，代理校长是胡仁源(浙江吴兴人，1883―？)。胡本是前清的进士，后来到英国去留学，在推尔蒙大学毕业，专门学工业。1913年，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后来又担任工科学长，代理校长。他所聘请的一些教授，大多数是前清遗老，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一些所谓名流。在教授中间，有拖着辫子的保皇党辜鸿铭(福建泉州人，1854一1928，教拉丁文)，也有封建文人如刘师培(江苏仪征人，1884―1919，曾与杨度等组织筹安会，拥护帝制，为“六君子”之一)、姚仲实(安徽桐城人)、陈石遗(福建闽侯人)、黄季刚(湖北薪水人， 1886一1936)等。在学生中间，也大多是着长袍马褂，捧着水烟袋的遗少，上也者在报章上写写文章，捧捧女伶(当时叫做“女戏子”)；下也者则打打麻将，逛逛八大胡同。学术研究的风气是异常缺乏。

以当时北京大学的文风而论，大约可分为三派：第一派竭力提倡骈文，以黄季刚，刘师培为代表。黄季刚名侃，是章太炎的学生，他为文必效法郦道元、杨炫之，做诗必取法颜延年、谢灵运，说“颜谢之术、乃五言之正轨”。他当时在《中华新报》上发表的一些诗文，完全是模仿这四家。刘师培字申叔，在旧中国文坛上颇擅盛名，他完全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为文好用古字，也写骈文。第二派竭力提倡古文，以姚仲实、陈石遗为代表，姚氏是安徽桐城人，自以为文章正宗，更提倡桐城派的古文。第三派则主张骈散不分，以为文章本来面目是纯乎自然、只要说理畅通，描写生动，可以用散文，也不妨参用一些骈句。持这一派主张的人较多，先父朱希祖当时为北大文科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在1917年11月5日日记中写道：

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

蔡元培到了北大，觉得这种学风、文风有改变的必要，遂决心大加改革。1917年初，首先请陈独秀(安徽怀宁人1879―1942)为文科学长(当时北京大学分文、理、法三科)，理科学长复元(1884 一？)，法科学长王建祖(1881―？)。不久胡适(安徽绩溪人1891―1963)从美国留学归国，又被聘请为文科教授。他与陈独秀等共同创办了刊物《新青年》，提倡新文化运动，向旧派开火。钱玄同(浙江吴兴人1887―1939，这时还没有改名，他本名夏，字德潜)又从而和之，刘半农(江苏江阴人 1891―1934)也摇旗呐喊，这是所谓新派。先父这时主持国文研究所(当时还没有设系，相当于后来的中国文学系)，也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新旧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论白话文学之价值》一文，赞成白话文学运动。学生方面也创办《新潮》杂志，响应《新青年》，声势十分浩大。于是姚仲实、陈石遗等才不安于位；黄季刚、刘师培也先后去职。北大学风、文风为之一变。这是新派对旧派交锋的第一回合，结果是新派旗开得胜，旧派败下阵来。

二、《新青年》、《新潮》与《北京大学月刊》

《新青年》的前身是《青年杂志》，原来是一种极普通的学生读物。后来经陈独秀主编后，始改名《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文化运动，遂成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经常撰稿的有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当时与《新青年》对立的，在北大有《国故》，在南方有《学衡》杂志，更有林琴南在上海利用《新申报》发表《蠡叟丛谈》，向陈独秀、钱玄同、胡适进行攻击。《国故》以旧派学生为主体，办的并不出色。教员中只有黄季刚在课堂内外对学生骂骂新派而已，但是他向不执笔。刘申叔写了一些文章，但是他只谈旧学，却未还击。《学衡》杂志出版较迟，以南京高等师范的柳治谋、梅光迪、吴宓、胡先为主体。他们代表封建文化，宣扬所谓人文主义，用文言文来批评反驳，不是《新青年》的对手。《新青年》上写文章的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积极地采取攻势，锋芒锐利，猛厉无比。其中以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最为痛快(王敬轩原是社内 “某君”的化名，后来成为公开的秘密)。钱玄同也参加论战，但以发表随感录与通信一类短文为主。这一类短文大多是短小精悍，像一把尖刀似地插中敌人的要害。后来陈独秀于1920年在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革命传单，为段棋瑞军阀政府所捕；胡适又分化出来，变成新文化运动的右翼，《新青年》不久也就停办了。

《新潮》以北大学生为主体，它所提出来的宗旨有二：(一)介绍西洋现代思潮；(二)批评中国现在学术上社会上各种问题。主编是中文系的傅斯年(山东聊城人1896―1954)和英文系的罗家伦(浙江绍兴人)。傅斯年本是黄季刚派的重要学生之一，这时忽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后来大概由于胡适的关系，学校对于傅、罗办刊物加以赞可，为之垫款印刷发行，前后一共出了三卷。在当时《新潮》算是响应《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多少起了一点作用，但是历史是无情的，20年不到，这二人都显出了原形了。

第三个刊物是《北京大学月刊》。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性刊物，它是直接在蔡元培提倡之下，由当时北京大学各学门研究所主任轮流担任主编的。在1919年1月创刊号上，有一张轮流担任编辑的姓名、别号和收稿处所表如下：

第一册 朱希祖(逖先)(1879―1944年)国文研究所

第二册 俞同奎(星枢)(1876年生)化学研究所

第三册 马寅初(寅初)(1882年生)经济学研究所

第四册 胡适(适之)(1891―1963年)英文学研究所

第五册 秦汾(景阳)(1882年生)数学研究所

第六册 陈启修(惺农)(1894年生)政治学研究所

第七册 蔡元培(孑民)(1867―1940年)校长室

第八册 陶履恭(孟和)(1887―1964年)哲学研究所

第九册 张大椿(菊人)(1882年生)物理学研究所

第十册 黄右昌(黻馨)(1884年生)法律学研究所

这一张表，所列的都是各学门研究所主任，在当时都算是“一时之选”。再加上当时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法科学长王建祖；总务长蒋梦麟，教务长顾孟余，便可看出当时(“五四”运动以前)北大教授阵容的大概了京大学月刊》发表学术性论著，有的用文言，有的用白话，代表当时百家争鸣的盛况。

三、废科设系 现代综合性大学的形成

蔡元培的另一措施，是取消过去北大的分科制度，改设18个系，直接隶属于校长及教务长之下，使北大成为一座现代综合性大学。这18个系和它们的负责人如下表：(有括弧者当时尚未成立)

组一

数学系 前秦汾(江苏嘉定人1882年生)；后冯祖荀(浙江杭县人1879年生)

物理学系 前夏元(浙江杭县人1884年生)；后颜任光(广东崖县人)

组二 (天文学系)

化学系 前俞同奎(浙江德清人1876年生)；后何育杰(浙江慈溪人1882―1939年)

地质学系 前李四光(湖北人1889年生)；后王烈(浙江萧山人1882年生)

生物学系 李石曾(河北高阳人1882年生)

组三

(心理学系)

哲学系 陈大齐(浙江海盐人1886年生)

(教育学系)蒋梦麟(浙江余姚人1884年生)

组四

中国文学系 前朱希祖(见下)：后马裕藻(浙江鄞县人1880―1945年)

英文学系 前胡适；后陈源(江苏无锡人1895年生)

法文学系 李宗侗(河北高阳人1895年生)

德文学系 杨震文(河南南阳人1891年生)

俄文学系 顾孟余(代)实际负责人俄人伊文

组五

史学系 朱希祖(浙江海盐人1879―1944年)

法律学系王世杰(湖北崇阳人1882年生)

政治学系周览(湖南长沙人1888年生)

组六

经济学系 马寅初(浙江嵊县人1882年生)；后顾孟余

这个措施，是在1919年4月经过北大评议会正式通过而实行的。在这以后，又成立了东方文学系(以日文为主)，以周作人为主任；最后又成立了社会学系，以陶孟和为主任。至于天文学系、心理学系、俄文学系主任是谁，现已记不清了。此外还有预科，主任是关振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是李大钊，他还在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并在政治学系讲授现代政治。这样，一所现代的综合性大学，便在北京大学的基础上形成了。

四、蔡元培的“兼容并收”政策

蔡元培在1907年到德国柏林大学留过学，后来又于1920年到1921年赴欧洲各国考察过教育，多少受到一点欧洲大陆上自由研究风气的影响。所以他做北大校长，便提出“兼容并收”的政策。只要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成就的，不管你是属于何种派别，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都可以请来在同一学校讲学。于是北大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园地。在政治上极端反动的保皇党辜鸿铭，也居然在讲台上高据一席，和政治上最先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分庭抗礼。在哲学方面，许丹、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张颐(四川叙永人，1888年生)讲黑格尔哲学，马叙伦讲老庄哲学，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并宣扬他从美国贩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北大教授和学生办的刊物，如《每周评论》、《语丝》、《莽原》、《猛进》、《现代评论》、《新生》……层出不穷。在同一学校里，甚至在同一座大楼的楼上楼下，便可以听见两位教授同时在唱对台戏。

蔡元培开设新课程中最遭受外界批评的，是中国文学系里新设的戏曲小说和哲学系里新设的印度哲学两课。在这以前，我国大学里还没有开过这两门功课。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对于大学里开起戏曲课来，便曾冷嘲热讽地加以攻击。戏曲最初的教员是吴梅(字瞿安，江苏吴县人， 1883―1939)，著有《顾曲尘谈》、《霜崖曲录》、《元剧研究》、《曲学通论》等书，本是有名的戏曲家；后来吴梅回到南方去了，便推荐许之衡(广东番禺人18?？―1925)继任。印度哲学起初由许丹(字季上)担任，除了讲佛家哲学以外，还讲婆罗门及外道六师的哲学，不但一些“卫道”的先生们反对，连正统派的佛教也表示不满。许丹本属于佛教密宗，不大愿意教外道哲学，教了一两年，坚决地辞职不干了，随后由梁漱溟继续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