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之三：学问家与舆论家

描述现代中国的思潮迭兴与学派崛起，无法绕开其时传媒之提供阵地与推波助澜。即便是独立不羁的文人学者，也无不以某种方式与报刊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要说口耳相传的旗亭题诗、酒席唱和，无法满足现代人“广而告之”的欲望，即便追求传世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也已经显得相当遥远。所谓“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

(解鼗《小说话》)，报刊文章成了真正的“时代宠儿”。晚清以降，几乎所有重要的著述，都首先在报刊发表，而后方才结集出版；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与出版；几乎所有文学潮流与思想运动，都借报刊聚集队伍并展现风采。因此，不妨将某些曾“独领风骚”的报刊，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性文献来阅读――最合适的例子，莫过于《新青年》。

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独秀文存》、《胡适文存》或者蔡元培、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的著作，固然是绝好的材料；但如果希望窥测运动的不同侧面，理解其丰富与复杂，把握其节奏与动感，阅读《新青年》，很可能是最佳方案。比起个人著述来，“众声喧哗”的报刊，更像是某一焦点时刻的群众集会：有大致的趋向，却说不上“步调一致”。

这或许正是晚清以降的报刊，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在传播文明开通民智的同时，没有走向“一言堂”，仍能保持“必要的张力”之奥秘所在。此种姿态，正好对应了五四新文化人的怀疑精神、开放胸襟，以及多元的文化选择。比起众多显赫一时的口号或著述，作为中国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更能体现“五四”那代人的探索，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与诠释。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第二卷起改题《新青年》，作者除原有的陈独秀、高一涵、易白沙、刘叔雅外，更出现了日后对新文化运动颇多贡献的李大钊、胡适、吴稚晖、杨昌济、刘半农、马君武、苏曼殊、吴虞等，杂志面貌日渐清晰起来。《新青年》第二卷最后一期出版时(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故第三卷起改在北京编辑，出版发行则仍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一九二○年春，陈独秀因从事实际政治活动而南下，《新青年》随其迁回上海，后又迁至广州，一九二二年七月出满九卷后休刊。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间出现的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新青年》，乃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再是新文化人的同仁杂志。故谈论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一般只限于前九卷。

在正式出版的九卷五十四期《新青年》中，依其基本面貌，约略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以主编陈独秀一九一七年春的北上与一九二○年春的南下为界标。因编辑出版的相对滞后，体现在杂志面貌上的变化，稍有延宕。大致而言，在上海编辑的最初两卷，主要从事社会批评，已锋芒毕露，声名远扬。最后两卷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颇有关联。中间五卷在北京编辑，致力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更能代表北京大学诸同仁的趣味与追求。

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与《申报》、《东方杂志》的重要区别，首先在于其同仁性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出版的四卷一号上，《新青年》杂志社宣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文章主要由“同人公同担任”，此乃同仁刊物的共同特征，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因其背靠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三至第七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第六卷的《新青年》，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轮流主编。

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也都属于同仁刊物。《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创刊号上刊载的《青年杂志社告》称：“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以上三点承诺，在其与北大文科携手后，变得轻而易举。晚清的新学之士，提及开通民智，总是首推报馆与学校。二者同为“传播文明”之“利器”(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论学校》和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却因体制及利益不同，无法珠联璧合。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新青年》之进入北京大学，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得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变化最大的是文科。大批学有所长并致力于文化更新的志士，被延聘入校，对于整顿校政和学风起了关键作用。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李石曾、章士钊、黄节、胡适、吴梅、刘半农、杨昌济、刘师培、何炳松、王星拱、程演生、刘叔雅等，都是在蔡氏主持校政后进入北大的。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员中不少是(或即将成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蔡氏的以下自述，常被史家引证，故广为人知：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可蔡氏的“兼容并包”，并不是“一碗水端平”，长校后的一系列举措，明显地倾向于新派。除延聘具有新思想的教员(主要是文科)外，更包括组织学会、创办刊物，以及支持学生的社会活动，这些举措，无不吹皱一池春水。林纾攻击“覆孔孟铲伦常”的新文化运动时，矛头直指北大校长蔡元培，其实没有找错对象(参见其《致蔡鹤卿书》及《再致蔡鹤卿书》)。新思潮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涌动，与这代表最高学术机构的北大校长的选择大有关系。

蔡元培本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不多，但其促成大学与刊物的结合，乃《新青年》文化品格形成的关键所在。正式上任后的第八天，蔡校长致函教育部，建议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两天后，教育总长的派令下达――行动如此神速，不难想象蔡氏对此举寄予的厚望。这一着妙棋，对于北京大学及《新青年》来说，即便算不上生死攸关，起码也是举足轻重。《新青年》的随陈独秀迁京，使得革命家的理想与勇气，得到学问家的性情及学识的滋养。以文学革命为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二者姿态迥异，互相补充，恰到好处。陈之霸气，必须有胡之才情作为调剂，方才不显得过于暴戾；胡之学识，必须有陈之雄心为之引导，方才能挥洒自如。这其实可作为新文化运动获得成功的象征：舆论家(journalistor publicist)(借用胡适的说法，参见《胡适留学日记》和《杂感》)之倚重学问家的思想资源，与大学教授之由传媒而获得刺激与灵感，二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

与北京大学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重归上海后的《新青年》，脱离北大诸同人的制约，成为提倡社会主义的政治刊物。对刊物的这一转向，直接表示异议的，乃年少气盛的胡适。一九二一年一月，胡适写信给《新青年》诸编委，希望支持其“注重学术思想”的路向，并“声明不谈政治”

；实在不行，则“另创一个专管学术文艺的杂志”。仍在北京的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与远走上海、广州，积极投身社会革命的陈独秀、李大钊，对《新青年》的期待明显不同。

就像鲁迅所说的，既然“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也就只好“索性任他分裂”了(参见张静庐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关于<新青年>问题的信》)。天下本就没有不散的箍席，文化转型期的分化与重组，更属正常现象，没必要大惊小怪。《新青年》同人中，本就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既基于政治理想的分歧(如对苏俄的态度)，也因其文化策略的差异(如是否直接参政)。五四运动后社会思潮的激荡，以及思想界的日益激进，使得引领风骚的《新青年》，很难再局限于校园。

杂志创办之初，虽也有“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自我表白(陈独秀《答王庸工》)，但主编陈独秀对实际政治始终兴趣浓厚。主张“不谈政治而专注文艺思想的革新”的，以“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态度最为坚决(参见胡适《我的歧路》、《纪念五四》及《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一九一八年底《每周评论》的创刊，已开北大学人议政的先河，五四运动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起初陈独秀等还想保持某种独立性，如称“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依据这种理念，只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将其与道德、宗教、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并列(《新青年》七卷一号《本志宣言》)，基本态度是议政但不参政，刊物仍能维持文化批评的品格。很快地，形势急转直下，陈独秀、李大钊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对《新青年》的期待，自然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变化――其由思想评论转为政治宣传，陈、李二君起了决定性作用。

现代大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建制，既有传播思想的功效，也有干预时政的职能――尤其是在汉、宋太学生指陈时弊记忆犹新的国度，“国立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过于重大。

可是，即便成为新文化的大本营，孕育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创建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

，“循思想自由原则”的北京大学，依然存在着多种声音，与具有统一纲领的政党或组织大相径庭。留在北大，还是走出北大，决定了《新青年》之是否愿意局限于思想文化建设。

在大学教授胡适等人看来，《新青年》的工作，应与“新思潮的意义”同步，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义》)。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则希望用阶级斗争学说，去“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再论问题与主义》)，而不屑于只是“纸上谈兵”。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各有其合理性。不过，倘就文章的可读性而言，后者可能略逊一筹：因其立场坚定，见解独断，着眼于宣传而不是探讨，强调信仰而不准怀疑，再加上现实处境的艰难，无法从容写作，也不以文辞优雅为意。因此，后人更多地将其作为历史文献阅读，而很少品评其文思与才情。

与《新青年》密切相关的文化思潮，包括“新文化”、“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

，分别指向思想、文学、政治三个不同的层面。三者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但谈论宪法与孔教，分辨文言与白话，或者探究苏维埃与共产国际，问题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七八年间，《新青年》在如此广阔的天地里纵横驰骋，迅速跃进，带动了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思考，着实令人神往。

在《新青年》所有的活动中，作为根基的，依然是思想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远比胡适更能代表《新青年》的基本精神。《敬告青年》之提出“六义”，以供有志于探求“修身治国之道”的“青年诸君”选择。其中首“义”提倡“人权平等之说”，希望借此“脱离夫奴隶之羁绊”；第六“义”则是“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

。二者合起来，便是日后家喻户晓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敬告青年》)

三年半后，新文化运动已经如火如荼，陈独秀撰《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不无骄傲地宣称：

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陈氏的这两段名言，为史家所不断征引。与其归因于见解精辟，不如说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共同的旗帜”。《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除了这“大而化之”的民主与科学，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的“专号”而言，“易卜生”与“人口问题”、或者与“马克斯主义研究”，尽管同是新思潮，却很难找到什么“内在的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的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以及新诗作法等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仁都试图给予解答。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对世界、对自我的认识今非昔比，很多当年耸动一时的“确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