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上海文教界欢迎会上的讲话

九年来一向留在外国，好久没有穿中国衣服，好久没有说中国话，这次说话，也许要带出外国字来了，请大家不要见怪。承蒙诸君招待，非常感谢，只是因为回国十小时以内就闹腹泻，非常狼狈，所以两次定期都不能到，先向诸位道歉。

这九年之中，诸位在沦陷区，在后方，所作的许多抗战工作，我都没有参加；所受各种苦痛，也没有受到。好像是国家放了我九年假，现在回国，真有一种假期终了的感觉。

刚出去的时候，完全是考察性质，奉政府非正式的使命，去看看美国对我们抗战的舆论和态度。后来，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命出席在瑞士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会议，那时是一九三八年。这个会议我国还是第一次参加。自欧洲回美就奉命回到外交方面工作了。

我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这整整四年之中担任着外交工作，责任实在是非常轻松的。每天不过换几套衣服、出席几次茶会或者Cocktail Party，没有订过一次条约，没有接洽过一次借款，没有捐过一笔钱。而且，我对他们说老实话，不讲究外交词令，我们有困难就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要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是老老实实的人。

后来，我的任务没有以前轻松了。政府已经看到，在我们一国单独挺身抗战之外还必须要注意世界局势的转变。不过老实说，我实在还是一无成绩可以报告诸位听的。

我在没有递国书的时候广州失陷了。在递国书前三天武汉又陷，这正是国家最倒霉的时候。虽然我们一向主张说负责任的话，不怕人家笑骂、不怕人家嫌我们不时髦，但是在这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的时候，我觉得这态度还不够，觉得我自己还应当参加意见、参加判断。我的报告是否准确，在历史上可以起作用，――我觉得只说负责任的话是不够了，我觉得实际负责任，比说话摇笔杆的负责任，还要艰难。写文章的人往往随便议论，并且常欢喜写翻案文章，但负责办事的却不容许如此的。

一九四二年秋天本来想回国，但是我有心脏病，医生说不适宜于高飞。而在重庆常常要跑很多石级，昆明又是海拔六七千尺高的地方，有心脏病的人都不相宜。于是，又在美国耽搁了几年。当时应回国从事文化工作的愿望也不能达到了。

出国的最初五年，从未从事学术研究，一篇文章不写，一点考据和研究的工作也没有作，即使讲演，也从没有什么心得。虽然得了三十一个荣誉学位，却并不是用功拿来的。于是下了一个决心，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这几年中，努力于“无声无臭”，“无声”是不说话，“无臭”是不招摇，专心读书研究，利用这个国家给我的假期训练自己，预备回国来做一个教书匠。

去年九月政府发表我做北大校长。事前教育部和我没有一个字的联络。因为他们晓得我有一个弱点：国家在艰难的时候，政府发表我什么事，我是从不迟疑、从不否认的。北大的职务是一种光荣，但也是很艰巨的工作。我愿意做一个教书匠，一个史学家，这一点就算是我这余年中的一些“野心”罢。

主人要我就一个新从外国回来的人的看法，对国内情形说些话。题目太大了，不容易交卷。在国外的人常常看见大处，不见小的地方，因此有时就看到了整个的一面，不挑小眼儿。但是回国之后才知道和国外所闻的确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十个月前所乐观的，十个月后也许就有可以悲观之处。我从本月五日到上海，至今才两个礼拜，晤见朋友不少。上海的名片有两寸高，南京的名片也有两寸高，听到的话悲观的居多，对将来并且很有抱失望的。但是我虽去国九年，并没有和国内隔离，更从没有减少对国内的关怀。我以为用研究历史的态度看起来，我们是用不着太悲观的。

九年以前，或者十五年以前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们都曾仔细考虑过局势，我也从不主张轻易作战。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经济、文化、工业等等的基础都有些不敢接受这种挑战，打这空前大仗。到庐山会谈的时候，我们认为忍受得已经够了，正像一个患盲肠炎的人，明知开刀可以有性命危险，但是为保全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再怕冒险。所以，我们就接受了挑战，参加了战争，一打就打了八年。

用研究历史的眼光看起来，我们现在所受的痛苦，一部分固然或者还是由于我们的努力不够，但大部分或者还是因为历史上的必然。以美国之富强，胜利以后至今也还没有恢复常态。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胜利，却决不是已到了休息或者“惬意”的时候。存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也许就不至于太悲观了。

我们应当研究我们的缺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是人才吗？学问吗？然后努力加以克服。也许我们要再吃五年或者十年苦，但是如果只吃苦而不作探讨和研究，那么吃苦的时间只会更延长。我们文化界、教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么国事真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

（本文为1946年7月20日胡适在上海文教界欢迎会上的讲话，原载1946年上海《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