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十九札》关于提问

XX：

我希望你们在编纂《二次大战之后的绘画与雕塑》一书的同时，练习每天提出问题10个。

问题中大多数可能是知识性的，只要通过搜集证据，查考事实就能直接得到答案。有些是技术性的，要从学科已有成果中借鉴方法（其中包括思路、方法和处理手段）。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方法是一以当全，象一把利剑，杖之者可以横行天下。没有！解决特定课题的方法，必须是根据这个课题的资料和需要，在解决过程中逐步建构。

北京大学一百年来标榜以西方式方法研究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开放的态度和主动误取的信念，1997年，在钓鱼台的《20世纪中国艺术研讨会》上，我已将以下的意见（解决特定课题的方法，必须是根据这个课题的资料和需要，在解决过程中逐步建构）向大会发表，根本质疑所谓西方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可能性（当然是指"最初提问和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言，而不是说无需借助他人、他学科的方法。正相反，在建构本课题的方法之前，应该完全了解和掌握古今中外人类使用的一切相关方法）。当时，反应最为积极的是西方中国问题的研究者如Martin Powers和Jessica Rosen等人，也许他们熟悉和掌握的是地道的西方方法（也只能是西方的方法）。而北京大学的教授们一开始采用的并不是西方方法，而是经过他们主动误取的，已经消化和改造的新方法。所以北京大学的标榜常常是一句说辞，实际并非如此，这是年轻的初学者首先要认清的。

中国的整体学术水平在国际间还处在追随的地位。党委要求按德国传统的马克思的方法思考；许多教授直接采用欧洲和美国的教材；即使在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古代文化问题（国学）也是以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为榜样。而这一辈人是西方方法的第一代追随者。所不同的是因为他们在追随之前接受的本文化的教养使他们处理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保持了主动取用他者的立场。也许，反过来说，由于早年的另一种训练，他们就不大能够真正学会、学到西方的方法。并不象后来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他们精通西学。如陈寅恪，学的是西方非常专门的东方学的知识和相关的西域死语言，号称会十几种外语。正如哲学家张志扬所问"陈寅恪真的懂西学吗？"我理解张志扬的质让是：①他没有象蔡元培那样全面研究西方成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制度。②他没有采取西方当时最为紧要的问题：即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问题，即后来被归纳的"现代化"问题。北大校庆一百周年之际，一方面众人在欢庆成就，一方面本校师生们有一种隐隐的惘然漠落，因为北大标志的一百年的对他人精神的追随，一个文化原创力的消弥，实在不是一件可以欢庆的事。

因此，提问就至关重要了。

提问不仅有学问中问学求知的动机，还有对课题的设置和解决方法的追寻，更有对精神成长的一种怀疑、辩驳和创造的积极鼓励。

1986年在中央美院，1989年和1997年在北大，我试着用每人提十问作为期末考试的方法来鼓励同学自我学习和独立思考。有几个评分规则记下供你们在每日提问中参照：

1.可以在一般的工具书或教材中找到答案的问题无价值（不得分）。

2.不能由现有的研究基础加以处理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要能有意思，但在科学研究的范畴内无价值）。

3.经过反思的问题(自我问难，反复思考过的)对你个人有价值，同时也反应你的学术基础和理论能力（得分）。

4.经过反思，而且因为此间而对问题清除（一问而使许多局部问题被超越）或升级（一问而使问题中他人在另一个层次上思考）得分，只要能学生的一般程度上提出一个这样问题就可得到满分。

以上的这几条评分标准实际上反映了提问的三种方法。

疑问：如第1种，目的是寻求知识。

质疑：如第2、3种，目的是寻求问题。

怀疑：如第4种，目的是寻求观念。观念就是对世事人生的观点和见识，人情练达，直指本性，就是从怀疑始。当然这已经超出了科学提问的范畴。

刚才的评分标准中第1种问题不得分，不表示这个问题无意义，而是要求个人精勤自为，披览搜索答案。问题虽有深浅，但是没有问题”有疑而不问"更愚蠢！

当然，这样的提问还不是科研的真正问题--课题，因为课题要有基础（一般会要求硕士论文来完成）。这与我们的提问练习不同，对于课题设置的练习是本学期研讨课的教学目的，再说。

祝

工作愉快

朱青生

2000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