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红：压伤的芦苇：文革中的钱端升

意大利史家克罗齐尝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便历史真的不会再重演，甚或历史真的能够被粉饰，我们依然需要对历史进行不时的反省并从中汲取经验；尤其当一段历史不明不白的时候，这种反省本身注定十分敏感、十分艰难。不得不万马齐喑的时候，我不得不将视角再次对准命运多舛的中国法政人，不管是正面、侧面抑或背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难，我从来不敢说那些法政界的精英们，在今天就一定能够人尽其材，就一定能够不在现实政治中迷失自己。但他们在他们的年代中的遭际，总让我忍不住浊泪潸然。钱端升是这个群体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毁书之痛

1957年钱端升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鲜有文字留世。毕竟有近二十年的时间，钱端升就像消失了一样。被打成“右派”之后，钱端升除了还是政协委员之外，其他的职位都被撤销。不久后，钱端升被派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后来听父亲说起那里的情况，在那里还比较轻松，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每天都开‘神仙会’，就是几个人没事在那里闲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任务，管理上也是比较松散。但是父亲很苦闷，因为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没事干，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这样的状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1973年。”

钱端升在其晚年曾写了一篇《我的自述》，大致回顾了其一生的大致经历。其中曾提及钱大都所指将钱端升从苦闷中拯救出来的事：

值得一提，却又令人深感痛惜的是，1962年我在北京政法学院奉命主编一部高等教育部拟定的教材，书名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其时，按原计划我从五十六名西方著名学者的书籍中酌择其要旨，由其他三人译成中文约一百五十万字，译后由我最后校阅，并对原著写简短的介绍。全书成七、八篇，二、三十章，每章每篇也由我作篇章介绍，最后加以编者的长序。此项工程颇大，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译一百二十万言，其中约十分之六七已经经过我最后校阅；我还部分写出作者个人介绍。可叹“文革”伊始，这一小小事业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

钱大都对此做了更详细的说明：

这个教材没有编写完，文革开始了，书稿也随着大革命的开始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等父亲平反之后再找这个书稿，早已经不知所终。这让他很惋惜，不止一次的说到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可能想不通，不就是一部编译的教材嘛，没有了大不了再从头再来，这有什么好惋惜的？读者诸君明见，“编教材可以说说是父亲在那个阶段唯一可以自慰的事情，然后就又是闲下来闲得发慌。”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百无聊赖的钱端升来说，这本《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已经成为其驱遣漫漫长夜的精神寄托，他不可能不为此感到痛惜。

事实上，钱端升的惋惜远远不止这一部《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在文革期间，钱端升被查抄的还有其记录了四十多年的日记，“更可惜的是，他从青年时代起有记日记的习惯，大约记了40多年的日记，也一股脑儿被查抄走了。在这40多年里，他到过许多国家，会见过许多名流，是凡他所见所闻，国内外重大事件乃至读书心得，都挤时间记下来，不知这一大捆日记，如今沦落何处？因为从那时起，他受到严重冲击被关进牛棚接受审查，而且下放到京郊延庆县参加劳动。” 钱端升日记的散失使得我们缺少了一份了解钱端升本人以及中国政治学学术史的可靠的资料，就其历史价值而言，恐怕其损失要远远甚于《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余英时先生在评介胡适日记时说，“他的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读完这部四百余万字的日记，便好像重温了一遍中国现代史，不过具体而微罢了。” 对于钱端升先生的日记，谁又能保证其价值在任何领域都一定低于胡适日记的价值呢？读史至此，竟无语凝噎。

最感激周恩来

按照钱端升的后人提供的信息，“在爸爸和国家领导人的交往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周恩来的交往，我们觉得爸爸最尊重的领导人就是周恩来。”

钱端升和周恩来大约相识于1945年、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此后不久，钱端升还应周恩来之邀，去上海周公馆与之讨论国是。1949年之后，钱端升的经历亦与周恩来对其的信任有着莫大的关系。钱仲兴写道：

所以我们相信解放后让爸爸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一定是周恩来的主张。当时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我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与这些国家的往来都是通过民间组织――外交学会来进行的。记得那时爸爸常接待外宾，较有名的如日本前首相片山哲，英国前首相艾德礼。

1956年美国大资本家伊顿邀请中、美、英、苏四国的科学家在加拿大聚会，当时外交部认为我国没人可去，就将邀请信压着没有报告总理，“后来被总理知道了，他说怎么就没人可去？钱端升就可以去嘛！当时爸爸还担心有人不放心他独自去，就请示总理要不要带秘书。总理很放心地说，就你一个人去。” 这个细节在胡适日记中得到了证实。胡适1956年8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刘锴大使从Ottawa打电话来说，听说钱端升近到Canada的Nova Scotia的一个美国人Cyprus Eaton的庄子上，参加会议。Canada Gov’t 特别（准）他入境”。

被打为“右派”之后，钱端升终日郁郁寡欢。周总理知道李四光和钱端升私交不错，便于1958年的某日让李四光找钱端升谈谈，安慰钱一下。钱端升当时对于被划为“右派”亦希望能够向人诉说。“他们约在颐和园见面，走在颐和园后山的小路上，但由于李的秘书紧紧跟随，钱端升始终未能把心底话说出来。” 但是这次会面，的确让钱端升感到极大的安慰。

1960年的一天，钱端升带了全家去政协礼堂吃饭，饭后钱氏一家正在二楼的大厅里，突见几个警卫在催促那里的人群快些离去，钱端升一家只好加步准备离开。“突然电梯门开了，只见周恩来大步走来，口称‘端公’，爸爸只能停下。总理安慰了爸爸一番，说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并对我们在场的家人都一一问及。”

钱端升和周恩来再次见面就在1973年了。是时缪云台先生自美国来定居，总理宴请缪云台时亦邀请钱端升作陪。“爸爸引以为憾的是再一次见总理时，竟会是在向总理遗体告别之时。此后他只是把总理一人的相片挂在客厅中，表示对总理永恒的怀念。”

正是基于这些，度过文革大劫的钱端升，对于周恩来非常感激：

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遭受了磨难。但是1960年春节和1973年周恩来总理两次给予我亲切的关怀和坦诚的鼓励，却使我永志难忘。可以说，在那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我之所以能饥即食、病即医，坚定地生存下去，是与周恩来总理的开导分不开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建交问题出现端倪。而就当时而言，中美建交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双方资产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冻结了美国在中国大陆的一切财产，而美国亦以美国境内的中国财产属于中华民国为由，拒绝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要建交，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双方的资产怎么解冻。对于当时的外交部来说，这是个难题，他们以前没有碰到过。周恩来对他们说可以去找钱端升，这样父亲就被‘借’到外交部的条发司，研究档案资料，应该根据什么法约来进行谈判。外交部给父亲派了个车，每天接他到那里去。”

“1973年是父亲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1973年钱端升借缪云台归国宴请之机与周恩来见面后，周恩来决定让钱端升出任外交部顾问，并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钱端升指出，“也正是由于他的厚爱，我方能在动乱尚未结束时的1974年就被安排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并兼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与思想改造中钱端升宣称“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吧！” 等表态声明相比，钱端升在晚年少了周围的压力，对于周恩来的感激亦已是发自肺腑而且出自真心的。当然问题又出来了。按理说周恩来学问上不如钱端升，人格独立上亦在某段时间比后者差点。那么钱端升为什么还对周恩来如此感激涕淋呢？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党和国家当时又垄断了一切生存资源，按照“皮毛论”的解释，如果知识分子公然与党国体制为敌，那么知识分子将必然因缺乏生存空间而无法存在。周恩来在此作为党和国家统治集体中一位比较照顾知识分子的形象，尽管钱端升此前已经成为人民的“敌人”了，但周恩来依然能够忽略这种政治上“贱民”的现实，给钱端升以积极的开导，由此钱端升才会对周恩来表现出异常的感激。

鹊巢鸠占

钱端升的故交费正清先生曾指出，“在此后的22个年头（自1957年算，引者注）中，他住在北京的旧宅，或旧宅的一部分里，拿着少量的生活津贴，他的才能被湮没。” 费正清所指“旧宅的一部分里”属于事实，并不算太唐突，文革开始后，钱端升家即所谓“旧宅”，随即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而此时钱端升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所以钱端升一家只能住在“旧宅的一部分里”。

那么这些挤占钱端升“旧宅”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如同上引文章所示，钱端升的后人们因为种种顾虑只是说“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而钱端升先生直到晚年亦对此守口如瓶。据笔者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讲，当时挤占钱端升家的其实就是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些职工。

钱端升的房子被挤占问题，最后在乔冠华乃至周恩来等的关注下才予以解决。在乔冠华外长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周恩来亦要求乔冠华在赴美之前，再到钱端升家商讨一下。乔冠华的传记作者罗银胜指出，“乔冠华领命后，马上进入紧锣密鼓的临战状态。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专程拜访外交部顾问、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的钱端升先生，商讨赴美事宜。” 钱大都对于房子问题的解决有着具体的论述：

我们家原来住在离政协礼堂不远的四合院，在“文革”之中住进了很多人，变成一个大杂院。还好，我们没有被赶出去。后来乔冠华主持这项工作，到我们家去，他到我们家一看很吃惊：“你家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开玩笑地说：“门户开放了嘛。现在是门户开放政策。”乔冠华说：“这怎么行，请他们回家。”乔冠华离开我们家之后，院子里的人很快就搬走了。

由此我们对于钱端升在文革期间的景况有多差，不能不有所深省。

费正清的诧异

其实，最令费正清感到诧异的，并不是钱端升一直住在“旧宅的一部分里”，而是钱端升思想深处的某种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有着某种时代的背景。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对1972年访华时见到钱端升的情形是这么说的：

当乔冠华设宴款待我们时，他的老师，逻辑学家金岳霖和钱端升一起参加了宴会。真正是老朋友了，他们穿着新制服，坐着轿车到来。他们两人都曾处于被隔离的状态。钱端升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来，一直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实际上，他就被安排就座于餐桌的角落里，尽可能地远离主人。我几乎料想宴会供给他的只是几根狗骨头罢了。乔冠华以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建议让钱端升、金岳霖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来看望我们。显然，这是在授权公安人员安排这件事。当他们来到我们房间时，我们都为旧友重逢而感到兴奋激动。但他们对个人的遭遇却只字不提。我向他讲述了当我被指责与钱端升交往而同麦卡锡主义者争吵时，他却闭口不谈当他被指责与我通信时的相同经历。他加强语气强调说，“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这就简洁地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决不会这样！

如果我们对钱端升保持同情之理解的话，钱端升的这种“加强语气强调”可以看作时一种针对当时公安人员的监控而做的一种样子，此做法乃是保护自己的一种不得不为、不能不为的策略性方法。当然此种状况也恰恰证明了费正清先生的另外一个判断，“正如我现在所知道的，在1972年，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专业知识阶层的迫害和折磨远远没有结束。毛主义者的平均主义仍然是把专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降至一定程度的托词。”

幸好这不是费正清最后一次见到钱端升先生。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琼?蒙代尔访华时，费正清再次随行并前往拜见了钱端升，“我为有幸能够陪同琼?蒙代尔去拜访钱端升教授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