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

伤亡惨烈 震惊中央

“文革”成都“五・六”事件，是指1967年5月6日发生在成都132厂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时称“五・六大血案”或“132厂大惨案”。

成都“五・六”事件，是文革早期成都地区乃至四川全省发生的规模最大、一次性伤亡最多，场面最惨烈的武斗悲剧。132厂位于成都市西郊黄田坝（文革时更名为“红旗坝”），是一家涉及飞机生产的大型军工企业（即现今研制“枭龙”战机和第5代隐形战机歼20而闻名于世的成都飞机工业公司）。1967年5月6日，该厂造反派和对立保守派群众组织“产业军”发生冲突，成都市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包括北京和外省赴川红卫兵）紧急声援，由此引发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与武斗人员达数千人之多，现场声援、助威、围观群众达10万人以上。场面壮观，战况极惨烈。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轻重伤者2000多人的“大血案”。其时，以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和省人民医院为首的成都市各大小医院100多辆救护车全部出动，川医附院太平间内摆满了死者遗体，所有病房（包括临时病房和过道）挤满急待救治的伤员。造反派、红卫兵自发组织的“志愿献血队”集聚医院大门，排队等候献血。这种惨景，中共建政以来在成都从未有过。一时，全城悲声，群情激愤。消息传出，全国哗然，高层震惊。

反应最激烈的，是已占据主流地位的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中排名第一位的北大聂元梓，所控制的“新北大公社”，当天上就第一个发表《关于四川局势的声明》，强烈声讨“产业军”，表示坚决声援四川造反派。有“地派”之称的北地“东方红”，更是连夜组织万人集会示威，声讨成都“五，六”事件（有一赴川北地“东方红”战士李全华在当天事件中遇难）。其余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首都有影响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对成都“五，六”ા件表态，一边倒地声讨“产业军”及所谓后台，声援四川造反派。

一些激进的红卫兵造反派，还连夜采取行动，在赴京四川造反派人员的指认配合下，四处查抄打砸“产业军”一派在京机构及人员驻地，搜捕其成员（当晚就抓获数十人，其中据说有一名“军长”级人物）。

不仅如此，群情激愤的首都红卫兵，甚至要发起组织红卫兵“敢死队”，开赴四川与“产业军”及其后台“李井泉一小撮同伙”，决一死战。此议后被周恩来制止。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央，仅同意由北京医学院派出30人组成的医疗队乘飞机赴川，参加对“五・六”事件受伤人员的救治。

4月开始，在毛泽东发话并一直关注下，中共中央高层以周恩来为首，正在解决四川问题。其时，负责“支左”的四川军方（成都军区）领导，和一些造反派头头正在北京（有人是被中央指名从监狱放出直送机场的）。由此，惨案消息当晚即直达中央最高层（先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后报毛泽东）。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高层，迅即作出强烈反应。当天深夜，中央即电令成都军区派野战军部队进驻（此前该厂军管会是空军人员），全面接管132厂，逐楼搜捕产业军“红联”武装人员。其后在中央命令下，部队又接管了市郊的火葬场（据说怕“产业军”私下焚烧遇难者尸体，毁灭罪证）。再后来，还派出军队，加强对收治伤员的川医附院和省医院的保护（有小道消息称，产业军会来医院抢伤员）。

第2天，5月7日，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紧急出台，并电告成都。这份《决定》共有十条内容，世称“红十条”。其中主要内容，一是宣布以李井泉为首的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予以公开点名。二是全面改组了成都军区领导班子。

其最后一条即第十条，却是破例专言前一天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摘自文件原文）

据称，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不仅经毛泽东亲自圈阅批准，而且还亲笔修改过其中某些字句，其权威性非同一般。不过，后来有消息传出，这个至关重要的中央文件的最初文本，竟是出自红卫兵造反派笔下。是由川大的一名学生造反头头，和一名“首都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第三司令部）的笔杆子共同执笔起草。“五，六”事件当晚完成后，连夜送中央高层审稿定夺，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除其中的人事任免外，主要内容及倾向，反映造反派立场观点也就不奇怪了。中共中央文件，由学生红卫兵来起草，大概只有毛泽东搞的“文革”中，才会有此奇ા。

虽然与弥漫成都全市的过激舆论言词比较起来，谈及这次流血ા件，此《决定》语气比较温和。但实际上，已经给一天前发生的成都“五・六”事件定了性，也给事件参与一方的“产业军”定了性--间接宣判了“产业军”的“死刑”。

从此之后，号称有数十万之众，并一直受到以成都军区为代表的军方公开支持的“产业军”，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就此从成都地区的文革舞台上逐渐消亡了。正如同几个月之后武汉“百万雄狮”的命运一样。

背景之一：“产业军”及其他

“产业军”，全称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是文革初期成都地区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

关于“产业军”，有些文革著作中曾有记载。例如王年一先生所著文革简史《大动乱的年代》中，关于“产为军”，是这样提及的：“‘产业军’由工人和基层干部组成，他们坚决反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号。1967年4月15日，‘产业军’扬言要‘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5月11日，‘产业军’把已经亮相支持激进派的西南局书记曾希圣抓走。”

应当说，这段关于“产业军”的简述，既稍嫌简约，又不甚准确，与当年“产业军”的史实真相，相去甚远。

“产业军”成立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11月下旬。其背景是：在红卫兵运动强烈的冲击和带动下，全市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且逐渐成为左右成都地区文革形势的一股重要势力。而一些不屑于或不被接受参加造反组织的群众（主要是比较正统的党团员和产业工人，且多数是运动初期带有官方背景的工人组织“赤卫队”成员），不甘心于自己被排斥在“文革”运动主流之外，于是暗中串联，酝酿成立有别于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并得已依靠这个组织，与造反派抗衡。

几经串联，11月25日召开了第一次碰头会。两天后的11月27日晚上，在红照壁礼堂正式召开筹备会，有成都地区17个单位40多代表参加，最后选出21人组成筹备组织。其名称则是根据毛泽东那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到的“产业工人”这个词组，定名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

第二天凌晨，按当时流行做法，分别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两封“致敬电”。12月1日，“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在红照壁正式挂牌，并向全市散发成立《宣言》。

因有原先的正统及官办基础，“产业军”成立后发展很快。各单位原有官办的“工人赤卫队”、“工人纠察队”，被后起的造反派冲击砸垮后，其成员纷纷加入到“产业军”各下属师、团中。到1966年底，成都“产业军”就达几十万之众。

进入1967年，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在红卫兵造反派反复冲击下，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其时，以成都军区为代表的军方，就成了稳定和控制局势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在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以后，军方态度成了各派争夺的关键和核心。

与造反组织相比，“产业军”有“几多”：党团员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多、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多、部队转业复员军人多。由于这种背景，成都军区主要负责人选择“支左”对象时，自然选择了“产业军”。而不肯支持成员复杂，反地方当局色彩浓厚的造反派。

从2月中旬开始，成都市和四川全省“文革”形势发生重大逆转。2月上旬，军方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并明确支持“产业军”。军方首先在军逮捕造反派，取缔军内造反组织。并以“冲击成都市公安局”的“1.29ા件”为由，逮捕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街道分团”的头头和成员。在赴川首都红卫兵支持下，以川大8.26战斗团和“兵团”为主的学生红卫兵及造反派，在成都军区大门静坐示威，要求释放被捕造反派，包围堵塞大门，多日不退。

2月17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了“2.17信件”（据称，此信其实是成都军区领导自已搞的，仅电话告知军委某副主席，就以军委名义发布）。2月18日，军区破天荒出动军用飞机和直升机，在成都及全省主要城市空投了80万份“2.17信件”传单。以此为转折点，军方开展大规模全省“镇反”。成都及四川各地市、县，相继发生造反派被群体性逮捕拘留、造反组织被取缔的事件。这就是四川文革史上有名的“二月镇反”。

这次“镇反”规模空前。从2月中下旬开始到3月底，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四川全省近10万人被捕。“文革”后，有文献对此有如下记载：

在军区的支持下，四川省公安厅于2月28日发布了《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在全省开展了“镇反”活动。据当时的材料，二、三月间四川在“镇反”中扣押了近10万人，包括不少造反组织的大小头目。（《当代四川简史》第19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随着成都主要造反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为代表的造反派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遭明令取缔。“产业军”一跃成为成都“文革”的主流派，而且在军方和公安部门取缔“兵团”和“8・26战斗团”等造反组织、逮捕拘留其成员时，“产业军”起了相当作用。不仅逮捕人的名单多数是“产业军”提供的，后来发展到“产业军”自已扭送人到公安机关强行让对方收审逮捕。甚至“产业军”人员看谁不顺眼，比如发了几句牢骚的造反派家属或同情者，或是骂了他一句“保皇狗”之类，仅十二三岁的少儿，也一样五花大绑扭送公安局收监。由此，“产业军”在市民中大失人心。这也是后来在“五.四”川棉ા件中，市民自发设卡阻挡路口不让“产业军”援兵通过，以及“五.六”ા件中一喊“打产业军”，市民便一呼百应，纷纷跑往132厂声援造反派的原由。

4月初，形势发生了不利于“产业军”的转变。在中央（主要是中央文革）的干预和压力下，被捕的红卫兵、造反派成员相继被释放。全省范围内，造反组织重新崛起。而且，越来越多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中央认为成都军区领导人“支左”犯下方向路线性错误，正着手解决四川问题，军方感到了极大压力，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新崛起的成都各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二月镇反”中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产业军”，从4月上旬起，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小规模冲突不断。

背景之二：川棉“五・四”事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5月4日，在四川国棉一厂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世称“川棉大血案”，这可以看作是两天后“五・六”事件的预演或序幕。

川棉一厂是成都市有数的国营大厂，有职工近万人。由于产业工人多，该厂又是当初成立“产业军”的发起单位之一，其在“产业军”内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产业军”在该厂的组织是“川棉产业师”，系全市产业军的中坚力量。

厂内与川棉“产业师”对立的造反组织是“红旗战斗师”，人员及势力上，较前者相对处于劣势。由此，造反派重新崛起后，一批大学红卫兵（川大“8・26”和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都地质学院、成都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工学院的红卫兵）就应邀以“学习队”、“联络站”名义进驻该厂，倾全力支援红旗战斗师与“川棉产业师”作对。由此，两派经常引发摩擦和小冲突。

其时，两派在川棉的控制区分别为：产业军以“产业大楼”为主体，控制周围各幢大楼，“红旗战斗师”则主要控制该厂“生活区”。

鉴于外来红卫兵对自身构成的威胁和侵扰日益严重，4月30日，“川棉产业师”发布“勒令”，要进驻川棉的红卫兵当即离厂，否则后果自负。就此引发事端，拉开了武斗序幕。

5月1日清晨6时许，产业师出动人员抄了“红旗战斗师”总部。同时被抄的还有红卫兵成都部队驻川棉学习队及川大“8・26”联络站驻地，事端初起。下午，两派谈判未果，双方各自调集人马，暗作“决战”准备。

5月3日下午，冲突再起，两派互有人员受伤或被抓走，事态迅速扩大。成都军区闻讯，速派出4卡车解放军战士前往制止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