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

文革开始时，河南省委的“一把手”是刘建勋，“二把手”是文敏生，我父亲纪登奎的职务是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委秘书长。听说，在省委的领导人中排名第八，只是个“八把手”。

虽然我父亲于1963年己调到省委担任上述职务，但因为1964年商丘地区遭受水灾，他又到商丘兼任了地委第一书记，基本在商丘地区主持救灾。救灾工作于一年后基本结束，按省委分工，他又担任了全省“四清工作总团”的团长，负责具体指导全省的四清运动。一直到1966年8月，文革己经开始了，“十六条”也公布了，他还在农村蹲点搞四清呢。

1966年8月，河南省委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纪登奎才调回省委，担任了省委文革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从这时起，他才介入文革的事。

那个时候，省委文革小组的所谓工作，就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拨又一拨地接待川流不息的群众组织，还被“革命群众”揪来揪去，弄到各个大专院校去检查“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

听父亲说，文革开始时，因为他还在农村蹲点搞“四清”、并不在省委工作，所以“派工作组的错误”，并没有他本人什么事，把他揪到各单位去，只是“替省委作检讨”。而他当时的思想，不仅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也是“很不理解”的，而且，“派工作组是路线错误”在当时早已被党中央“定性”了，纪登奎还坚持认为，“派工作组只是个形式，是不是错误路线，要看工作组工作的内容。”这种态度，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当“顽固”和“保守”的。

1966年9月，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调到北京新市委了，文敏生接替他主持省委工作，担任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我父亲在省委和文敏生的领导下，仍然担任省委文革副组长，在非常混乱与困难的情况下勉强维持局面。

到1966年年底的时候，中南局的第一书记陶铸和代理第一书记王任重“出问题”了，因为文敏生是中南局调到河南的，社会上有些人便以讹传讹地认为他是“陶、王黑线上的人”，要打倒他，文敏生思想压力很大，被折腾得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时候，河南省委有些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动摇；这里的历史缘故还有，这些省委领导“大跃进”时跟着吴芝圃搞“极左”，1961年中南局改组河南省委时，曾经批评和处理过他们的问题，这些人不服气，看到刘建勋调走了，文敏生也快不行了，就想乘机为他们过去的错误翻案。

戴苏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当过省委秘书长，这时对我父亲说：“老纪，你看这形势，省委搞得这么被动，要不，咱们俩也起来造反吧？”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拉上我父亲一起“站出来”，带头打倒文敏生。我父亲对他说，“老戴呀，你看，刘建勋调到北京了，现在形势这么困难，咱们省委应当团结；再说，人家文敏生当第一书记，一共才几个月时间，能有多少错误呢？”父亲拒绝了戴苏理拉他“起来造反”的意见。

1967年初爆发了所谓“一月革命”，河南的形势更乱成了一锅粥。河南省委终于瘫痪了，我父亲也于1967年1月被关押起来了，家里人不仅见不上面，也不知道他关在那里，连是死是活也没有个消息，只有在郑州开批斗大会时，家里人看到造反派把他拉到会场上低头、弯腰、挂黑牌、“坐飞机”，才知道他还活着。文革期间社会上流传的说法，“纪登奎坐了一百多次飞机”，就是这个时候的事，这一段时间，有将近半年。

人们一般认为，河南的造反组织是“二七公社”，因为于1967年2月7日成立而得名。这时候，我父亲己经被关押起来了，“二七公社”的成立，他既没有参与，更谈不上支持，实际上，连“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的名称，他也是几个月以后才听说的。

1967年1月，毛主席决定实行“三支两军”，不久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河南省委瘫痪了，军队接管了政权；当时，主持河南省军区工作的是政委何运洪，他实际掌握着河南全省的局面。

1967年3月初，河南省军区发布“声明”，宣布“二七公社是非法组织”，把“二七公社”镇压下去了，抓了好几千人。到1967年4月，北京红代会和军事院校造反派先后到河南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形势又开始动荡起来了。不过，纪登奎仍然被关押着，对这些情况完全不知道。

大概是1967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吧，有一位解放军报记者，找到被关押的纪登奎采访，当纪登奎听说省军区抓了很多人时，他对这位记者说：“听说现在抓了很多人，这些青年学生，都还是些孩子嘛，他们有什么责任呢？我是省委文革小组成员，文化革命，是我们号召他们参加的，责任应当由我们省委这些领导人来负。如果说参加文化革命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的话，省军区要抓人，那就把我抓起来好了，应当我去坐班房。这些孩子们，他们没有罪，省军区不应该抓他们，应当把他们放出去。”后来纪登奎讲的这番话，这位解放军报记者不知怎么给传出去了，被红卫兵写成大字报，贴在省委和省军区大院的围墙上，而且到处传抄，搞得全省都知道了。不过对这些情况，还被关押着的纪登奎当时也不知道。

可是，纪登奎对解放军报记者的这次谈话，在社会上却搞得很轰动。因为“二七公社”当时正在“受压”，被抓了好几千人，看到纪登奎的谈话，许多人都感动得哭了。他们在那种处境下，那时候的说法，对纪登奎是“路线出感情”吧，就认为他是个好干部，那时叫“革命领导干部”。就这样，纪登奎就成了“二七公社”拥护和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了。

所以，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这个话在精确程度上还稍有一点偏差，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应当是：因为造反组识的支持，纪登奎才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再说得清楚一点，不是纪登奎支持“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而是“二七公社”支持纪登奎当上了“革命领导干部”。虽然这两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区别不大，但后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

1967年3月中旬，河南省委领导成员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省军区主持的会议上，由省委一位书记赵文甫率先发难，另一位书记戴苏理紧跟着表态，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公开起来造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反了。因为这些省委领导人当时认为纪登奎是同刘建勋、文敏生站在一起的，所以把纪登奎也捎上了。在社会上，这些省委领导人公开表态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一派群众组织同“二七公社”是对立的。所以，1967年上半年，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一派喊的口号是，“打倒刘、文、纪！”

1967年4月以后，因为河南形势动荡，中央让河南省军区到北京汇报文革情况，还要求河南两派的群众组织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也一同到北京参加汇报会。这时候，在北京参加汇报会的“二七公社”的代表，便提名纪登奎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

不过到这时，纪登奎仍然在河南关押着，对外面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既不知道有些省委领导成员已经“造反”，把他和刘建勋、文敏生捆在一起，要打倒，也不知道“二七公社”在北京己经提名他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连中央在“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又发布了“军委十条命令”的文件，也不知道。在关押中允许他看的，只有一本袖珍版的毛选四卷合订本。

到1967年5月份了，在北京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开了好几次了，周总理问，你们“二七公社”一派的领导干部是谁？怎么还没有来参加汇报？这时，“二七公社”的代表也着急了，让他们在郑州的人赶快想办法。后来，他们“二七公社”的人，终于打听到纪登奎的关押地点，深夜采取行动，把纪登奎抢出来了；而后，又把他送到郑州铁路局，因为怕对立的一派中途拦截，让他装扮成司炉工，钻在火车头里，还用煤把脸抹黑了，送到了北京。

到了汇报会河南代表团驻地西苑旅社，我父亲才成了支持“二七公社”这一派的“领导干部”。

不过，若仔细分辩这件事的实际过程，打个不大准确的比方吧，纪登奎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倒是和辛亥革命时黎元洪的情况有点相似：辛亥革命时，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官兵从床底下把他拉出来当上了“革命领袖”的，在黎元洪看来，他是大清朝的将领和臣子，他根本没有想到去当而且死活也不愿去当那个该当“灭门之罪”的“乱党”和“草寇”。而文化革命中，纪登奎则是“二七公社”从关押地点把他抢出来、乘火车头送到北京的中央汇报会上，才当上了“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同黎元洪的情况还有点相似的是，在纪登奎当时的观念里，他是正儿八经的“党的领导干部”，恐怕也没有什么兴趣，要支持造反组织，去当他们的“后台”。

说起来，那个时候，无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或者在中南局的陶铸和王任重那里，还是河南省委刘建勋和文敏生手下，纪登奎都是相当得宠的“大红人”，又是刚提拔到省委，心劲儿足得很，正在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忙他的“党的工作”。那个时候，纪登奎既没有在党内受排斥、坐冷板凳，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击迫害，比如被打成“右派”或者“右倾”什么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历史恩怨的理由，要起来“支持造反组织”去夺省委领导的权。

而且，纪登奎作为一个地方干部，当了“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这种事情，那时都是在河南文革问题汇报会上、在党中央的鼻子底下发生的，都是中央知情、认可、甚至“赶鸭子上架”的，并不是他纪登奎“阴谋策划”、“秘密串联”、“煽风点火”，要起来“造反夺权”。

当时，在北京参加河南文革问题汇报会的，共有三派，一派叫“二七公社”，一派叫“河造总”，一派叫“十大总部”。而实际情况，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联手、共同对抗“二七公社”的格局。

在北京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开了两个多月，周总理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八次。到1967年7月25日夜，周总理讲话，对河南文革问题表态：

“二七公社”，被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这意味着中央支持这一派；

“河造总”，被称为“犯错误的造反派”，这一派属于“团结对象”；

“十大总部”，则被称为“保守组织”，周总理还有一句相当严厉的话，“十大总部应当分化瓦解”。

后来，毛泽东还讲过；“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中央在那个时代的这个表态，是一种典型的“左、中、右”的思维模式。在当时，这也是中央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前，对其他几个省的文革问题，中央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处理的。

最终的结果，军区政委何运洪挨了批评，中央批转了河南省军区党委对“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报告；中央决定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重新回河南任组长，空降兵15军政委王新担任副组长，我父亲也是副组长。后来成立河南省革命委会时，我父亲是副主任。

1967年7月底，我父亲回河南时，又成了省革筹的“当权派”。那时，省革筹的所谓工作，就是解决各地、市、县和大型企业的文革问题，主要是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让分裂对立、文斗加武斗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并按照“三结合”的原则把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总之，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把政权组识起来、建立秩序、恢复生产。

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办法，是由当时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省革筹工作组到现场去，当时河南全部十个地市、一百多个县以及大型企业的大多数，都是纪登奎带队去解决的。父亲后来对我说：“在省革筹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分工时，分给我的任务，是负责专门解决全省各地的‘老、大、难’问题。”说到这里，他笑着摇摇头：“你说说，这领导班子里，哪里有这么分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