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革”疑症及其前置条件

现在看来，从“文革学”一开始，有些左翼和有些右翼人士就像是一个趔趄的连体人，栽进了同一个坑。

这是指他们对社会的总体性判断。随意在互联网搜索一下，便可发现“文革”的辩护者们最爱做的事，一是忆“平等”，二是忆“反腐”――其实反腐是平等的另一面，两条可归结为一条。在另一种声音里，“文革”的痛恨者们无不斥责“平均主义”，其实是指“平等”的超强版，在更多时候则只是对“平等”一种贬义的别称。在这里，双方同于事实判断，大体上确认了当年的一种“平”。差别仅在于他们的价值判断：有人愿意用褒义，说“平等”最为可爱，洋溢社会主义的温暖；有人愿意用贬义，说“平均主义”太可恶，窒息了市场与资本。

这个双头的连体人说错了什么吗？

很多西方学者也公认“毛泽东是个平等主义者”，【2】算得上这个连体人的强大外援和场外教练。他们的依据想必是这样：在红色中国的城镇，人们确实工资差别不大，住房差别不大，伙食差别不大，粮票、布票、油票、糖票、肥皂票、饼干票等都是见人一份，不论级别和地位，只看年龄和工种，比如城镇居民在大米产区的月供口粮，干部一律24斤，中学生一律30斤，大学生一律35斤……“阶级敌人”也莫不如此。这难道不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大家都有补丁衣，都得做煤球、扫大街以及打老鼠。王局长和张木匠的老婆一同在豆腐店门前串通插队，杜教授和莫裁缝的儿子一起逃课游泳或分食酸桃……我就是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在我印象中，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1960年前），留声机、照相机、进口奶粉、香水、宠物、钢琴这一类奢侈品，更多出现在归侨、知识分子、资方留用人员的家里，一般来说与官员宿舍关系不大。在我生长的城市，四座最好的新建别墅都分配给了知名作家，比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住房要气派得多。【3】这种印象与后来若干史料吻合：在“保留工资”的政策下，当时京剧演员周信芳月薪1760元，其同行马连良的月薪1700元，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薪1676元……均超过国家领袖们数倍。【4】

正是在这种氛围里，北大老教授季羡林回忆，哪怕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他一生中精神面貌“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5】

邓小平曾对外宾说：“你们如果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6】迟至1993年，我接待一对法国夫妇，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司机们总是上桌与主客一道吃饭，还表现出【7】几分诧异，于是感叹中国工人阶级地位高得很，不像他们那个破法国，不久前人们在巴黎坐地铁也分流在贫与富的不同车厢；更不像在东南亚某些国家，司机的别称是“车奴”。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如果人们把目光从物质形态移开，投向人的尊严、快乐、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权利等，把物质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还原为不同于牛羊猪狗的灵长类生命，就不难发现“平等”或“平均主义”的说辞大打折扣，几乎不堪一击。从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到1963年各个领域奉令贯彻“阶级路线”，包括教育部通知各地强化招生过程中的“政治审查标准”，“对于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学生一律不得录取”【8】……社会上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至少在人们的理解中，“阶级斗争”就是这么回事：人分三六九等，出身与门第备受关切，清查与排序紧锣密鼓，“平等”成了不同层级的排他式俱乐部。大家谨言慎行，东张西望，看人的目光冷暖随时调整，交友的表情多制式准备，显示出一个等级制结构正赫然形成：

最高层，是所谓“可以依靠”的红色群体，包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

中间层，是所谓“可以团结”的粉色群体，包括中农、手工业者等。

较低层，是所谓“可以争取”的灰色群体，包括一般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

最低层，是所谓必须剥夺、打击、限制、改造的黑色群体，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戴帽右派―摘帽右派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这一层次俗称“黑五类”或“四类分子”（若把右派分子排除）。

撇下城乡差别在后文中另说，在这个粗略框架之下，当然还可细分，比如黑色群体里还有“杀、关、管”的深黑和最黑，指被枪毙、被判刑、被管制者及其亲属；红色群体中也有“大院里的（党政官员）”与“巷子里的（老百姓）”，穿制服有“四个口袋的（军官）”与“两个口袋的（士兵）”……其重要差异大家心知肚明。

“反革命分子”则是一个弹性极大的大口袋，便于把任何捣乱者打入其中，显示出等级制的动态性，即“左”、“中”、“右”的现实表现分档。公众对此心领神会。换句话说，红色、粉色、灰色人物都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一不小心也可滑入这个大口袋，构成黑色群体一个可观的增量。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红卫兵兴起初期的这一流行对联，无非是这种等级制暴虐化，有贝子贝勒踢馆闹场的口气，有龙种凤胎迈开八字步的自得，把血统炫耀到露骨和嚣张的程度―在高层后来改口切割它之前，把它变得可做而不可说之前，可说但不可公开大声说之前，它几乎得到红色群体（特别是大红和深红）的普遍欢迎，也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等政治操盘者的公开支持。【9】即便后来改口切割了，批判这一对联最力的中学生遇罗克还是被处以死刑，10并不使人们感到过于意外。

在那一声枪响里，那一片余音袅袅下的举国静默里，可有什么“平等”或“平均主义”？在那个人们神经紧绷的日日夜夜，黑色乃至灰色人群是被“平等”或“平均主义”地戴了高帽、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然后饱受拳打脚踢？他们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地去扫厕所、掏阴沟、上劳改工地以接受永远的赎罪？他们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地离婚、自杀、逃亡、下狱、突发精神病？他们是“平等”或“平均主义”地在公众场所既不能笑（涉嫌嘲笑当局）也不能哭（涉嫌鸣冤叫屈）、既不能硬（涉嫌顽固对抗）也不能软（涉嫌伪装进步）地苦熬每一天？……回到前面的议题，那个从左右不同角度确认的一份“平”，作为正反两方辩论的前提约定，难道一开始不就是严重虚构？不是众多左、右翼人士一个劲儿坚守或猛攻的海市蜃楼？

或者说，除了工资和粮票，人们的尊严、快乐、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权利的分配就不算什么大事，从来不入唯物主义者的法眼？

或者说，“阶级”一类从来就只有经济学意义，社会观察者只可牵挂一些关于粮票和工资的指标？

权力等级制当然也没有素食风格，不会与物质生活绝缘。事实上，贯彻“阶级路线”伊始，每个等级便有了相应的影子价格，透出了暖烘烘的人间烟火味，绕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弯之后，最终还是坐实唯“物”主义。党员、官职、大学、好房子、招工机会、提拔可能性、接触内部文件的资格、旅行首都的住宿介绍信……这些稀缺资源都是权力优待席，与贱民们没关系。平均分配虽在粮票、工资一类事宜上有所延续，但往深里看，往细里看，特别是朝基本生存线以上看，它已被等级制迅速侵蚀，一步步趋于瓦解。在我的印象里，自1960年代始，好烟、好酒、好补品、好衣料、好房子就更多出现在当权者那里了，合法的“特供品”、“特供店”也浮出水面，“特供”花样不断翻新。到1972年后，“走后门”行贿之风大盛，人们提着大包小包想走错门也难，连街头巷尾的老太婆都明白这里的潜规则。在很多人那里，女儿嫁一个黑色甚至灰色人员犹天塌之祸，哪怕那小子品貌出众才高八斗，也等于少女自毁前程，累及全家，神经失常，常闹得父母的要死要活――候补丈母娘们火眼金睛，总是比理论家更明白“平等”的奥秘。如果这位女儿姿色出众，其母亲乃至大姨小姨肯定更要把视线向上调高若干度，留意红色群体里的更红和大红，“大院里的”，“四个口袋的”，口音有点特别的――在南方讲北方话的多是南下干部之后，在北方舌带南音者可能是革命元勋之后，一开腔便有地位的听觉标记。

情色资源分配总是最灵敏的社会风向标。

1980年代初的一天，我因工作关系出席一个宴会，主人是省委某高官，主宾是我的合作伙伴，京城里某位大人物的公子。当主人听说公子他爸爱吃团鱼，立刻安排手下人去买两篓。这已够让我吃惊了。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公子怕一时半刻找不到这么多团鱼，因担心误机一再摇手。对方看看手表，淡淡一笑，说怕什么呢？王秘书，你去给机场打个电话，让他们推迟两个钟头起飞。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是“平等”还是“平均主义”？还要怎样的等级制，才能让一个区区的省级官员也可以随意操控机场和天空，强迫那些不知内情的旅客在机场上傻等，而且等的是某位大人物可能毫不在意的两大篓团鱼，腥味扑鼻的一份献媚？还要怎样的等级制，才能让这位献媚者又是宴会又是赠品，然后戳着牙签哈哈一笑？

平等或公平――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红色中国建立时的庄严承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核心。马克思一直相信可以通过取消财产私有制来实现平等，但他可能没想到，中国在做到这一点以后，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的财产私有制确实消失以后，情况却未可乐观。骄横的财主没有了，霸道的政治新贵取而代之。高利贷没有了，孝敬长官的红包取而代之。红灯区买春没有了，争取入党或提干的性交易取而代之。制幻毒品和跳大神没有了，狂热效忠领袖的死去活来取而代之。争夺遗产的兄弟仇杀没有了，意在自保的亲人告密取而代之。铁具束腰和食用砒霜的美容没有了，自残性质的热血秀或自愿赎罪取而代之。把一只股票炒出天价的商业投机没有了，在打击内奸、叛徒、邪恶敌人等各种斗争中的抢头功和露大脸取而代之。比珠宝、比田庄的“拼爹”没有了，看谁家爹妈位高官大的“拼爹”取而代之……人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社会。

而且是一片过于陌生的世相，差不多是历史中一大疑难杂症。

前人在有关于市场与资本的理论遗产之外，在“所有制”“生产关系”“基尼系数”之类以外，没留下什么词语来描述这种情况，以供观察者们信手拈来。唯物主义者遇到了不那么“物”的问题。其最大疑难点在于，就物质分配而言，这里的平等说无也有；就权力分配而言，这里的不平等说少也多。

“平”乎？“不平”乎？

二者相互消长不定，但始终交织在一起。两方面不像是偶然拼凑，倒像是自然发育的一体两面，如插线板上的火线和零线缺一不可。真正的问题也许正在这里逼近。

道路选择的大概率

早知道改革开放这样好，市场经济这样活力充沛，中国人当年就不该那样二。事情到底怎么啦？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放开物价？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发展个体户？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搞股份公司、品牌代工、房地产、股票交易、电视超女选秀？既然“多元的组织资源”（秦晖语）是克服极权和动乱的必要条件，是自由和民主之基，当初为什么居然就没人想到要开放市场，助推宗教，甚至鼓励行帮、宗祠以及名媛学校？……这一些诘问近年来耳熟能详，多见于知识沙龙，成为学子们焦虑的七嘴八舌。

我也恨不得替同胞们悔青肠子。

    看来，我们都成了某些党史专家和哈佛教授的好学生，从他们那里顺利接受了有关“文革”的解释和思路，“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比如（前者语）”，比如“民粹主义观念（后者语）”，如此等等。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些认识问题。既是认识，那就得取决于脑子里装了些什么，取决于脑子好不好使。笨蛋花两个小时才能啃下来的考题，才子在十分钟内就能抢先交卷。中国看上去就是这样的笨蛋，蔫头巴脑，挠头抓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