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

内容提要：早在20年前，学界关于“文革”群众运动的理解已经逐渐形成某种定式。一些新近出版的相关论著，并未对原有的解释体系形成有效突破。本文基于南京地区“文革”群众运动的系统追踪，重新反思了地方派性因素的成因和“文革”动乱长期持续的动力，较为深入地阐释了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的内在关联。与早先那些具有广泛影响的经典论著相比，本文的考察时段不仅涵盖1966-1968群众运动高潮时期，而且涵盖“文革”后期的几年;考察对象不仅限于学生群体和工人群体，而且包括先后卷入群众运动的地方干部群体和军队干部群体。考察范畴不仅限于地方群众运动，而且涉及北京高层政争。笔者认为，无论从精英政治层面还是从群众运动层面看，“文革”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文革”发动者和所有参与者对“革命”话语的策略性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文革”派性斗争的本质属性。

1966年初夏在中国大陆爆发并持续多年的“文化大革命”，因波及范围广、卷入人数多、造成破坏大，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成因和发展过程的了解还相当有限。在中国国内， 中共中央于1981年做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十年浩劫”，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的和思想的基础，然而其对“文革”动乱成因的简单解释却难以让人信服。另一方面，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禁限，长期以来学界将“文革”研究视为畏途，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不多，整体上水平不高，很难形成新的系统性的认知。在西方学界，自1970年代初开始，迁延至1990年代末，曾经兴起一波“文革”研究热潮，相继出版了一大批有关论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批以社会史和地方史视角切入的政治学研究论著异军突起。这些研究论著摆脱了传统的精英政治研究窠臼，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存在于社会基层、内容更为广泛的群众派性斗争，使得相关研究别开生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基于这些研究而提出的“社会冲突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很快成为西方学界认知与解释“文革”运动的主要理论框架。不过近十多年来，西方学界的关注焦点日益转向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新的“文革”研究史料的大量涌现，并未引起他们重新反思“文革”研究的兴趣。因而，“文革”研究在西方也呈现出停滞不前的趋势。

本文的后续内容将会揭示，无论过去国内外学界在“文革”研究领域取得了怎样的进展，我们对这一复杂历史事物的理解和诠释其实还相当肤浅。有些理解和解释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莫名的恐惧，往往源于无知。只有正视历史事实，廓清各种错误认识，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才有可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才有可能期待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一、关于江苏/南京地区“文革”群众运动实证研究的概述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研究议题。要想在相关研究中别开生面、推陈出新，就必须选择适当的方法和路径。在笔者看来，“文革”研究至少可以被切割为“精英政治”和“群众运动”两个剖面。如果借用“蝴蝶效应”的比喻，“精英政治”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与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扇动他的翅膀;“群众运动”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与解释，蝴蝶翅膀所扇起的微风，通过怎样的机制不断被放大，并最终形成一场破坏力极大的龙卷风暴。

在过去的几年中，笔者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Andrew G. Walder合作，对江苏/南京地区的“文革”群众运动进行专题研究。由于学术训练的微妙差异和各种条件的制约(主要是档案资料的欠缺)，我们的研究实际上融合了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资料包括“文革”期间中央和地方报刊、当地群众组织出版物和各种传单、“文革”后公开出版和内部发行的地方史志资料、众多重要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资料、众多公开出版或自印发行或在互联网上流传的回忆录文字、以及许多已发表的中英文研究论著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笔者通过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深度访谈所获得的一大批口述历史资料。这些口述资料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然而却至关重要的背景信息，使我们有可能对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深度解读。

迄今为止，我们已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了6篇系列论文(详见后文注释)，第7篇论文也已经被The China Quarterly正式接受，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发表。在研究的最初阶段，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外部因素对当地群众运动的影响――即每当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时，在南京当地会引起怎样的连锁反应。然而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地方性因素对群众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性质的巨大影响绝不应受到低估。例如，1966年夏天当地“文革”群众运动的爆发，与此前的地方政治生态和各单位内部的矛盾冲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对相关的历史背景缺乏必要的了解，就无法理解当地的“文革”群众运动缘何一哄而起。再例如，在持续十年的时间里，全国“文革”运动的整体走势多次发生逆转。每当此时，此前当地业已存在的派性阵营和个人派性身份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现实处境，从而内在的制约着他们做出新的政治抉择。此外，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在根深蒂固的派性因素的影响下，当地各派政治势力往往从实用主义的考量出发，对中央的指示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诠释和发挥，从而使得中央的意图无从实现。

对地方性因素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央权威的存在。不可否认，“文革”期间中央每一个重要指示发出后，一定会在当地迅速引起反响。不过这种反响的结果是否会如中央所愿，则很难一言以蔽之。我们的观察是，只有在中央的指示十分简单 、具体、明确，没有任何再度诠释的空间时，才会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然而由于中央高层内部的意见分歧，以及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滥用，实际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此。

由于我们一直系统地追踪当地“文革”群众运动的发展，对各种政治势力如何逐渐卷入派性斗争的过程及其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较为熟悉，因而在探讨一些重要问题时，常常能够追根溯源、见微知著，揭示出一些前所未见的维度与层面，从而深化与拓展了国内外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现有认知。例如，对于1976年春天发生的“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或者概念范畴更为宽泛的“四五运动”)，严家琪和Genny Louie等人 早在1980年前后就有专题论著发表。[1]后来，Sebastian Heilmann和吴雪晴、程中原等人又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2]尽管相隔多年，这些论著的叙事方法和认知体系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它们考察的时段，都局限于1976年1-4月间;它们对两个事件的定性，都是基于义愤的自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它们的表述逻辑，似乎都可以归纳为“好人”与“坏人”的斗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然而如果将1976年春夏全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些政治事件所折射出的更为复杂的政治关系格局，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更为复杂的事物属性。以“南京事件”为例，至少反映出三种相互交织、十分微妙的政治关系：第一，正如一些现有论著所言，是数以千万计自发卷入抗议示威活动的干部群众与当时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四人帮”之间的对抗关系。第二，是当时的省市委主要领导人(如彭冲、许家屯等人)与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三，是当地原造反派头头(如曾邦元、华林森、孔庆荣等人)与省市委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一些关系，似乎很难用“好人”/“坏人”、“正义”/“邪恶”之类简单的价值判断一言以蔽之。以下，本文将追根溯源，深度解释这些关系――尤其是后两种关系――的来由与微妙之处，向读者展现“文革”派性问题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二、派性身份与派性冲突：十年考察

同全国各地一样，南京地区的群众派性斗争肇始于1966年夏秋，当时的派性分野一般可以被归纳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范畴。派性斗争首先产生于各基层单位内部，而后逐渐形成全市性的派性组织联盟。最初卷入派性斗争的主要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各厂矿企业的干部职工以及其他较为低端的社会成员。随着1966年下半年中央的舆论导向日趋激进，地方上“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结构性的转换：原先占据数量优势的“保守派”阵营日益式微，而原先屈居少数地位的“造反派”阵营则日益强大。[3]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在当地引起连锁反应，“夺权”成为新的群众运动主题。在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垮台前后，“保守派”势力因失去庇护而迅速土崩瓦解。然而当地的群众派性冲突与对抗并未就此停息，而是被新的派性冲突与对抗所取代：原来同属于“造反派”阵营的“省红总”和“八二七”，围绕由谁主导“夺权”以及“夺权”后的权力分享问题产生龃龉，并进而发展为公开的分裂与对抗。[4]在南京“一・二六夺权”前夕，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是一大批省市委机关中的中下层干部(副处长以下)和一般工作人员开始卷入群众派性斗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愿成为行将垮台的省市委领导人的牺牲品，纷纷加入“造反派”阵营，其派性组织有省市“省革总”和“市革总”。“一・二六夺权”以后，由于“省红总”和“八二七”公开分裂，省市机关造反派群体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另立山头组成“大联合总部”和“省革总新总部”，站在“八二七”一边。[5]

南京“夺权”后的派性对抗与冲突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1967年2月初，中央指示有关各方组成代表团赴北京谈判，打算通过协商方式迅速产生过渡性权力机构。然而历时一个月的谈判，因当地两派的尖锐对立和中央高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始终无法达成一致。3月初，中央宣布由南京军区在当地实施“军管”。这个决定再次引发当地群众派性组织的分化与重组，但基本格局依然是“省红总”和“八二七”之间的对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由是否支持“夺权”转向是否支持“军管”――“八二七”成为“拥军派”，“省红总”成为“反军派”。“军管”初期，军方依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对桀骜不驯的“省红总”实施“镇反”，通过高压威慑很快树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威。然而4月份以后中央舆论导向的急遽变化，使得军方的权威遭受质疑。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省红总”在当地发起“倒许”运动，斗争矛头直接指向省“军管会”的后台老板、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此同时，“省红总”与“八二七”的派性冲突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6]

值得注意的是，在1967年春夏当地群众派性冲突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许多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包括近百名厅局级干部和相当一部分原省市委书记处成员)和军队高级干部也逐渐卷入派性斗争――他们必须在尖锐对立的群众派性冲突中选择自己的立场。“武汉事件”爆发后，绝大部分地方党政干部和南京军区空军、江苏省军区以及当地军事院校的高层领导受到《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舆论宣传的误导，一度公开与“省红总”结盟，成为“反许”阵营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后来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干预，南京“军管”当局才没有垮台。当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暴力冲突也受到暂时遏制。[7]

由以上概述不难看出，随着“文革”运动的逐步演进，越来越多的地方政治势力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群众派性斗争中。因而，“文革”派性斗争绝不仅限于社会基层和普通群众(如学生、青年教师、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等)内部，而是涉及到地方各级党政军部门及其领导人。

1968年春实现“大联合”以后，地方上的派性冲突呈现出一种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