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等：1967年南京“一月革命”的失败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许多学术论著都将“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派性武斗描述为试图捍卫现有政治体制的“保守派”集团和试图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激进派”集团之间的斗争。然而近年来的一些著述却指出，政治冲突的轴心在1967年初各地党政机构垮台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与上述解释体系的核心观点相互抵牾。深入考察1967年1月南京夺权的失败，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事实上，夺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将那些地方党政机构的捍卫者们赶下政治舞台，并导致卷入夺权事件的造反派阵营的两翼公开决裂。先前的造反派盟友转瞬间反目成仇，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在艰难曲折的北京谈判中不断加剧与固化――而北京谈判之所以艰难曲折，是因为中央的政治导向常常发生令人困惑的转变。引起纷争的，不是“保守派”和“激进派”关于重建政治秩序的不同主张，而是相互敌对的激进派别在新的权力架构中的不同地位。

长期以来，学界似乎存在着一个广泛共识――即“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群众派性冲突是“保守派”和“激进派”两大势力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目的在于塑造有利于自己的运动结果。按照这种解释，处于政治制度顶端的毛泽东和从属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官僚们，在林彪和人民解放军若干重要单位的支持下，与地方上的造反派组织――其成员主要来自在现行体制中处于边缘或从属地位的社会团体――结成同盟。游离于这些激进势力之外的，是那些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官僚和地方上的军队领导人――他们与那些在现行体制中受到偏爱的社会团体成员组成的群众派别结成联盟。[1]当一些西方学者以十分肯定的口吻提出这种解释体系时，他们还无缘接触“后毛”时期大量涌现的历史文献、回忆录和重要人物口述史料。然而它却长期广泛流传，并被英语学界奉为有关那段历史的标准叙述。[2]到了“后毛”时期，这种解释又受到一些曾在“文革”期间风云一时、而后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的盲目追捧，因而其可信度似乎得到进一步确认。[3]

然而最近一些年来，这个曾被广泛接受的共识受到挑战：挑战针对的不是它对北京领导层中政治分歧的刻画，而是其对省级和省级以下政治对垒的描述。徐友渔曾尖锐地指出，这种解释过分夸大了与“社会冲突”相关的有限证据，混淆了1966年下半年“保守派―造反派”之间的分野与1967年1月夺权以后“激进派”组织之间的对抗。徐指出在1966至1967年间，在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划中，只有6个地区可以认定自始至终存在着“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概念划分。[4]Andrew Walder关于北京红卫兵内部冲突的研究论著，细致描述了“天派”和“地派”之间的长期斗争。这两派的政治分歧似乎与一般认定的“激进”或“保守”概念毫不相干。[5]卜伟华在其新近出版的“文革”研究专著中没有涉及上述理论问题，不过他对1967年许多地方省级权力斗争的概述支持徐友渔的结论。[6]

通过对南京“一・二六夺权”前后政治冲突的详实考察，我们将更加深入地探讨上述问题。事实上，这起夺权事件导致当地群众派性组织分化重组，并在此后两年持续影响着地方派性政治。卷入这场争斗的造反派们先是在推翻江苏省委的斗争中结成联盟，而后又在北京大人物策动的仓促夺权行动中发生分裂。他们之间的对抗与首都的派性政争相互牵扯，后者激化与固化了本来十分细小的分歧。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重建政治秩序问题上的原则冲突，而是一系列含义模糊、变化无常的政治博弈。这样的政治博弈很难用“保守的”或“激进的”概念加以定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叙事将向人们揭示，一场起初由现行体制攻击者挑起的反对现行体制捍卫者的斗争，是如何迅速转化为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斗争的。

1967年江苏“夺权”的背景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得到最高当局的赞赏，引发了一波席卷中国大地的群众夺权浪潮。尽管当时的舆论宣传充斥着“群众运动”的激进修辞，毛泽东却始终坚持党政官员和军队干部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主导地位。接踵而至的，是对具有独立倾向的激进组织的大力遏制。上海“一月风暴”本质上是由张春桥（他身兼上海市委和北京“中央文革”双重领导职务）领导的一次旨在打倒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的体制内政变。张的成就主要表现为重建地方秩序、收服工人运动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7]

中央领导层导演了上海的夺权事件，并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目标。该市在夺权后没有像中国其他地区那样陷入派性武斗的泥潭。上海模式中的一些关键因素显然具有排他性：毛毫不含糊地支持张春桥成为新的地方领导人，中央高层在迅速恢复当地秩序的问题上存在共识，造反派势力在听命于北京的造反派头头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在上海1月6日事件得到媒体赞扬后的30天内，其他23省的首府也宣布夺权。然而在1967年的头11个星期内，北京当局只承认其中4省夺权合法。[8]在这几个省，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选择一位政治姿态激进、得到他们信任、同时具有相当地位和经验的省委领导人重建秩序。[9]其中最后一个获得迅速承认的是3月18日山西夺权。此后直到8月，其他各省的夺权都没有得到中央确认。与此同时，地区性的权力斗争在全国范围爆发。[10]

如果没有北京的明确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军队方面的支持，任何夺权行动都不会成功。这需要地方参与者与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紧密配合。在中央，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他们向毛泽东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常常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导向，然后由毛做出最后的决定。[11]周恩来的优先考虑是尽快重建地方权力机构和恢复交通与工业生产――这两者都在1966年下半年遭到严重破坏。周在1966年秋天曾试图阻止造反运动向工厂农村蔓延，但是没有成功。当动乱急剧升级后，他变换策略转而积极鼓励造反派“夺权”，以便在“夺权”后迅速重建地方权力。另一方面，“中央文革”的当务之急则是确保新的掌权者效忠于他们和他们的主张。他们并不急于重建秩序。上述两种考量之间的相互抵牾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中央文革”疑虑周恩来是否会因权宜之计而牺牲政治原则。中央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常常导致僵局，很多问题久拖不决，连毛泽东也很难迅速做出决断。在南京个案中，北京高层的内部冲突和优柔寡断，使得与“夺权”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变得含混不清，加剧了造反派内部的分裂。

南京个案很好地诠释了为什么复制上海模式如此困难――以及为什么那些激进团体会在推翻地方当局后如此迅速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派。1967年1月26日，当地一个庞大的造反派联盟宣布夺权。这促成在北京举行的任命新的地方领导班子的艰难谈判。南京的造反派们无法就分享权力达成一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在选择哪位地方干部担任过渡权力机构一把手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僵局加剧了江苏的派性斗争，迫使北京于3月5日宣布该省实施军管――派性冲突受到遏制，但未得到妥善解决。

我们能够对南京的情况做出深入分析，是因为我们所占有的资料一般而言较为稀缺。其中包括一套近乎完整的《八・二七战报》――由当地一个主要派别主办的报纸――和一部由南京市档案馆在1980年代中期编印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当时只印发十本向各方征求意见，后来也没有机会公开出版。此外，我们还拥有北京谈判期间当地造反派头头与中央领导人多次会谈的记录，近年来公开出版发行的回忆录和大事记，以及第一作者与许多亲历这些事件的主要造反派头头的访谈资料。

南京地方党政机构的垮台

“夺权”一词的本意是用武力推翻当局。然而南京的地方政权在1966年年底已经近乎彻底瘫痪。[12]这个过程始于11月，当时省委主要领导成员们不得不多次陪同造反派赴北京请愿。[13]到12月底，造反派们包围省委大院，要求领导干部们出席批斗会、坦白交代罪行、与造反派签订协议。这些行动引发了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与造反派之间的街头对垒。他们也派人前往北京请愿。[14]在毛泽东肯定了1月4日和6日上海两大报刊夺权以后，南京的保守派组织放弃了抵抗。[15]他们的最后抗争是所谓“一・三事件”――期间保守派和造反派组织在市内发生武斗，造成铁路交通和长江航运的阻断。[16]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于1月22日向北京发出特急电报，报告省委已经停止工作。[17]从那天起，省委书记处成员江渭清、陈光、许家屯和彭冲等人遭到造反派监禁，并经常被拉到群众大会上批斗，还被迫在脖子上挂上牌子游街示众。[18]一个大型造反派联盟组织――“江苏省红总”――开始代替江苏省委发号施令。[19]

1月17日，当地造反派几大组织的代表们决定成立“江苏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文凤来和张建山当选主要头头。文凤来是南京大学政治系讲师、“南大红色造反队”一把手和“江苏省红总”的后台老板。[20]张建山是南大数学系高年级学生、“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重要领导人。[21]造反派控制了大众传媒，但他们并未打算向省委夺权。与北京的情况一样，南京造反派势力的发展壮大，是其核心成员在“文革”初期遭受工作队惩罚后不断抗争的结果。[22]一旦他们从地方当局那里获得平反和道歉，他们的核心诉求便得到了满足。他们期盼的不是夺权，而是由中央罢免那些最坏的地方官员，同时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组织予以承认和保护。

周恩来的意外介入

南京的造反派们是在周恩来的反复敦促下实施夺权的。这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因为周恩来一直努力抵制“中央文革”的激进主张。然而他的行动其实并不难理解。南京的地方政权已经垮台了，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公共服务变得一团糟。在毛泽东肯定上海夺权之后，重建秩序的唯一途径便是诱导造反派联合“革命干部”和当地驻军实施夺权，而后建立一个革命委员会。周的介入是为了加速这个进程并达成预期的结果。

周恩来于1月中旬主动联系葛忠龙。葛是“南大八・二七”的发起人之一。几个星期前，他前往北京状告南京地方当局，得到过周恩来的接见。[23]1月16日，周的一位秘书打电话给葛，告诉他南京造反派应该尽快提交一份夺权方案。葛立即向其他造反派头头传达了这个信息，同时也向高啸平、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等人做了通报。高啸平是较早支持造反派的省委干部。[24]梁、杜、吴是南京军区干部，曾任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副队长，于1966年秋表态支持学生造反派。[25]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驻南京的“中央文革”代表邢文举也接到葛的通报。[26]邢文举随后起草了一份夺权方案。[27]1月21日，周的秘书再次致电葛忠龙，敦促造反派们加快行动步伐。[28]

周恩来还在1月中旬打电话给“八・二七”的另一个头头曾邦元，询问他对上海夺权事件的看法。[29]曾回答说：“我们支持中央的决定，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周随后问曾，南京的造反派是否也准备夺权。在得到否定答复后，周问：“那你们如何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决定呢？”曾回答说，造反派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管理江苏。停顿了一会后，周在电话那头解释道：所谓夺权，并不是真地要造反派们接管政府，而是要他们监督那些在任的官员做好工作。曾回答：“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夺权。”周随后指示曾邦元与南京军区取得联系，尽快提交一个夺权方案。周还于1月23日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干部梁辑卿，表扬他和南京军区“帮助揭开了江苏阶级斗争的盖子”，并要他们考虑一下夺权问题。[30]

周恩来的上述举动与1月22日《人民日报》相互呼应――该报当天在头版发表了三篇文章，号召所有“无产阶级造反派”奋起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