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我的交代和检查

我是一个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参加革命以后，虽然得到党的长期教育，但是由于我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对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由内心怀疑，抵触而对抗，终于在1957年走到在政治上同党完全对立的地步，在大鸣大放期间发表了大量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以后，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表面上也似乎有了一些认识，口头表示低头认罪，但是骨子里仍然坚持原来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不肯认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的不服罪和抗拒改造的思想，在改造过程中一再有所流露，也一再受到打击，因而有所收敛，在1961年年底摘掉了右派帽子。当时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暂时的困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大批出笼，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我的反动思想再次萌发，还妄想重新钻进党内。我现在在这里向党向人民交代我的罪行，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请求党和人民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一、不服罪

我第二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根源在于我在1957年并没有真正服罪。我在反右斗争以后，只承认自己那一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错了，也教条主义式地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一些自我批判，但是内心不肯承认自己确确实实是站在同党和人民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同党和人民为敌，以为只要在理论上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还是一个“好人”。

我不是继续不断地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根子，而是不断地自欺欺人，把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看成是“认识问题”，是“受了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把自己发了那么一大堆反动言论，犯了那么严重的反党罪行说成只是“自作聪明”。自己认为自己一贯受党的爱护信任，被认为党的“宠儿”，自己“一直跟党走”，“对党有感情”，不可能是“蓄意反党”。我死死抱住跟党走过一段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历史，给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说成是虽然犯了错误，“人还是一个好人”，在处理我的时候，我勉强承认了自己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在支部会议上也举手赞成把自己开除出党，但是心里却还自以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党的利益”。以后又借龚定庵的诗句，大唱自我安慰的高调：“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仿佛自己只是一个失去了党籍的共产党员。

我把自己看成是所谓“党内右派”，认为自己同章、罗那样“或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叫嚣“轮流坐庄”。妄想篡夺政权的政治野心家不同，同李康年那样在公私合营以后还想要继续剥削，搞“反攻倒算”的反动资本家也不同。我妄自把右派分子看成情况不一，是“鱼龙混杂”，而看不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顽固地拒绝承认像我这样的“党内右派”是更危险的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由于不服罪，我一直存在着委屈的情绪，认为开除党籍是党“下手太重”，认为自己还是可以留在党内改造，甚至认为自己应划为“修正主义分子”（当时修正主义分子还是党内的提法）而不应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幻想三年五载，就可以重新入党。到柏各庄以后，右派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有些提法比反右斗争期间对我的批判还要更高些。如说右派都是对党有“阶级仇恨”的，右派分子同一般有右倾错误思想的同志的界限在于右派想“上大街”“搞匈牙利事件”，有政治阴谋等。我不从本质上去看我的反动政治思想实际上必然会引向这种严重的结果，反而抵触抗拒，认为新华社组织上和同志们都了解自己不是那种人，认为我自己不是符合这种标准的“典型的右派”。当时，柏各庄领导上对右派分子的改造抓得比较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开会，向一切错误的言行思想进行斗争，我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老在脑子里构想自己过去还有些“好的表现”，觉得成了右派以后“动辄得咎”，“右派难做人”，觉得自己“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甚至说：“错了就是错了，处分也已经处分了，天天无穷无尽地开斗争会，本来想通的问题也反而想不通了。”对同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一起改造，也感到委屈。我不是利用这样严格的改造环境来认真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反而抗拒改造，听任自己的委屈情绪发展。我顽固地坚持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正好证明了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

二、诬蔑反右派斗争

由于我不服罪，不肯真正承认自己是一个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我就当然地诬蔑反右斗争扩大化了。

我长期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把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歪曲理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把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解为开放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一直到1962年的时候，我还诬蔑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鸣放中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估计不足，鸣放以后，反动分子大量出笼，才出于实际政治的必要进行了反击，结果使得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起来无法分辨，使得对党有仇恨的右派分子同认识上有错误的人分辨不清，我引用肃反甄别时候的一句话，说这种情况是“打狼的鞭子打到羊身上”。把自己这只披着羊皮的狼也说成是“羊”。

我继续重犯在1957年鸣放期间诬蔑肃反运动的罪行，说肃反是胡风问题引起来的，但是肃反的结果，清查出来的真正反革命分子并不多，错斗的人倒不少；说反右斗争是章、罗这样的野心政客引起来的，但是反右的结果从政界反到党内，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搞成了敌我矛盾。

我诬蔑反右斗争原来的对象只有像章、罗那样一小批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政客和像李康年那样一小批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但是结果反到了三十万人，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加上受批判的中右分子，打击面太宽，震动很大，结果使得知识分子不敢讲话，反右反到党内是损害了党内民主。事实上，正是因为打击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他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保障了人民的民主，但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却公然睁眼说瞎话。

我说：“肃反运动和过去历次的运动到运动结束以后都要进行甄别，有许多人得到平反，唯独反右运动以后却没有进行甄别，没有一个右派分子曾经过甄别而平反。这是违反了过去历次运动的‘常规’。”

党把属于敌人范畴的右派分子放在人民内部处理，给以立功赎罪，继续为人民效力的机会，这样的处理是十分宽大的，但是我却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不肯真心服罪，诬蔑党对党内右派分子“处理太严”，过去历次运动中犯错误的人，在运动结束后接受处分就完了，而右派分子却要长期戴帽子，我也把这诬蔑成是党改变了过去“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常规。我甚至诬蔑说，“毛主席历来对犯错误的人都是宽宏大量的，唯独对右派分子却是太严厉了。”事实是：有了敌人的自由，就没有人民的自由，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右派分子的阴谋如果得逞，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就将在中国重新出现，中国将重新落入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千百万人头将落地。我的罪行如此严重，党对我如此宽大，我还不思改造，这只能证明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的顽固。

三、诬蔑反右倾斗争

党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右派分子不一样，后者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而前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一点我是明明知道的。但是，由于自己没有真正服罪，我却站在反党的立场上加以混淆。我在1959年底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铸同志写的一篇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章，其中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我就以此为“根据”，诬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党内右派分子“差不多”，罪行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情节也大多是“言论”，还说什么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是“比较实事求是”。我甚至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也是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并不开除出党，可能是有鉴于反右斗争中把党内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是“处分过重”的缘故。

1962年，我在看到有些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经过甄别得到平反，特别是，在新华社黑编委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之下，我所在的外训班领导上给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的人“百分之百”平反，并且宣布他们的意见“基本正确”以后，我诬蔑反右倾的斗争也扩大化了。还诬蔑1957年以后，党员一有错误言论就成为“反党”，压力过大。我诬蔑反右倾斗争虽然只限于党内，但是批判激烈不下于反右派斗争（我在农场看到反右倾运动中贴出的大字报要比新华社在反右派斗争中贴出的大字报要多好几倍），把人搞得很臭，给社会上震动很大，是“斗争过火”；而不看这场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革命就是要给社会猛烈的震动。我还借党给在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的一些同志甄别平反的机会，幻想对右派分子，也会来一个甄别。

四、诬蔑三面红旗

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到1962年的时候，就又根据一些微不足道的现象，猖狂地发出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我诬蔑总路线。我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并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只抓了一个“快字当头”，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我还根据当时上边传达工农业生产要五年才能恢复到1957年水平的说法，诬蔑“大跃进成了大跃退”，还说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说，1956年反冒进的结果出了一个马鞍形，而大跃进的结果却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马鞍形。我诬蔑这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人的因素，而过低地估计了物质和技术的因素的缘故。

我在听了《十二条》和《六十条》中关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传达以后，诬蔑人民公社办“早了”，“办快了”，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水平”。是“由上面贯（灌）下去的”，“结果不得不退到初级社的水平”。我还诬蔑我所见到的居庸关山区食堂“没有必要”。

我还把当时物资供应上比较紧张的情况归咎于商业工作有“偏差”。在听到关于“天灾人祸”的说法以后，我站在反动的右派立场上，把所谓“人祸”看成就是五风，而且诬蔑造成困难的原因“人祸是主要的，比天灾还严重”（我不能确认我有没有说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但是类似的思想确实是有的）。对于五风的原因，我当时并没有像在十中全会后那样认识到主要是因为国内，尤其是农村中，阶级敌人还十分猖狂，资本主义势力还严重存在，他们利用党的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与缺点大肆兴风作浪的结果，而是极端荒谬地把这些缺点和错误同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联系起来看，把五风的原因说成是这两场斗争扩大化损害了党内民主和人民内部民主，说群众害怕，不敢讲话的缘故。

我歪曲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来比附反右倾斗争，说什么：“鸣放之初，陈铭枢上书毛主席，诋毁毛主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一共十六个字，现在已记不真切）。要毛主席功成身退，毛主席觉察到右派政客的政治野心，才发动了反右派斗争。（据吴冷西传达，毛主席曾因此说过：“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在庐山会议上，可能也是彭德怀这样的政治野心家攻击了三面红旗，毛主席才发动了反右倾斗争。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右派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事先估计不足，反击以后，斗争扩大化，没有及时甄别，连续反右，没有纠偏，是“热了未冷”，是犯了“左”的错误，我引用斯大林的话，说什么“不反对什么倾向，什么倾向就是错误的”。我丧心病狂地把矛头针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妄想开脱自己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我这时虽然在思想上似乎改变了一些我在1957年时候那种荒唐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