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铁生、马萧：“文革”印象：清华附中甘铁生访谈录

作者按：清华附中是“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最初发源地，作者通过调查、采访当年曾亲历过“文革”的清华附中老师、学生，借以还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及毛泽东时代的个人生活体验，同时也希望当年的亲历者们能够坦陈自己的人生故事，给予后人以启示意义。

文章有删减。

受访人：甘铁生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访时间：2015年3月16日

受访人简介：甘铁生：出生于1946年，北京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革”时期就读于清华附中。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的家庭背景。

甘铁生(以下简称“甘”)：我的父亲是台湾人，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后来在军阀齐燮元的部队里担任日文翻译官。中日战争期间，齐燮元的部队投靠了亲日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父亲因为在齐的部队里工作，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汉奸”。而我的母亲出生在老北平，毕业于当时的燕京大学音乐系。

1947年，已被民国政府收编的父亲，深感留在大陆已无前途可言，于是借口回台湾探望年迈的祖父祖母，只身返台。临行前，父亲说将来接我们全家迁往台湾，但后来由于国民党战败退守台湾，两岸从此隔绝。父亲和我们从此便音讯全无。父亲回台湾前，已经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

谈到我的家庭背景，我想不能不谈及到我的外祖父，外祖父叫甘云鹏，清朝的末代进士，1906年被清廷派往日本，入读日本早稻田大学，主修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制以及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历史。1908年回国，曾经在清朝政府担任度支部(财政部)主事等职务，还被北京优级师范学堂聘请，讲授经学。民国初年，外祖父又先后担任吉林国税厅厅长，山西烟酒公卖局局长兼山西清理官产处处长等职。1917年，外祖父因对当时的政局颇感失望，告老还家，隐居在北京的私人寓所“息园”，在此闭门读书著述，“息园”的藏书量达20万册。1918年，外祖父再次被选入国会众议院，1921年以后，外祖父彻底离开政坛，此后一直闭门专事撰著考据工作，直至1941年去世。1949年以后，由于外祖父曾经从事过“封建官僚”一类的工作，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被归列为残渣余孽的范畴，而我的外祖母等一干亲人自然就属于“封建遗老遗少”一类的人物了。

现在讨论最多的是1949年建政后对城市资本家和农村地主阶层的消灭，其实还有一个大的社会阶层被忽略了，这就是传统的士绅阶层，就是像我外祖父这一类人。外祖父属于那种传统的知识份子，注重修身、养性，一生钟爱读书、藏书、著书立说，家风、门风极严，对家人和子女的要求非常高。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见我们家桌上总是摆放着一本《甘氏家训》，这还是外公的父亲甘树椿留下来的家族遗训，以此训诫他的后人们。而这一传统的士绅阶层在1949年以后被当作“封建残余势力”一并被铲除了，实际上，这一士绅文化传统承袭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典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内涵，并且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群体，但现在的知识界并没有对这一社会阶层的消亡引起足够的思考。

因此，无论是从我父亲那里，还是我母亲那里，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我的家庭出身都是不光彩的，父亲属于“反动军官”，而母亲则是“封建遗少”的典型人物。1949年以后，共产党在核查家庭成份时，母亲在她的家庭背景一栏内写了个“离异”，相当于和父亲划清了界限。后来，母亲的成份被定为“职员”，意思是生活在城市、有文化的小知识份子，结合母亲的实际家庭情况，用党的话说，相当于她的家庭历史有问题，但没有历史罪恶和犯下血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马：您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能被发动起来，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甘：1966年，“文革”发动时，我就读于清华附中高三632班，我想从学生和学校教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够首先在青年学生中被煽动起来，与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长期一贯的“政治洗脑”的教育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自1949年以来，学校始终贯穿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主线，始终向学生灌输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忠诚，完全摒弃了自“五四”运动以来被中国知识界所推崇的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现代教育理念。

就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初期，我们学校的校长万邦儒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现在看来，实在是一桩“冤案”。在我看来，万邦儒校长在教学实践和个人的政治倾向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左”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在政治上始终是忠诚于共产党的，他也一直在学校的教学上贯彻党的阶级教育路线。我记得刚刚进入清华附中时，万邦儒校长便在清华大礼堂迎接新生的全校师生大会上，专门谈到基层党组织就是党在基层的化身，谈到“反右”运动的经验教训，他强调基层的共产党组织是不能反对的;他谈到学生的“家庭出身”、要求学生“又红又专”等问题时，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的是比我们高两届的一位高中毕业生，叫张明。记得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学生，上课总是玩，考试起来却总是得最高分，高考又得了高分，但却没有被录取，各个大学都不接收他，为什么?因为他父亲是国民党“反动”军官，跑到台湾去了，把他放在他叔叔――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寄养。你们想想，一个“反动”家庭出身的人，想上“无产阶级”的大学，怎么可能?因为他走的是“白专”的道路，所以学习成绩再好也没有用。他不懂这个，竟然还跑到高教部去闹事(甘：实际上是去讨说法)，结果被扣在那里。然后高教部通知我们学校去把他接回来，接回来又扣在学校里，最后被警察当作“反动”学生抓走。

1962年，张明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劳改农场，1978年才获得“平反”，被劳改了16年!回到北京之后，他被留在清华附中任教，并且也成为了一名作家。当时，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因此我对万邦儒校长的这番话记忆尤其深刻。一直以来，万邦儒校长对学生的教育实行的是严格的所谓“阶级路线”教育，教导学生“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要求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要“自觉革命，认识家庭，进而背叛家庭”，要以“革命接班人”的所谓“五条标准”去改造自己。

如果从一个大的时间跨度来看，从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整个六亿中国人其实都生活在这种意识形态熏陶之下，这十七年间，各种政治运动，从所谓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到1957年“反右”，到1958年的“三面红旗”，再到所谓的“四清”运动，中国社会已经被这些严酷的政治运动整得诚惶诚恐，服服帖帖。因此，党的权威已经再没有人敢去质疑，更谈不上公开反对，在青少年学生中尤其是如此，通过日复一日的“洗脑教育”，对党的忠诚以及共产主义信仰在我们内心之中早已扎下了根。

记得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同班级的一些小朋友在北海公园玩“捉迷藏”的游戏，突然发现一位中年男子，那形像跟电影中塑造的国民党“特务”很像，于是我们也不“捉迷藏”了，几个小孩子偷偷商量着跟踪他，看这位“狗特务”要跟什么人接头，要搞什么破坏活动，还煞有其事地让一位同学赶紧去公园的派出所报案，我们认认真真地尾随那位中年男子，跟踪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他摆脱我们为止。

现在听上去似乎有点荒诞不经，但我相信，这种“抓特务”的真实故事绝对不止发生在我们几个小学生身上。那时，我们被称为“祖国的花朵”，在《中国少年队队歌》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种革命教条的从小灌输使我们对陌生人保持异常警觉的态度。等到了清华附中上高中时，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在一次谈自己学习“两论”(即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说：“当我们党有一个战斗指令发出时，你没权力问：为什么要发这个指令?你只有这样的义务：党的号召犹如一道考试题，你只有埋头作答，得出符合党的要求的结果!难道在党的号召面前，还容你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吗?”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他特别有思想，有见识。

在“文革”前的一段时间，不时有“党内修正主义势力”、“资本主义试图复辟”、“有人架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此类传闻被流传出来，这些小道消息最先在干部子弟中流传。显然是从他们的父母和社会关系处得知的这些内部消息。他们在酝酿成立红卫兵前，听到这些消息个个都是热血沸腾，夜不能寐，有的同学甚至还抱头痛哭，血管里的血液都恨得痒痒的，因为受这十七年以来效忠于毛主席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洗脑”教育的熏陶，这些内部消息不吝于一记晴天霹雳，在干部子女年轻单纯的头脑里炸开了花。

所以，当1966年共产党的最高层发动“文革”，没人觉得荒唐，也不可能以为它违背生活常识，因为社会基础已经扎扎实实地打牢了!充其量是不懂。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学生们中间。具体针对清华附中而言，我就属于不懂的。只是在当时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无论是学校本身的教学，还是万邦儒校长，抑或是我们632班的班主任，他们都在一如既往地在强调“阶级路线”的教育，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修正主义的了?这让我感到特别奇怪。

马：请谈一谈这种所谓的“亲不亲，阶级分”、“革命就是和一切旧世界彻底决裂”的共产主义教育对您个人成长过程的影响。

甘：在我15岁以前，也就是上小学、初中的那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