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秉安：长沙知青大逃亡

1964年，湖南省组织了数万未被高校录取的城市学生和闲散青年奔赴人口少、耕地相对宽裕的湘南、湘西农村。仅零陵地区的江永县一个县就下放了6000多名长沙知青。

这6000多人绝大多数都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右派、国民党军官……的家庭，其中颇有一些三湘名人,如两江总督陶澍、军机大臣左宗棠、湖南都督焦达峰、国民党将领廖耀湘等的后人。有些公社（比如白水公社）的下乡知青中，"黑五类"子弟比例高达95%以上。以至于有些知青点要成立一个团支部，会"很困难"。（江永县档案：《桃川农场关于努力发展共青团组织的汇报》语）。这为后来当地屠杀"地富反坏右"风潮时，屠杀到长沙知青留下了恶根。

但这批知识青年长期受到党的"革命理想"的灌输，老实、听话，一般都乐于"改造"自己，甚至有一部分知青抱有"赎罪"的心理。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年轻人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白天在烈日下劳动，晚上，还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面写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诗歌。

下面是一首我们将提到的一个人物王伯明的小诗《新农民之歌》：

扶着犁，扬起鞭

赶着我的小黄牛朝前走，

紧紧地追赶春天

……

心怀"原罪"，但并不消沉；被贬，而没有怨言；身处边陲，却满怀热望。这就是当时下到江永县的长沙知识青年的心态。

然而，突如其来的事件破灭了这批长沙知青的理想追求，让他们走上了逃亡之路。

1967年8月，与江永县毗邻的道县，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屠杀蔓延到周边多个县，也很快蔓延到江永县，转瞬间，江永县的河水中漂起了"黑五类"的尸体。长沙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

下面，以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录音整理），来记叙逃亡事件的经过：

王伯明事件

程保罗（长沙知青组织者）口述：

1967年8月17日，我们都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它是我们第一个兄弟被杀的日子。

那一天，王伯明同另一位知识青年赵子振去江永电影院对面的一家饮食店吃面。面还没端上桌，突然闯进来4个农民，拿着梭镖、鸟铳，有个抓着大刀。对他两个说："站起――"子振自然地举起了手。又问："哪个是王伯明？"因为那时王伯明参加过"湘江风雷"（湖南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又喜欢演戏，有点名气，江永人都知道他是"黑五类"子弟。他回答："我就是。"他可能以为是来追查"湘江风雷"的事，就把手伸进左边兜里去掏平反证（也有人说是掏手巾擦嘴），准备解释"我是平了反的"。哪知道那农民以为他是在掏枪，叫声："狗崽子……"对着王伯明的脑壳"砰"就是一枪。

......

造成长沙知青大逃亡的另一根导火索，是几乎同时发生的农民围困凤亭知青农场和双方爆发的枪战。

农民围困凤亭农场和枪战

徐基盟（凤亭农场枪战主要当事人之一）口述：

大约是在1967年的8月中旬，县农械厂的"湘江风雷"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江永武装部的枪很快会被对立派抢走了，是不是合力下手？于是我们开了一辆大拖拉机，坐了20多个知识青年，开到了城里，一直冲进了江永县武装部。

我们一看，武装部里空空如也，没有守卫的人。我们果然找到了放枪的仓库。竟然找到了9挺苏式的机关枪，还有20多支苏式的自动步枪、日本的三八大盖、1万多发子弹……真是把我们喜饱哒！

拖拉机满载着枪和弹药往回走，因为天气热，装得又太多，走到半路还爆掉了一个胎。

我们农场的造反派一下子成了江永县配备最精良、最有战斗力的武装。这同时也引起了江永县农民的紧张。此后，我又亲手俘获了一名向我们挑衅的民兵营长。他们早就想对知青下手了，这下找到了借口。

8月17日下午，城里传来了王伯明被他们打死的消息。农场里一片人心惶惶，大有大难临头的感觉。

就在当天晚上，有人发现农场四周的山头上有好多手电筒光，大家感到大事不好，可能是被农民包围了。果然天刚刚亮，农场上空，突然传出清脆的枪声，江永农代会集中了1000多武装民兵，把我们农场团团围困了。

他们满山喊着："缴枪不杀！""把人放出来！"

我们看来势凶猛，就派人去与他们谈判，说我们没有枪，说我们抢枪那是谣传。叫他们撤军，他们提出："撤军可以，你们先把人放了！"我们说："行！"立刻将那民兵营长放给了他们。

一拿到人，他们又无理提出，撤军大队要从我们农场经过。这明明是要趁机搜查农场。这等于是让我们受辱，我们坚决不同意，于是谈判破裂。

谈判代表回到农场，告诉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准备战斗！"

当时我们仗着武器精良，并不胆怯。一边让全场的60多个知青往回龙墟方向撤退，一边让武工队架起机枪，守在农场边的一座小桥――叫义田桥――的坡上，掩护大部队撤退。我架枪守在坡上，能清清楚楚看见农民进农场的情景。他们冲到女知青的宿舍里找枪，把一床床的花被子往外扔，叫人看得忍无可忍。当时我和周祥林共用一挺机关枪，他硬是气不过，朝着农场"嗒嗒嗒"就是一梭子。

这下，两边就打开了。他们那边也架起机关枪，朝我们扫射，子弹打到路边的树叶，"唰唰"地直落下来。

我们没打过仗，没战斗经验。两边都是树丛，中间一条路。我们的人，本应该躲在树丛中，利用地貌作战的，可是全都趴在路中间开枪。这不就暴露在他们的火力下了吗？果然，对面一梭子打来，打中了周祥林的脖子，他当场就倒下了。我看见血"咕咕"地往外直冒，就喊："祥伢子受伤了，快撤……"我背起周祥林，跟着队伍拼命地跑，背到马河，就没得气啦。我们一直把周祥林抬到了回龙墟，埋在那儿。当我发现日夜在一起的兄弟周祥林已经死去时，我再也忍不住了，"祥伢子、祥伢子――"地掩面大哭起来。

下葬的时候，我架起祥伢子的机关枪，愤怒地朝天"哗、哗――"开枪。

就这样，我们凤亭农场所有的知青，全部撤离了农场，踏上了回长沙的逃亡之路。怎么逃的，那是后话。

零陵"8・18"屠杀知青事件

几乎与江永县农民枪杀王伯明和围困凤亭农场同时，1967年8月18日，零陵前进公社一辆满载长沙知青的汽车无故遭到机枪、迫击炮的伏击。死9人，伤15人。人称"8・18"惨案。

长沙知青谢祥京口述：

我是1964年从长沙下放到零陵前进公社农场的。1967年8月18日那天的中午，大约1点多的样子，我们场里有20多个知青要进城去。公社有一部解放牌，正好停在我们场里。我们就跑过去，把车门撬开了，20多个知青上了车，我点燃了火，开得"呼呼"的往城里跑。

大约是3点多的样子，我们的车到达了县汽车站附近。

当时的位置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段较陡的下坡路，下坡路的最低处是个大"之"字拐弯。拐弯处的右边是零陵县东方红小学，学校外是一道沿马路而建的围墙。

这时候我看到公路中间，怎么横着两株树呢？我还骂了一句："缺德。"就把车停下，把头伸出去朝车上喊："下来几个人，搬树！"

当时从车上跳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我弟弟谢祥怡，另一个是余泽。两个人把树搬开了，正要上车，突然间，马路两边"砰砰砰"枪声大作，从学校的围墙和后面山上射出的子弹，把我的驾驶室玻璃"啪啪"打得粉碎。我感到肩上猛地一热，马上意识到，是中弹了！

我还想坚持开车跑，但手已不听使唤，我又坚持开出了约20米，再也坚持不住了，就猛地一个刹车，停住了车。我从驾驶室中翻身而出，滚下了马路边的一条水沟里躲避。这时又感到屁股上一热，可能是又中了一弹!

这时候，我只听得车上一片悲惨的喊叫声："不要打，不要打――""我们是知识青年――"但是枪声并不肯停止。

知青姚海不顾一切地脱下身上的白背心，站起来使劲晃动："莫打，我们是知识青年――"结果他也被打倒。

接着唐立人被打得脑浆四溅，杨海洲被打中了，吴德胜也被打中了……

猛然间，"轰――"的一声巨大的爆炸震耳欲聋，原来是迫击炮响了，他们竟然向汽车开炮！

这时，我身上已多处负伤。血流满身，晕了过去。

下面的情况我是后来听车上的彭稚鳌说的。

彭稚鳌说："突然，枪声猛地停了一下，他们在喊：'下车来排队――'何小明、段良农等人顺次地下车排队，突然，枪声又响了，他们竟然朝排队的何小明他们开枪！

枪声终于停歇，我跳下了车，就看到段良农右手扶腰，手上流满了血，腰上打了个对穿洞。我又朝左前方地上看去，看横躺在车子左边的何小明：一只黄色军挎包还斜背在他肩上，肚子被打出一排弹孔，肠子已经流了出来。

我伤心地恸哭，用他挎包内的白背心把他流出一半的肠子裹着塞进他肚内……

在这场屠杀中，一共打死了我们9个知青：何小明、唐立人、杨海洲、吴德胜、陈文华、王成章、廖忠普、余泽、彭柏元。9人中，彭柏元一人是零陵知青，其余为长沙知青。伤15人。

……

惨案大大震慑了下放到整个零陵地区上万长沙知青。数日内，几乎所有的长沙知青都逃离零陵，寻路返回长沙。

充满凶险的逃亡路

原来，长沙知青还存有最后的一点希望，盼望通过自己扎根农村的优异表现，获得"党和人民"的认可。但是，现实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当屠刀就要架到脖子上时，最后一丝留恋被割断了，只有一条路：逃！

"逃"很不容易，一方面农村民兵在各处设有路卡，日夜放哨，抓到逃跑的，视为逃跑的"黑五类"，一律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就地行刑"。另一方面，原来从江永回长沙的公路必经道县，其时道县正在大屠杀，所有的班车都停开。知识青年要回长沙，就必须绕道广西省，再进入广东省，从广东省沿京广线回长沙。

但从江永县进入广西，许多公社必须翻越高一两千米的都庞岭，十分艰难。其时，有些知青已在农村结婚，有的甚至有了孩子。所以，长长的攀越山岭的队伍中，常见父母背着甚至用箩筐挑着孩子而行………

长沙知青大逃亡的道路有多条，我们仅举其中的几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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