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作为共和国史上最沉重、最不堪回首的一节，文化大革命运动自始至终存在着许多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疑点问题，仅以从上海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北京通过《五一六通知》这一段称为文革发动的时期而言，北京拒登姚文元文章，彭罗陆杨垮台事件，中央一线领导对于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真实态度，一直以来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与久悬不决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对这段重要历史的准确把握与深刻认识。因此，在有关文革回忆文章和研究资料不断出现，尤其是步入资讯空前发达的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我们重返文革历史现场，再度考察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这一文革发动时期既惊心动魄又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努力还原文革发动兴起的历史真况，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了可能。

一

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与刘少奇发生的尖锐冲突使其定下决心将刘少奇从政治上搬掉。【1】毛泽东意欲倒刘，存心已久，最初起意可追溯到1962年，盖因大跃进失败导致大饥荒，围绕经济政策调整，农村试行包产到户，毛刘政见严重分歧所致也。【2】毛刘因此于七千人大会后爆发了第一次激烈冲突。其后，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为国家治理与发展主调，对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的看法愈趋严重和激烈，认为党内业已形成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家政权安全受到威胁，与刘的分歧加大，对刘愈加不满，心中的想法亦随之不断酝酿发展，变得坚定而明确。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1964年10月苏联赫鲁晓夫意外被逼下台）的刺激影响下，与刘的再起冲突促使毛泽东将久存于心的想法付诸行动，开始着手倒刘战略的部署安排。

这一年2月毛泽东授意江青前往上海组织写作批判文章，【3】是迈出的实质性的第一步。江青通过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组织《文汇报》青年编委姚文元担纲撰写。经过大半年的精心准备，文章十易其稿，经毛泽东亲笔三次修改，最后上海市委集体讨论通过，【4】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这就是被称为文革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文章洋洋万言，以学术评论之名行政治批判之实，将剧中反映海瑞当年“退田”、“平冤狱”的情节与1961――1962年出现的包产到户现象牵强附会，认为剧本借古讽今，鼓吹“单干”，煽动“翻案风”，从而认定《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矛头直指剧作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但批吴仅是巧为名目的表面文章，背后的真实意图乃是以此作为引线，由此及彼，引发一场清算刘少奇及其路线的政治斗争。

姚文发表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即乘专列离开了北京，一路南巡，最后抵达上海。毛泽东此次离京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直到翌年7月中旬方返回北京。在酝酿发起一场政治斗争、准备拿下党内某权要的前夕，预先避开京都这一“是非之地”，成为毛泽东的一个政治习惯，1953年的高岗事件，1971年的林彪事件，都是如此。此次也是如此，毛泽东有意远离京城，驻于沪杭，遥观北京如何反应与事态发展。

客观而言，如仅以文艺观点、史学影射、话语方式和上纲上线的程度而论，姚文与其时盛行的批判文章几无二致，毋宁说就是1949年之后逐渐形成尤其是1964年以来大张旗鼓的党文化大批判的延续与发展。故此，一般读者由于“对几年来文学艺术领域不断升级的过火批判已经习以为常，对此也未加重视。”【5】正如时为北京市委一般干部的前《求是》杂志副总编苏双碧回忆所说：“我看了这篇文章反应并不强烈，只是把它作为姚文元经常打棍子的作风。”【6】

然而，对党内尤其是有政治经验的党内高层，姚文如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中宣部副部长姚溱连夜打电话给跟随邓小平在三线视察的王力，说“有重要文章，要马上看。”王力即叫人送来文汇报，读后“觉得很重要”；【7】而正在外地开会的彭真“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8】党内之所以如此反应迅速、强烈，不仅为姚文咄咄逼人的批判架势，更在于文中所言“单干风”、“翻案风”触及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发生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路线之争这一党内讳莫如深的极为敏感的历史问题。而对一些消息灵通人士，文章的江青背景，让人感到文章非同小可，大有来头。

正是因此，姚文见报当日，《北京日报》总编范瑾即向市委提出转载问题，【9】11月13日北京文教书记邓拓同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和范瑾专此碰头磋商研究，出于慎重，范瑾先向上海方面询问姚文是否经毛泽东过目以确定转载，因上海守口如瓶而一无所获，邓拓遂电话请示出差外地的彭真。

在姚文见报之前，彭真即已从邓拓处获悉文章消息及其江青背景。这是张春桥虑及文章批评北京副市长，出于邓拓曾为其领导和朋友的关系考量，而透露给邓拓的。【10】此前10月8日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也亲自问过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评一下？彭真答：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让下面批评嘛。”【11】在更早的1964年，毛泽东已将《海瑞罢官》列入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党委，【12】而北京市委闻风而动已组织撰写了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中央最高层觉得批判的时机未到而未允发表。【13】因此，对批判吴晗，彭真早已是心中有数，不觉意外。但尽管如此，姚文所显示出的批判架势，尤其对党内敏感历史问题的触及，实出乎其始料之所及，而这背后又隐约着毛泽东的身影，经验老道的彭真自是“感到极不正常”。【14】于是，接到电话请示，指示暂不予转载。

没有资料显示彭真当时就已察觉到了隐藏在姚文背后的真实图谋。但作为一个正直而有责任感的高级领导，他肯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属下首先受到来自上海的批判，看到上海批判北京的文章刊登在北京的报上，让不良影响在自己的领地广为传播；当然更不希望在当下国内政治形势紧张、党内矛盾丛生时刻节外生枝，让一篇触及党内敏感事件的政治批判文章惹事生非，带来不安定因素。何况，1965年上半年中央鉴于64年以来文艺领域的批判过头状况，做出过一项规定：“学术批评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央宣传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上海发表姚文，事先未经请示中央，明显违反规定；这也意味着对北京、对彭真权威的侵犯。姚文因此而被彭真予以“冷藏”。

彭真“冷藏“姚文，诚然是对上海擅自刊文点名公开批评北京副市长这一违反纪律、不无挑衅行为的不满与抗议，也多少含带其对江青不满甚至对毛泽东埋怨的情绪贯于其间，【15】同时，还折射了当时中央政治的复杂与微妙。1960年代以来毛刘之间的矛盾分歧，无形中形为“两条路线”之争，让彭真等属僚时常面临着政治行为的两难选择。彭真从延安时期就深得毛的器重，建国后一直被委以重任，对毛从来就怀抱着敬仰之心，但作为一名务实的高级官员，其治政理念更接近于刘；中央一线二线之分，让彭真接触更多的也是刘。因此，敢于置姚文背景于不顾，除了姚文本身违反了中央规定，让彭真可以理直气壮之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可为依赖与支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宣部长陆定一明确表示对姚文涉及政治问题的不以为然。【16】

由于彭真指示拒载，北京报刊对姚文不见任何反应，仿佛波澜不惊的一泓静水。此与华东诸省市闻风而动，纷纷予以转载，形为鲜明对照，让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大为失望，也大为恼火，“指示上海立即印发小册子发行，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新华书店请示市委，得到的答复是一本也不订。”【17】这就更加激怒了毛泽东，其后指责“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18】

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目的就是通过批判吴晗激发矛盾，挑起论战，或者说，他点燃姚文，希望看到的效果是人们火上添油，而彭真及北京方面的行为无疑是“扬汤止沸”，与毛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在毛看来，北京对待姚文的态度，其实就是对待自己的态度。本来，毛泽东一直怀疑自己被人架空，成为一尊表面受人尊敬却实际不起作用的神而“大权旁落”，北京的冷藏姚文，让毛的怀疑得到进一步证实，更让毛感到发动一场斗争的必要和正确，激发了他要“大闹天宫”的斗志，同时，也为彭真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围绕姚文的转载，北京和上海处在一种对峙的状态，上海希望北京有所反应，而北京偏偏不予理睬，双方相互赌气，暗中较劲，形为僵局。直到11月下旬周恩来和罗瑞卿先后来到上海，明确获悉有关姚文的背景，电话告知彭真转载时，僵局方始打破。

11月29日――12月1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并刊发了编者按。随着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四家报纸的转载，报上开始掀起批判吴晗及《海瑞罢官》的第一波浪潮。

作为首当其冲的被点名批判者，吴晗在姚文发表后，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住家里的警卫也换了人，从原来的保卫变成了监视，所有的客人来都要登记。”【19】但他对姚文的批判，并不认服，11月14日他辩驳说道：“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并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这段辩语作为情况反映载入内部刊物《光明日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20】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谈话，论及当下局势，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愈来愈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发表于12月6日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翌日，又向专程来杭汇报的彭真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21】

这是姚文发表以来毛泽东首次公开表示态度。不难看出，毛这是在为姚文漏洞做补救，以要害是“罢官”来掩饰文章所谓“翻案风”的致命硬伤，同时也藉机将这场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进一步引向政治领域。不过，“要害”之说在逻辑上仍难免让人感到迷糊，因为就算吴晗是为59年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与毛所要发动引向刘少奇的斗争也谈不上有何内在的关联，充其量不过是增强吴晗政治问题的严重性。这说明，在文章公开发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毛泽东别无选择，只能勉为其难，以突出政治问题来掩盖学术硬伤，把批判引向斗争更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