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时我读过的书

我是在1970年4月从上海出发去去云南农场上山下乡的。那是一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能够读的书很少。那时读的一些书我一直保存至今。在农场的时候，我所在过的生产队的一些领导对于我的读书还是网开一面的，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的事情。当然读得时候还是要注意不张扬，还要基本上与当时政治环境所允许。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这些书能够保存下来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都是在两年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去购书，然后通过邮局寄到农场(那时是三分钱一斤)。往往我人还没有到农场，书已经先到了。到知青大返城的时候，我又把自己喜欢的书籍从邮局寄回家。等到我拿着邮寄的发票到厂里报销的时候，开始出纳还不同意呢。我就算账给她听，邮寄是多少钱，火车托运是多少钱。后来我搞明白了，关键是人家不相信我一个下乡的知青会有这么多的书。在财务科长的通融下，这笔书刊的邮寄费终于得到报销。

我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呢?因为这些书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个艰苦的年代。今天我的书多了，这些当年的书只好都放到箱子里去了。有时查找资料的时候，看见这些“老朋友”，这些陈旧的、微微发黄的“书们”，心里总是感慨万千。

1、父亲保存的一些书，我带到了云南农场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55年出版)当时的书价是2元1角5分。

这本书有年头了。记得我将要到云南农场去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向父亲提出要带这本书去农场。父亲想了想说，最好不要带去。我坚持说，这本书毛主席肯定过，还建议高级干部都要学习。这是我在前一两年“文革”时看见一些传单上印的“毛主席未公开讲话”里看见的。那时能不能看的书全凭老人家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的。父亲见我很坚决就嘱咐我：自己看看，不要拿出来就行，还是小心一些为好。我把这本书带到了云南。以后又随着我返城回到了上海。后来父亲见到这本书很惊奇，问我在农场读这本书有没有遇到麻烦?是不是读懂了?我如说，没有遇见麻烦，就是读不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父亲鼓励我好好读这本书，还说这本书了的一些观点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些话我们只是在家里说说而已。1978年的时候父亲的“右派”问题已经平反了，但是多年来小心谨慎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

从现在陆续披露的一些资料以及《毛泽东文选》里的一些记载看，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确实很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进行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这些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和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之中。

回城以后我上了电大，读的是中文专业。在选修课里我选择了政治经济学。那时对于这门学科才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记得我们那时的教材已经完全抛弃了苏联经济学范式，是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编写的。大量的观点几乎是中央决定的翻版。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样的教材还是做了一些文件的图解。1984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是中国改革的第一个文件，邓小平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他说写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胡耀邦同志是八次跟起草小组讨论这个文件。

史料记载，毛泽东当时研读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对于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毛泽东给予极高评价。对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毛泽东基本上给予肯定的评价，在局部问题上也提出了批评意见。对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毛泽东对其中正确的观点给予积极评价，对其中错误的观点给予严厉批评。既有肯定的方面，又有否定的方面。毛泽东说：“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这本苏联教科书有一个演变过程。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的架子是斯大林当时定的。第三版是在苏共20大后出版的。毛泽东说：斯大林当时定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修改本删去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20大的不少坏东西。这是很大的退步。

上山下乡的时候之所以带上这本书不是因为兴趣和喜爱，而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实在是没有书读。能够看这样的书已经是尚尚大吉了。《教科书》随我下乡后又回城，如今还是寂寞地躺在书架上。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研究这些东西呢?

父亲对于我读书一直很支持，从来不会说那些书可以读，那些书不可以读。只是在向他请教的时候，他才会谈自己的看法。自从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除了看报几乎很少看见他在看书。

1970年初我面临着上山下乡。在整理自己的行李的时候，我向父亲提出带一些书到云南农场去。父亲没有更多的反对，只是担心带这些书能不能在农场看。那时“文革”正如火如荼地在开展，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揪出来批斗。我家还算幸运没有被抄家，所以还留了一些书。也许是从小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我和弟弟一直喜欢看书。在即将去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当然不会忘记带一些书。

如《苏联共产党历史》是人民出版社于1960年1月出版的，有60万字，当时的定价是2元6角。出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刚刚上小学的孩子。我一直把这本书悄悄地藏在箱子里，从来不给任何人看，一个人偷偷地看。在农场这些年居然也把这本书看完了。因为那时正在搞“文革”，到处在反帝反修，你还在看“苏修”党的历史，要是被人发现了，这可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说不定在农场里会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读了这本书大致对于苏联的一些事情知道了一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党内在斯大林当政以后那种残酷的内部斗争。当然那时是不敢结合中国的实际的，还认为在我们这里开展的“文革”是十分及时的、很有必要的。在党内揪出了这么多的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真的“伟大”啊。就像斯大林对党内反党分子的斗争一样，毛主席也在与“反党分子”斗争。现在我们倒要想想，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的共产党都会犯同样的错误?

那时我们还很幼稚。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根本不懂的。我带去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艾思奇写的书。人称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ABC。(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书价是1元1角5分。)毛泽东对于这位党内的理论家的这本书是有过赞扬的话的。所以我在农场里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时不怎么忌讳别人看见。一些知青朋友对于这样的理论书籍不太感兴趣。以我自己的感受而言，对于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的时候是从这本书开始的。八十年代回城后读电大时，我们有一门哲学课。我学的就比较轻松，这是与在农场读过这本书有关的。

2、在茅草房里读鲁迅的书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唯有鲁迅的书可以公开阅读。因为鲁迅是得到伟大领袖的肯定的，这就是当时的“规矩”。

1966年7月我刚刚小学毕业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到了1970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名义上是中学毕业生，实际上中学里基本没有读过书。对于我这样只读过小学的人来说，读鲁迅的书真的是瞎读。一开始一点也读不懂。我是先看鲁迅的小说。这是在1974年的时候我第二次回上海探亲时买的，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如《呐喊》，书价3角6分，我在福州路旧书店买只用了2角5分。《彷徨》3角7分、《故事新编》3角1分。这是那时书籍的价格，与今天是不可相比的。

那时我最爱读的是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部小说被史学家们认为是“新文学运动的基石”。这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鲁迅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从1968年开始上山下乡到了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整整十年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谁能够来救救我们这些孩子呢?那时真的很绝望，看不见前途与光明。几千万人在广阔天地里徘徊、迷茫。“救救孩子!”鲁迅的这个呼喊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

记得在我们大返城的时候，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谢我们的作家刘心武发表了小说《班主任》。‘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呐喊猛烈的震撼着知青们的心灵。石红、谢惠民、宋宝琦，这些带血带肉的呐喊唤醒了我们的心灵。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篇小说时，我们围坐在广播喇叭下听着，有点掉下了眼泪。知青，受到了‘四人帮’一伙的政治流氓的强奸，留下的是耻辱。该奋起了。奋起固然很难，奋起和沉沦之间只有选择前者。沉沦等于堕落，奋起才能获得力量、新生、光明、前途。”

谁来救我们知青呢?只有靠自己!大返城中我们云南农场的知青率先举起了“我们要回家!”的大旗，自己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就是真理!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如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一直在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

“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政治环境造成了彼此之间确有缺乏真诚的同情。存在着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就像鲁迅在《孔乙己》里写的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等等。每次我看到这里有一股透骨的寒意。那时在农场我能够看到极个别的知青为了能够升官，可以出卖自己的知青朋友;为了讨好巴结领导可以诬告陷害自己的知青朋友;为了能够混上一个轻松的工作或者是干上一份好的职业，而请客送礼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

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我们呢?可惜那时我是绝对不敢也没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是在思考中寻求答案，知道了国民的劣根性，。时时对照一下可以使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回城以后我读了电大的中文专业，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选择了读鲁迅和高晓声的作品。文章的标题是《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爱其真诚，悲其奴性”――试论阿Q与李顺大、陈焕生形象》。从阿Q到李顺大、陈焕生，尽管跨越了半个世纪，反映的社会生活不同，但作为同一个“农民系列”却又具有贯串性的性格特征。鲁迅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来写阿Q这个农民形象的。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探索他的政治、社会、历史、哲学、人性等方面的内涵。他给我们提供的思索时丰富而悠久的。高晓声则以“爱其真诚，悲其奴性”写出了阿Q形象系列的延伸――陈焕生、李顺大。本文主要来探求一下阿Q形象与李顺大、陈焕生们这种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阿Q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被压迫形象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