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反思文革责无旁贷

我相信1966年的中国，文革已经是在劫难逃了。

毛泽东是极富创意的不停顿地进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就像帕瓦罗蒂，他是来给人类唱歌的，不唱了，他也就离去了。

一、毛泽东更有兴趣的，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万卷书、亿万富翁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词《沁园春•长沙》有句曰：“粪土当年万户侯”。其实，毛泽东更有兴趣的是粪土当今万户侯、万卷书、亿万富豪。

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强大者挑战。196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退出联合国，首倡在奥林匹克运动以外另搞一个新兴运动会等，乔冠华趁着酒劲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苏加诺敢摸老虎屁股”，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

是的，毛泽东一生，他要摸国民党蒋介石的老虎屁股，他干脆赶走了这位老虎。他百分百地成功了。他要摸美国与联合国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胜利。他要摸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头号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干脆摸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屁股(除了与咱们站在一起的阿尔巴尼亚与对苏闹独立性的罗马尼亚)，他也没有吃亏。他也摸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骂了法共与意共。他摸了地主老财的老虎屁股，消灭了这个阶级。他摸了资产阶级的老虎屁股，只动了一个小拇指，为君谈笑定“资”“社”。1957年，他摸了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实，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几乎体量等于零的小屁股。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使老人家深感郁闷。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种党阀军阀(他的话)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粪土这一切现有的自己的体制与权力运转机制了!

20世纪60年代，“三面红旗”的受挫使毛泽东稍做调整，接着不是转弯而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革命”往更加彻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发愤怒与蔑视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会体制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他都看不上。他认为，这所有的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压制大多数，保护少数，使不平等变成永远。这一点在文革后期他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最为惊人。

这一点他与列宁不同，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

但是请看，天才的，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他相信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思想与艺术，相信群众，相信人海战术，却并不那么迷信叠床架屋的组织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车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宽，脾气越来越大的官员。(以上的说法是毛自己讲的。)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

确实他的思想冲天震地，叫做曲高和寡，与俗鲜谐。有时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求革命的彻底性，再彻底，再彻底彻底，永不停歇。他领导的时代，最喜欢批判的一个思想观念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也就是说，他的革命机体是永无码头的海轮与永不停站的机车和永不落地的飞机。

他决不俯首给任何组织，包括他个人缔造的与领导的组织。他有一个党章中没有规定过的工作方法：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尤其是文革中搞一个文革小组，使政治局、书记处靠了边，甚至变成了“革命对象”。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不似政变，恰似政变

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所做的不似政变，恰似政变，至少像是解散内阁、国会与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见的是以领袖与导师的身份走上长安街头――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地检阅快要发狂了的红卫兵小将;这几近于是发动街头斗争。他的反对御用红卫兵的说法令人想起“右派”反党的语言，不免晕倒。他的直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的艺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除了军队他要紧紧拉到自己这一边以外，什么级别，什么官位，他都置若罔闻。他可真让人喝彩，让人高呼痛快，让人坚信这样的人物中国几千年才有一个，世界几百年才有一个(林彪语)!

从1949年，他马不停蹄，不断策划，不断发动，不断号召。他左一拳右一脚，左一掌右一推拿：“镇反”、“肃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鲁晓夫、“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彭黄张、批合而一的杨献珍、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周谷城、批文联与所属各协会已经滑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批周扬并说准备派一个团把周扬轰下去。农村也绝对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农村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又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也不知还要清什么)、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没有哪个政权能如此深入村落与农户抓政治运动的。

此外城市三反、批海瑞罢官、批周信芳、批苏联导演丘赫莱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据说是在杭州西湖畔，刘庄或者汪庄高级要人宾馆，策划了史无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却又风云激荡的文化大革命。

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而苏联的经验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滞不前，如果革命不彻底，如果共产党只知着眼于执政做官收税修桥修路发展经济，如果“只管粮棉油，不抓敌我友”，那么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罢，中国的前途只能是与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事业将会完全失败，不但会失败，而且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来攻击他，来鞭尸……

与经济建设经济工作上的屡屡受挫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文艺上、精神层面上，所有的发动的斗争都是百战百胜。所以这个“大仗”还是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直到1958年，毛主席其实最重视的是把钢、粮产量搞上去的，但1960年代以后，他似乎听不得“生产力”一词了，一提生产力就要批唯生产力论。

请看，文革前夕，精神生活已经是极其亢奋、极其革命了，但上边还在找问题，还在嫌不够革命化，还在查找裴多菲动向。本来想搞经济上的超英赶美，不顺利，另辟蹊径吧，下一步不搞文革，还能搞什么?难道能放下心来发展生产，娱乐升平，积攒毛主席一向看不起的坛坛罐罐?

真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炮打司令部”，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经过“反右”斗争的惨痛教训，举国上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们这里是不兴反对领导的，离开了领导，你活下去都很困难。我在新疆才知道，过去当地平民百姓爱说的是“老天爷在，一切自有道理”，解放后，人们的口头禅变成了，“有组织在，我们怕什么?”

我个人的体会也是，组织的力量大，但要分领域：政治、军事、体育(如团体操与夺金牌)上，组织的力量无与伦比。在经济、文化上，靠组织则并非百发百中。

当文革开始后我知道一些青年学生以党委不够革命不够忠于毛泽东为名(按：此说也相当天真烂漫、幼稚愚蠢、矫情做作，乃至昧了良心)向党委提出挑战的时候，我也以为他们会陷入当年鸣放后被捉住的“右派”的狼狈下场。谁能想得到毛主席亲自出来支持小将，称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接受他们的“红卫兵”袖标，而将打压他们的维护组织威力的路线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又能想到党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竟那样窝囊、不中用!

至今仍然有一些人，一些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物，将此事解释为毛泽东是在以他的巨大的个人威望为依靠，在中国认真地搞一次大民主，改变官僚政治的掌控体系，为此不惜直接领导一批“革命小将”与各级党委、与既有的组织结构展开一场大会战。

此说如白日做梦!如果说不依靠党组织而依靠小将有什么民主的意图，这种对小将的放手发动，是在什么政治思想前提下进行的呢?恰恰是现代个人迷信，是领袖对于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是不但万寿无疆，而且要捍卫毛泽东、捍卫“中央文革”、捍卫江青……就是说假定了全国全党已经埋伏了潜伏了无数反对毛泽东的反动分子啦。一面是这样的绝对拥戴，而另一方面是踢开组织闹革命的准无政府主义。这确实是世界政治史、中国政治史的一绝、一险、一个极危险的乱局。

于是各种社会中坚力量中坚人士弯腰低头、戴高帽子游街……接着闹，一面墙上要贴十几张主席“宝像”、抡起皮带抽打、疯疯颠颠打语录战、牛棚林立。抄家随意。闹得人身安全彻底失去保障。个人迷信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结合，使得民主与法制、组织与秩序双双崩溃。

这与推进民主有什么相干?这与青年人中难免的反体制意向有什么相干?这是通过搞乱现有的公共管理秩序来解开幻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们手脚上的桎梏，无法无天地搞一套极端非理性革命秀。

三、“五七”指示，毛泽东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模式

1966年5月7日，与文革的开始同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个指示宣传得热火朝天，因为这是文革中少有的关于要做什么的正面的“建设性的指示”，加后面提出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要斗私批修”，告诉你要做什么。

“五七”指示中，他也提到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时他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模式：

(一)军队起着骨干的作用。

(二)不强调社会分工，干脆是抹掉了社会分工这一“老虎屁股”，而强调兼军事、政治、文化，兼做工、农、兵、群众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

(三)不再提超英赶美，看不出有追求现代化的意思，这个模式中，生产力、劳动效率、分配，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话题，与消除贫穷与愚昧的话题，也是世代国人最最关心痛心的话题均未予提到。

(四)学校的头面人物仍然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总理等的脱帽加冕仪式无疾而终。

(五)总的调子似乎仍是公社化。公社公社，一大二公，吃饺子都是几千几万人一个味儿，不仅产权属于公共，行业也是公共，容易平均平等。

我的感觉是“五七指示”不无亲切感，调子也不是特别高。它给我感觉到的是自给自足的人群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