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林：父亲郭小川之死

到今年的10月18日，父亲郭小川已离开我们整整39年了。

1976年的十月金秋，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春天：历时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漫长严冬终于过去，人民、祖国迎来了精神解放的春天。

然而，对于我来说，这个秋天却不啻严冬，因为我的父亲倒下了，倒在春天即将到来的门槛上……

噩耗、噩耗……

1976年10月18日下午，我正无所事事地在林县县城东边一处平房里与人闲坐。县委组织部的吕章福突然找来，面无表情地说：“你爸有事找你，你跟我走吧。”我跟着他出门，朝县城东侧的马路走去。没走几步就看见路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我心里说，我爸他从来不摆谱，怎么还派车来接我?

我问老吕：“我得跟我媳妇说一声不?”因为当时我们在县城东边租了一间农民房住，妻子和一岁多的女儿正在那里，我这样走了，她们不知我下落岂不担心?老吕催促说：“赶紧!刚才已经跟她说过了!”

我随老吕上了车，一路往安阳疾驰，车后扬起长长的尘烟。我提出心中的疑问：“我爸找我啥事?”老吕头也不回地说：“到那儿就知道了。”我暗中猜想，会不会是父亲的工作有了重要变动?才这么高调地行事……

车子很快到达安阳，径直驶进了一处有红砖楼房的大院，后来得知是地委大院。下了车就见正在新乡师范学院读书的妹妹小惠已站在那里(我母亲、大妹是第二天分别从北京和林县胡家庄赶来的)。我诧异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她说是接到县里通知从新乡赶来的。说话间，老吕和车子就不见了，大概返回林县了。我环顾四周，空旷的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影，异常安静。三层的红砖楼房爬满常春藤。正狐疑着，有人从红砖楼房出来，招呼我俩进楼去，让我们站在走廊里等着。

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小时。由于心里悬着，时间显得格外漫长。昏暗的走廊里无人走动，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唯有一间屋开了灯。大概到了五点多钟，才出来一个人，叫我们进入那间开灯的办公室，又让我们等着，他进入左侧的里间去了。我们站在那里不知到底有什么事。看看办公桌上，分明有一张纸，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瞟了一眼，一二三四地列了几条，好像有“查明死因……”什么的，最后一条是“妥善安置子女”因为距离稍近，我看得清楚些。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里渐渐弥漫开来。

这时，里屋走出一个人，叫我们兄妹进去，见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那里……此刻，我已经开始有点儿神志恍惚，只听见有人宣布：你们的父亲……今天……早晨……去世……了……

我一下子懵了。屋里坐的是什么人、一共几个人、长什么样，我一点儿没有印象。只觉得一股无名的怨恨从心底升腾起来，冲撞着本已不清晰的意识……后来他们说了什么，我们怎么走出房间，到什么地方休息，一概都没了感觉。

一切都那么不真实，突然间，我的父亲没了!这不是真的!仿佛昨天，我还和他闹得不愉快，仿佛昨天，我刚刚把他送到安阳……

我说了一句错话

10月12日，因为我的一句错话，父亲很生气，坚持即刻离开林县去安阳。

那天，父亲又是一大早就从县医院来到我们租住的农舍，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俩忙这忙那。前几天父亲曾到农舍来住了一两晚，因孩子哭闹，影响他睡眠，他晚上还是回医院去住。

10月的林县，一派初秋景象。树叶绿着，阳光不弱。没有院墙的农舍对面就是已经收获过的玉米地，玉米秆还站着，只是叶子皆枯黄。我收拾衣物时发现一件秋衣有股不好闻的味道，也没有动脑筋想，就随口问了一句：“爸爸，你拿这件秋衣擦脚了吧!有股臭脚丫子味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根本不应该往这方面想。但父亲的反应特别强烈，也许是觉得在儿媳跟前失了颜面，也许是他潜意识里保存下来的父尊子卑观念很深。他气得骂了一句：“混蛋!”就哆嗦着找不出合适的话语了。他起身，趿拉着鞋就往外走，边走边说：“我走!我回北京去!”我一看他真的动气了，赶紧追出去，跟在他身后，一个劲儿道歉。

父亲一路就奔了县委组织部，要求组织部派车送他去安阳。组织部很快找了一辆给外宾拉行李的北京吉普，俗称“大屁股”的那种，让父亲坐在前面，我挤在一堆外国人的行李箱中，就上路了。

按照父亲的意愿，车把父亲送到位于解放大道的安阳地区百货批发站，我的二表姑就住在站里。

到了二姑家，父亲向二姑说，想吃她包的饺子。并告诉二姑，他准备在安阳治治眼睛，然后去郑州和省里领导告个别，就回北京。

父亲余怒未息地转向我说：“你回去吧，这儿不用你了!小杨和孩子在那里，我不放心!”

我只好从命，乘长途公交车返回了林县。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父亲当时并非是因为我的一句错话怒而“出走”。

个中奥秘就在于10月6日“四人帮”被抓之后，消息尚未公开，媒体的口径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虽然无法及时看到报纸，却可以从他须臾不离身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中央的声音。这种变化以我的愚鲁，是根本无法觉察的，但作为一个“老干部”，一个老报人，以他多年的“政治敏感”，岂能看不出来?

所以他从6日以后的广播中的变化判断：中央一定出了大事情!

因此他谋划着是否要向中组部报告要求回京;如何向县里提出，要不要去郑州一趟?而中组部迟迟没有回音。于是他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下决心来一次“非组织行动”。恰在此时，出了我这么一个小插曲。

我从12日返回林县，到18日被接到安阳，一周时间里对父亲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可以推诿说，那时没有联络手段等等，但坦白地说，我心里对他是不挂念的，心想：反正是你发火轰我走的，而且在安阳有二姑照顾，没我什么事。

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周

然而，事后据二姑回忆，父亲那几天状况已经很不好了。

12日，他在我二姑家住了一宿，睡不好觉。遂于13日下午住入安阳市人民医院，因为眼科医院没有地方住。

13日晚上，由于医院工作的疏忽，他等到天亮也没有等来安眠药，结果一夜未眠，14日医生直到上午10点也没来查房，他很生气，说了“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样的重话，随即出院。

当天，他住入安阳地委第一招待所西楼101房间。我二姑去医院没找到他，在招待所门口遇上了，见他两腿颤抖地走着。当晚医生来给他看了病、开了药。他精神恢复后还和亲友们谈起《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他说：“这篇社论决不是那伙人写的，口气和前几天大不一样。”“‘三要三不要’自从批邓以来一直没提过，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好长时间也不说了，为什么现在提?中央一定有大事，而且一定是大好事!”

15日，说是睡了7个钟头，精神很好。

16日上午9点，二姑等人去看他，只见他睡在沙发上，头摇着，腿颤着，叫也叫不醒，脉搏有间歇，一直睡到晚6点仍未醒(现在我估计可能是安眠药服用过量)。二姑不放心，当晚把我表弟小伟留下陪住。

17日上午，表弟回家告诉我二姑说，舅舅昨晚11点醒了，精神还不错，让表弟告诉二姑，各县书记来听传达：“四人帮”被揪出来了。晚上6点，二姑等人去看他，他说已吃安眠药，血压也降下来了，要好好睡一觉，明天去郑州见见刘建勋，然后回北京参加战斗。众人见他眼睑下垂，口齿不清了，就都告辞了。二姑临走时还把他正抽的烟踩灭了，问他要不要让小伟做伴?他说不用。最后留给我二姑的印象是：他躺在床上，面带笑容地说：我真高兴!大好形势呀!

未抽完的烟头掉落在他枕头边

令所有人万万想不到的是，18日早上，人们发现他已意外去世!

据中央工作组刘××向我们宣布的调查结果，意外事故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我始终未见过工作组作出的调查报告)：

18日父亲去世的消息被很快报告上去，中央立即责成中组部和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20日赶赴安阳，会同省地两级的官员组成工作组。工作组由中组部老干部组刘××牵头，公安部派来王亮、徐婉两位刑侦技术专家。

我们18日傍晚看到的、写在纸上的几条，是中组部指示的电话记录。

根据专家的分析，我父亲的死亡时间应该是17日晚上8：20左右。因为现场的遗物中我父亲戴的手表表蒙子崩掉了，表盘被熏黑，在8：20的位置留下了表针的印迹。

据说，大约在18日凌晨，住在同一招待所四层同一位置(401房间)的中央医疗队几位医务工作者被烧焦气味熏醒(一层的烟雾顺着卫生间的排气通道上蹿到四层)，曾四处查看，未发现失火迹象，睡下不久还是呛得不能入睡，遂去找服务员;后与服务员逐层查找，查到一层尽头的101房间，看见门窗缝里有烟冒出，才明白是老郭的房间失火。这时大约是早晨六七点钟。

打开房门后，大股浓烟冒出，屋里早已被浓烟充满，据说有一个服务员冲进浓烟中，发现只有离地面二十厘米左右的空气还是透明的：“他摸了摸床上，没摸到人，趴在地上才发现老郭已滚落地下。他憋着气，双手伸进老郭腋下，不料一下子插进棉被阴燃的红炭中，把手烫伤，惨叫着退了出来。另一个服务员进去抓住棉被一角把老郭拖了出来。”(凭印象记下的服务员口述――作者注)

如果上述情况基本属实，那么，经过一夜的阴燃，房间里的氧气就已被耗尽，符合专家作出的“因失火导致浓烟窒息而死”的法医学结论。

具体地判断，阴燃是由于父亲吃了安眠药又吸烟，没吸几口，安眠药起作用了――安眠药有一种“击倒式”的作用，即马上倒下入睡。其次，安眠药还有对神经系统的阻断作用――人的末梢神经感觉到了刺激，但安眠药阻止这种刺激的信息传导到中枢神经即大脑中。所以父亲被发现时是掉在地上的，他的身体感到烫、疼，他挣扎、翻身、以致掉下床，但心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醒不过来)。燃烧的香烟掉在了枕头旁。无明火阴燃了被子、褥子，最后阴燃了床垫中的海绵(泡沫塑料)，这些东西的燃烧夺走了空气中的氧气，还产生了多种有毒的气体。

由于父亲去世的时间恰巧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不免令人感到蹊跷。连中央也产生了很大疑惑，所以迅即派员调查。但专家的结论作出后，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怀疑。父亲的老上级、一位副总理在追悼会上用拐杖使劲杵着地板说：小川就是被害死的!老作家黄秋耘多年后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短文，还认为有可能是被害死的。

当时，我们感觉工作组的刘态度冷漠、从不与我们交谈，他作出的一些规定也大不近情理，比如，同样是死者的至亲(我母亲、我和两个妹妹)，他却要以是否党员来区别对待：因为我和小妹不是党员，而母亲因“文革”遭错误处理尚未平反，被“停止组织生活”十年，在他眼中也“不算”党员，所有决定概由是党员的大妹妹转达。我们很难找到机会，向他(即向组织)提出要求，即使提出他也是一概否决。再如，骨灰盒送回北京，他的决定是：让作为长子的我返回林县，由我母亲和妹妹护送回京。

现在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