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毛泽东发动文革新探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的不仅是对毛泽东晚年复杂思想的一次深入探寻，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一节重大历史发生原因的重要揭示。一直以来，关于毛泽东何以要发动文革，朝野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主流的官方解释是反修防修，非主流的民间说法是打倒刘少奇。两种说法各有所据，分别从“政治理想”与“权力斗争”的角度立论言说，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却存在明显的疏漏，在具体的史实上缺乏足够而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前者无法说明一场冠冕堂皇的运动何以会密谋于暗室而起始于躲闪，后者也不能解释为何为打倒刘少奇而把整个社会弄得天翻地覆。显然，历史需要新的解释，在现有答案的背后还埋藏着尚未人知的历史因素有待挖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原因需要进一步探寻揭示。

上篇

我们从毛泽东图谋倒刘谈起。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初肇因，也是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目的。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问“你是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十分坦率地表示在“1965年1月”（1）；而在致刘少奇于政治死地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纸报》中，又有过“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的指称。这不仅点出了两个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让人们由此得以窥测到毛泽东图谋倒刘从最初起意到定下决心的心路历程（2），也使这一可能让人猜测而争辩的历史话题不复悬念，而无所剩义。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毛泽东既于1965年1月决心倒刘，将会以何种方式打倒刘少奇？在中共党内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历经的党内斗争大大小小数不胜数，凭藉雄才大略无一不是将对手击败而傲然胜出，最后成为最高领袖，从而积累了无比丰富的斗争经验；战争年代姑且不提，仅是执政之后就处置过1953年高、饶与1959年彭、张、黄、周两起重大事件，采用的都是党内斗争的方式。以党内斗争方式解决党内矛盾冲突，这是中共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毛泽东屡用不爽，已是得心应手，了然于胸。对付刘少奇，亦自当驾轻就熟，一循惯例，以同样方式予以处置。

从被称为文革导火线的姚文元评论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运思的曲折运用。在这篇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组织撰写、经毛亲笔三次修改的文章中，当年发生在毛、刘之间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路线之争，借由对1961――1962年所谓“单干风”与“翻案风”的批判，被巧妙地提出，并设置成为文章的核心与“要害”。毛、刘路线之争是党内讳莫如深的一节敏感历史，惟党内高层少数人了解内情，其他外人无从知晓。因此，这篇文章真正面向的读者对象与其说是社会大众，毋宁说是党内高层。它是毛泽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假借批《海瑞罢官》向党内释放的政治信号（3），旨在告诉党内同志，是到了需要清算刘少奇的时候了。

果不其然，姚文元文章如石击水，在党内高层引起强烈反响（4）。然而，这种反响不是如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为党内同志们的正面回应，而是对文章敏感内容与文章背景的狐疑、猜测与反感所引起的对文章的强力抵制。抵制最力者是毛一度给予重望的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

彭真出身于刘少奇北方局旧部，是刘的一员大将，但同时也是毛泽东的忠实拥戴与追随者。在1962年引发毛、刘发生严重冲突的问题上，彭真是站在毛的一边，坚决支持集体经济，反对包产到户的，亦即在此一问题上是与刘相对的（5）。毛泽东选择这一重大历史敏感问题作为倒刘斗争的切入口，党内当年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态度及其现实可能反应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考量，彭真的坚定立场让毛有理由把他划入属于值得信任与期待者之列。

但事情的发展却恰恰相反，彭真的反应与表现大大出乎毛泽东的意外。我们不能确定，彭真当时就读出了隐藏在姚文背后的真实意图，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名正直而敢负责任的高级领导，彭真凭其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敏感到了文章的“不同凡响”，出于维护中央权威和北京市的尊严（中央明文规定发表公开点名批判文章须经中央批准，上海未经中央批准，发表批判北京副市长文章意味着挑战北京）而对姚文进行强力抵制。

关于彭真抵制姚文的具体情形，众所周知，此处不赘。惟彭真抵制姚文及后续行为对毛泽东的激怒影响及其产生的思想心理变化不可不察。这是使毛泽东倒刘斗争发生转向的催化剂与关节点，也是毛泽东所以发动文革的触发点。

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目的就是挑起党内矛盾，揭开斗争盖子，进而打倒刘少奇，而彭真和北京方面的行为无疑是在掩盖矛盾，捂住盖子，与毛意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如果说彭真最初的排拒与抵制，还可以以一时不能觉察领会毛泽东隐藏在姚文背后的深意为解释，毛泽东亦不妨暂且以认识问题而观察之，但在196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借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等谈话，明确表态支持姚文，指出“要害”问题之后，彭真依然固持己见，一意孤行，联手陆定一于66年2月制定出台与毛谈话精神背道而驰的《二月提纲》，在毛看来那就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态度立场问题了。

彭真是忠诚的拥毛派，文革后复出，对毛的维护坚定不移。他在文革前夕的行为表现的确有让人感到意外之处。其实，从姚文发表到垮台之前，彭真有过多次与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即使在《二月提纲》制定之后，彭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毛与其也有过几次谈话。晚年彭真几次说道：“文化大革命很复杂，我心中有数不好讲。”（6）彭真文革未始即被打倒，所谓“心中有数不好讲”，是否意指毛与其谈话涉及刘少奇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后来黄永胜提供的一个背景几乎完全相同的案例，我们或许能一窥毛泽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行事方式，而获得某种启示。

1970年庐山会议，黄永胜留守北京。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之后，黄被急召上山，径见毛泽东。此时，毛、林矛盾激变，气氛十分紧张。毛召黄谈话，目的不言而喻。但毛却话语模棱两可，旨意含而不露，黄永胜回忆说，毛泽东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一会儿讲井冈山，一会儿讲几次路线斗争，一会儿又讲文化革命的重要性，还有林副主席怎么好怎么好，中央文革哪里哪里不对，哪里哪里对。”“但他又不明说，就是绕着弯让我猜，”“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倒是猜到一点点，似是而非，可这个事能靠猜来处理的吗？万一猜出问题就是天大的事！”“最后要我表态，我就说了这句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了”。“他大概是要我学谢富治，跟着江青屁股后面跑”。“他要是明说，我倒也会听令而行”。（7）

黄永胜当时在党内的位置与重要性与文革前的彭真几无二致，毛召其谈话的政治背景与文革前夕亦颇为相似。据此，我们不妨推想，彭真在文革前夕或也遭遇过类似的谈话情形，所以才有“心中有数不好讲”这一说。只是“天意从来高难问”，由于毛泽东的高深莫测，故作神秘，说话模棱两可，拐弯抹角，用谜一般的语言考验属下的悟性与忠诚，让属下自己领悟猜度，彭真不想也不愿往最坏的方面去猜想，结果不仅自身不保，被早早清除出局，且激怒毛泽东而改变了局势的发展。

彭真在党内的地位非同小可，他是除7位常委之外政治局委员居首的要员，中央书记处是他协助邓小平在主持日常工作。他的这一行为表现对毛而言无疑具有了非常的意味：一、彭真与北京方面违命抗旨，跟自己作对，让其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大权旁落”的怀疑得以证实；二、倒刘斗争节外生枝，部署受阻，不能如期贯彻推行。毛自是怒不可遏，严厉谴责“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指责“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对整个局势的判断也因此发生了改观。这一情形正如恩格斯论及历史发展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从65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文章，毛泽东倒刘斗争正式拉开帷幕算起，到66年3月中旬第一次杭州会议，时间过去了4个月。表面上思想界文化界意识形态领域围绕批判《海瑞罢官》风生水起显得很是热烈，但实际上与毛泽东所设想的相去甚远，倒刘斗争不见眉目，倒刘部署无实质性进展。“政令不出中南海”，倒刘图谋受阻碍，这在毛泽东49年以来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毛泽东不啻是愤怒，更有震惊。

他第一次这么明确而切身地感到彭真妄自尊大，不听使唤，感到北京成了独立王国，中宣部变为阎王殿。64年以来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党内发出警告，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党内已形成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大程度上这自是出于倒刘图谋的一种严重说法与暗室想象，多少有些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与危言耸听的意味，而当彭真及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违命抗旨”惹得毛龙颜大怒时，其行为在毛眼中无疑就是修正主义的现行表现，就是典型的一群当权派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耸听危言成了事实，暗室想象变为真实，如此，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亟需他解决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打倒刘少奇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了以中宣部与北京市委为表征的一个全局性的也是根本性的官僚体制问题。这一问题一直以来让他困扰不已、担忧不已，如今以一种触目惊心的严重形态暴露出来，与倒刘问题一样成为眉前之迫。

在这里，我们需要宕开一笔，就困扰毛泽东的官僚体制问题略着笔墨，稍作回溯。官僚体制，一种维系国家行政管理与权力运行的体系与方式，它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并作为批判性思考对象的乃是始于1956年。这一年斯大林事件和波匈事件的相继爆发，震撼了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让社会主义国家一党专政的权力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毛泽东深为震惊，由是意识到中国需要从以苏为师转为以苏为鉴，不能重蹈斯大林覆辙，但又不能走西方民主的路子，如此，需要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既要防止权力滥用，又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于是，毛泽东开始思考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建设道路的方法。

从苏东事件毛泽东看到了制度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说严重性，但并不认为斯大林现象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原因，仅仅视其为斯大林个人专断的作风问题；（8）而波匈尤其是波兰所以闹事乃是因为那里党政官员存在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的祸害。从而认定，以官僚主义作风为表现特征的官僚主义是影响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主要原因，它的严重存在不仅影响党群关系，制造社会矛盾，更危及到政权的稳固。（9）

毛泽东将官僚主义视为影响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主要因素，从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获得启示，决定用整风的办法来治理官僚主义作风，消除官僚主义现象。从1957年初始的整风（因局势风云突变，整风方始即转为反右）到1966年文革前夕的十年期间，这种以思想批判与行政整治兼具的整风（即斗争）形式来克服官僚主义的思想糅合于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理论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构成毛泽东晚年政治思考的主要内容，也是其运用于抓纲治国的主要方式与手段。随着国内形势与党内矛盾的变化发展，斗争冠以的名目也由“官僚主义”换以“修正主义”或“官僚主义者阶级”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不管名目怎样变化，其整治内容均为有悖于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行为，其指向对象大都是党内中下层那些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僚主义者。

然而，尽管毛泽东把官僚主义作为影响党群关系与产生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给予严重关注，并采取系列措施大力整治，农村进行四清，城市展开五反，但功效不显，治丝益棼。党群关系仍旧对立紧张，社会矛盾依然尖锐突出，“官僚主义”、“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各种风气与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克服与消弭，在毛泽东眼中反而愈演愈烈，愈来愈严重，甚至发展蔓延到了中央党政机关（10），以至令滋生这些现象的官僚体制变得更为顽固和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