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明：“底层”作为问题何以浮现

当下，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愈渐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视角，即“底层视角”，而这种视角的提出则源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知识界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史观的反思与批判，对此贡献最大的当属印度加尔各大社会研究中心。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加尔各大社会研究中心在当时是少数几个在大学体系之外设置的中心，专门进行研究。该中心最初由八个人组成，除了知识分子的领袖古哈（Ranajit Guha）年近六十之外，大部分研究者都非常年轻。1982年该中心一组研究南亚农民社会的著作以总题《底层研究》发表，到20世纪末已陆续出版了十卷本的《底层研究》。随之而来，底层研究的影响也由印度扩展到美国、拉丁美洲和东亚等地，由此该中心的研究人员被称为“印度底层学派”。刘健芝、许兆麟选编的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庶民研究》 是译介到中国大陆的第一本系统介绍印度底层研究的著作。限于篇幅本文想就一个问题展开，即“底层”作为问题是如何浮现出来的？印度底层研究的核心人物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 一再强调并不是底层研究学者使底层问题得以浮现，而是在特定的环节和领域才使问题有机会浮现。 那这种环节和领域是什么呢？这也是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

底层研究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武器就是“底层”（Subaltern），对Subaltern的翻译还有“下层”、“属下”、“从属”、“庶民”等。此概念是从安东尼奥葛兰西那里借来的，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使用“底层阶级”（Subaltern class），并指出资本主义对底层的支配需要在文化上得到底层的认可 。查特杰指出，葛兰西是在两个层面上使用“底层”这个词的。其一，用做产业无产者的代名词。不过，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葛兰西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通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支配地位的，而是把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度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甚至是在底层阶级认可的过程中得到的。其二，葛兰西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讨论底层阶级问题的。他指的是在以阶级分等级的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更一般的关系。葛兰西对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的否定和不予重视的态度持严厉的批评立场。与这种态度相反，他在札记中谈到农民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的独特性质、它们的语言和文化产品、它们的日常生活和斗争，并谈到革命的知识分子研究和理解农民的必要性；他也着重指出了与统治阶级的整体性的、独创性和具有活力的历史动力机制相比，破碎的、被动的和依赖性的农民意识的局限 。

印度的这些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学者为什么要从葛兰西那里借来“底层”概念？若如查特杰所说不是底层学者在“建构”底层问题，而是特定背景才使问题得以浮现，那这特定的背景为何呢？

《底层研究》前六卷的主编古哈在《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印度民主主义的史学研究长期被精英主义主宰着，这种精英主义包括殖民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它们都是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思想产物，可它们却在政权的更迭中存在下来，并分别被吸收到英国和印度的新殖民主义者和新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中……这两种形式的精英主义者都带有这样一种偏见，即把印度民族形成以及在此过程中渗透着的意识――即民族主义――发展完全或者主要归结为精英者的成就” 。殖民主义精英以“刺激――回应”模式来诠释印度的历史，而民族主义精英在凸现所谓“民族性”的历史书写中着力强调民族精英对殖民者对抗的一面，而尽力淡化二者的“合谋”，与此同时在处理与底层的关系时则又强调其作为“现代性”的推动者而底层成了无意识的命令执行者，由此轻描淡写对底层的剥削和压迫。底层研究学者反对这种国家主义历史学（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在他们看来，后殖民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共同构筑了“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只不过前者是发起者和生产者，而后者则是合谋者和传播者。与此同时，这二者又共同构筑了一种历史书写的规范。印度的左翼人士，尤其是学院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这种精英主义历史观提出质疑，但印度“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也非常接近国族主义立场，所以某种程度而言，《底层研究》的问题也同时是左翼内部的问题，是在质疑主流马克思主义历史里强势的国族主义观。” 查特杰进一步阐述了底层研究所践行的“底层史观”和印度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影响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观的差异，即“底层历史绝不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后者将被遗忘的人民的历史，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大厦的下面拖将出来，这无疑会使得西方现代性的叙事更为详细、完整。但是，没有任何‘自下而上的历史’能够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存在、稳定或者说历史合法性提出挑战”。

底层作为问题浮现不仅具有前文所述的学理背景，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基础。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精英主义形塑的民族主义历史学遭到各方挑战，与此同时旧的民族政治结构也在不断弱化，在这时“政治上已经出现了下层阶级的运动。整个1980年代发生的事其实确立了底（下）层阶级政治团体的独立地位。在更早期的时候，大部分主流团体都在政治圈里，而且与民（国）族团体结盟。现在他们又属于自己的独立团体” 。

综上所述，底层作为问题提出至少基于以下三点：

其一，精英主义主宰的国家主义现代史学观―（后）殖民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合谋――使底层民众在历史的叙事中缺席。

其二，印度的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守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没能对精英主义史观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并最终趋向于精英主义形塑的国家主义现代历史观。

其三，旧的国家政治结构开始弱化，底层阶级的反抗运动不断涌现。

以上背景也正是底层研究者界定“底层”概念的前提，所以让我们再回到最初对“底层”概念的讨论。《底层研究》前六卷的主编古哈在第一卷的序言表示，用底层这个词“指称南亚社会中被宰制的或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不论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位的意义表现的，还是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表现的。” 在《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有对“底层”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其使用的“人民”与“底层”在词义上相同的，“包括在这（底层）范畴内的各种社会群体和成份，体现着全体印度人与所有那些被我们称为‘精英’的人之间的统计学上的人口差别。”那些在特定的环境下为“精英”办事而被划分在地方或地区层次的势力集团内的较小的乡绅、破落的地主、富农和上中农也被古哈列入底层的范畴 。

古哈代表底层研究学者对底层概念的界定及对这个概念的补充说明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根本的一点，古哈是根据“精英”来界定“底层”―和精英之间的统计学上的人口差别，换言之不具有精英特质的人就可以称为底层，即除了精英都是“底层”。这种以精英为参照的界定忽视了底层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自主意识――虽然这是底层研究者自己“宣称”并信守的，可以说古哈无意中跌入了精英主义的陷阱。

其二，这种对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当然这一点被古哈被人所承认，尤其是那些与精英关系暧昧的地方势力集团，即使底层研究着证明了这种所谓的“底层”在反抗殖民主义的运动中具有自主性，这同样也可以被视为民族主义精英的动员，这为精英主义留下了口实。

基于以上背景，底层研究学者对印度民族主义历史以及底层民众的历史贡献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态度直接构成了《底层研究》的基石。古哈指出，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不能为我们解释印度的民族主义。因为它不承认，人民自己在建立和发展民族主义方面，独立于精英的贡献，更不用说去解释此贡献” 。作为底层学派的代表，古哈此处的言说，实则要说明的是底层在推进民族解放时并不是为印度民族主义精英领导（the nationalist leadership）唯命是从，他们有自己的“自主议程”（independent agenda），那这种自主议程为何呢？这正是底层研究学者所追问的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查特杰《知识与政治的承诺》载 陈光兴主编，《发现政治社会――现代性、国家暴力与后殖民民主》，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版，页23。

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

古哈，《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载刘健芝、许兆麟 选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页3。

查特杰《知识与政治的承诺》载 陈光兴主编，《发现政治社会――现代性、国家暴力与后殖民民主》，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版，页22-23。

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01年第8期。

查特杰《知识与政治的承诺》载 陈光兴主编，《发现政治社会――现代性、国家暴力与后殖民民主》，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0年版，页22。

Rnanjit Guha.1982.“Subaltern Studies 1:Writing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古哈，《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载刘健芝、许兆麟 选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页11。

古哈，《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载刘健芝、许兆麟 选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