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维族流浪儿生存调查」正文
在内地的维族流浪儿,超过九成是被诱拐离家,在“老大”的毒打利诱下从事偷盗活动。因为语言和民族问题,内地警方捉拿他们后,无法取证捉拿背后操纵者,往往只能被迫放人。在被毒打和畸形的日子里,他们日夜思念着家乡和父母的怀抱,但他们离家时年纪太小,被救助后,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
新疆流浪儿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跨地域性社会问题。为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维族志愿者与内地反扒组织逐渐联合起来。今天,大陆中央政府已开始采取措施,联合各地及各行政部门力量,进行打击拐卖儿童从事犯罪活动和拯救被拐卖儿童的专项工作。
文 记者 邓丽
特约撰稿员 慕札帕・库尔班
艾尼瓦尔回家了
如果不是姐姐强迫他记住奶奶家的电话,10岁的艾尼瓦尔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妈妈。
艾尼瓦尔,维族,新疆喀什叶城人,2岁时,父母离婚,一直跟奶奶生活。正上小学的艾尼瓦尔很懂事,成绩一直居全班前三名,还被选为班长。
2005年4月27日下午,噩梦降临。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放学回家的艾尼瓦尔面前,一中年男子走下来,递给艾尼瓦尔一块巧克力后一番嘘寒问暖,吃过巧克力的艾尼瓦尔不知不觉上了出租车,随后又被换乘到一辆白色面包车上。等艾尼瓦尔醒来,已经身在兰州。
随后,艾尼瓦尔被带到离家乡5000多公里的广州。在一处简陋的住所,艾尼瓦尔与另外2个新来的男孩被被严密看管。那个带他们来的男子,要孩子们称他“老大”。
第二天,“老大”带3个男孩去商场“实习”。这时,艾尼瓦尔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偷盗”。艾尼瓦尔知道这是违法的,而且安拉也会惩罚小偷。“老大”毫不留情地把不肯当小偷的艾尼瓦尔揍了一顿。
艾尼瓦尔第一次“实习”很不顺利。在商场里,一个男孩把偷到的手机交给艾尼瓦尔,要他快跑。接过手机后,艾尼瓦尔跑了几十米远便双腿发软。失主追上艾尼瓦尔,要送他去派出所。这时,一直在旁的“老大”现身了,他把艾尼瓦尔“抢”了回来。
回到住处,艾尼瓦尔被“老大”结结实实打了几个耳光,怪他不知道跑。“实习”一周后,“老大”要艾尼瓦尔正式上岗,他不肯,“老大”拿皮带狠狠地抽他大腿,将“实习期”延长了一周。
2周实习结束,艾尼瓦尔出道了,他已经不怕当小偷,害怕的只是偷不着再挨打。在一家超市门前,一个女士边走边吃东西,艾尼瓦尔跟在她后面,将女士挎包的拉链拉开,取出钱包。按规矩,艾尼瓦尔把钱包里的650元钱、银行卡交给了13岁的男孩,由其转交“老大”。这是艾尼瓦尔来广州15天以后,第一次单独偷盗成功。
艾尼瓦尔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他曾向抓住他的警察表达想回家的愿望,但最后到派出所接他出来的还是“老大”。
艾尼瓦尔随着“老大”转战多个南方城市,记不清自己偷了多少。最多的一次,他偷了6个人的钱包,2400元。那次,“老大”一高兴,给了他200元奖金,他高兴地花100元买了一套衣服,100元到公园玩了一番。
艾尼瓦尔不怕被警察抓。他已记不清被派出所抓了多少次,每次被抓几小时后放出来,他几乎总能看到就在派出所门口等他的“老大”。“老大”早就教过他们,他们是未成年人,只要装作不懂汉语,警察就不敢把他们老扣着不放,如果警察认起真来,他们用自残的方式就可以令警察乖乖放人。
“年龄不够刑事责任、偷窃的数额也不够刑罚,会说汉语的也装不会,抓一个孩子,就一堆新疆人闹事,又是民族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般象征性关几个小时就放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警官抱怨说。
艾尼瓦尔怕的是失手被打。因为公安对维族流浪儿小偷普遍感到棘手,被窃失主往往会迁怒到这些孩子身上。艾尼瓦尔被失主打过,被“老大”打过。
流血对满身伤痕的艾尼瓦尔已是稀松平常的事。就在前几天,最后一次失手的艾尼瓦尔还被“老大”高高举起,然后扔在地上。
2006年7月22日中午,艾尼瓦尔再次被抓。与以往被关几个小时便被放走不一样,这一次,他遇见了年轻的维族警官玉兰江。玉兰江温言询问并给他买吃的、喝的,还像对待弟弟一样把他带回宿舍。艾尼瓦尔求生欲望燃起,突然跪在玉兰江面前,请求他送自己回家。
“是艾尼瓦尔?还活着?”奶奶在电话那头哭了出来。
凌晨1点半,艾尼瓦尔的妈妈坐飞机赶到了派出所,见到失散一年多的儿子。
一个孩子5000块
新疆社科院一项报告显示,内地流浪的维吾尔族儿童中超过九成是被诱拐离家的,其中又以南疆为主。新疆救助站数据显示,03年1月到05年12月,自治区共从内地接回3660名流浪儿童,九成以上为南疆籍维吾尔族。
大陆民政部内部人士透露,被救助的维族流浪儿童占整个被救助儿童的12.7%,而维族流浪儿童本身因为很多接下来要涉及的原因是极难被收容的,换言之,这个数字无法显示维族流浪儿童队伍之庞大。另一个佐证是,新疆自治区救助站称在内地经常性流浪的维族儿童为4000名,民间的数字远高于此。
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显示,2005年,新疆青少年违法犯罪人数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重由2000年的14.2%,上升19.5%。特别是新疆籍的流浪儿童违法犯罪案件屡禁不止,2005年立案数比2000年增加了一倍。
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李晓霞认为,南疆维族聚集区相对较高的离婚率,失业率,人多地少矛盾、极端贫困和基层组织涣散都是流浪儿童出现的原因。在南疆,集中了新疆绝大部分贫困人口,新疆35个贫困县中南疆就占23个。
维吾尔人全族信仰伊斯兰,伊斯兰教教义里严禁偷盗。80年代后,出现一些成年小偷离开新疆到内地“发展”,随后又发展成利用小孩作掩护,成年人偷窃。1988年以后,有人直接组团大量拐卖小孩偷窃,大人在后面操纵。
“现在伊斯兰教被越来越被年轻的维族人抛弃,他们喝酒,偷盗,传统道德和风俗被败坏得特别厉害。”中央民族学院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痛心民族文化消解。
阿克苏地区一个维语新词“口里齐”,专门称呼这些人口贩子和在内地挣不光彩钱的人。居民看不惯他们挣钱的方式,但又羡慕他们展现出的雄厚经济实力。
“我所在居民区有一栋别墅,就是人贩子的。有的父母生活过不下去,就把孩子交给跑江湖的,让他们带着去卖烤串。”阿克苏一位救助过几名孩子的人士说。
“和田地区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汇款单飞到所辖乡镇农村,就像工人领了工资,就往回寄一样。”和田邮局一投递人员曾对媒体说。
“3-16岁的孩子都有,主要是10-13岁,小的抱在身上掩人耳目,大的直接去偷,老汉也有,给小偷做饭的。”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续西发说:“有些地方的基层领导睁只眼闭只眼,指望小偷给当地挣钱回来。”
“我们有16个大人和4个小孩,住在一个很难找到的地方, 2个大人和2个孩子住一间,4个大人监视1个孩子偷东西。大人身上都带着刀,威胁那些我们偷东西时敢说话的人。他们逼我从滚烫的水里取硬币,如果取不出来,就用皮带打我。和我住在一起的男孩11岁,比我早一个月拐到这里。他逃过一次,被抓了回来后被痛打了一顿,差点被打死。”被救助的达尔罕说,每一个被拐卖做小偷的孩子都有一段艰苦的“实习期”。
“老大”会给孩子定下每日上交的偷窃额度(500-2000元),没完成任务或试图逃脱的孩子会被毒打。为进一步控制他们,有些老板会引诱孩子吸毒、赌博,女孩常常遭受性虐待。而逃掉的孩子往往刚脱离这个老板控制,又落到另一个老板手中。
最令维族流浪儿救助组织痛心的是,被救回来的孩子们大都因年龄太小找不到自己的家。“领回来3个孩子,最小的3岁,最大的也就8岁,这么小的孩子可能记得家门前有一个卖零食的商店,但是不会记得家庭地址,现在拆迁得很厉害,哪里找得到什么商店。”阿克苏的这位热心人士也没有办法,只得把孩子送回救助站。
这位志愿者介绍,汉族流浪儿童可能会遇到好心人收养,但找不到家的维族流浪儿则因相貌与汉族迥异,不可能被汉族居民收养。收容救助毕竟只是过渡性的行为,即――如果政府不能为维族流浪儿童找到妥善的出路,那么等待他们的只可能是继续流浪――偷盗。
“后来孩子都被领养走了,我们也知道是人贩子,他们争着养,还讨价还价,可是不这么办,谁来管呢?这些孩子都是有价位的,人贩子之间也有联系。很出名、偷得好的孩子可以卖5000块钱,一般的新手也就1000块。”
求求你们别对孩子下手太狠
收容新疆流浪儿,必须保证清真饮食,无法与孩子沟通,管理起来成为一个巨大难题。遣送成本也过高。语言沟通困难,也使内地警方明知犯罪也难以取证,无法指认控制者。即使长期内地流浪的孩子,因生活在民族聚居区,除了把汉族人作为偷盗对象外,很少与汉族人接触,甚至被教唆敌视汉族人,尤其是公安人员,一旦被抓,也往往会自残来反抗。以至于一些派出所专门请维族民警来处理此类案子,但仍然治标不治本。
最后,很多部门知难而退,不收容新疆儿童,或者一有人认领,马上释放。这样,新疆流浪儿童前脚被派出所抓进去,后脚放出来继续偷东西。他们的老大则在派出所门口等着接他们。
因为内地警方面临的实际管理困难,他们往往被居民认为是对维族流浪儿偷盗团伙放任不管,而维族黑老大也格外嚣张猖狂。
“我把艾尼瓦尔带回去的第2天,他们老大就找到了我手机号,电话里对我又是威胁,又是许诺金钱。”玉兰江愤愤叹息:“这些人嚣张到什么程度!”
执法部门在维族流浪儿问题上的失能,使居民迁怒于维族流浪儿。互联网上,与愤怒声讨“新疆小偷”猖獗的情绪一并出现的,还有民间反扒人士鼓动市民自发暴力反扒的战斗檄文,而被擒获的维族流浪儿遭市民暴力教育的血腥图片也随处可见。
佳泉,2岁女孩的父亲,河南安阳的一位教育工作者,2005年年底,因为看不惯小偷在街上光明正大抢东西,佳泉成立了安阳反扒联盟。
佳泉说,当地有8、9个新疆饭店,以它们为根据地,新疆小孩分为3、4拨,多的时候二三十个,他们每天都出来偷,同一个小孩,一周可能被反扒队抓好几次,“都不好意思抓他们了”。
以前跟这些孩子不熟,现在都很熟了,问他们吃饭了吗?他们也会说没偷到东西没饭吃,或者是被打了。有一个新来的小孩,偷东西特别笨拙,老被我们抓到,也老被“老大”打,他爸爸死了,妈妈出了车祸,有人骗他出来玩,他就跟出来了。第一次抓到他,他说了实话。但以后抓住他,就不说实话了,有次抓了4个小的,一个大的,可能有老板的亲戚和小孩在里面监督,所以什么都不敢说了。到第5次抓他,还是穿的那套运动服,破破烂烂,脏兮兮的。
他们白天没事,就一个大的领一个小的,遛大街,跟在人后面等着下手,晚上回到新疆饭店做伙计,卖烤串。前几天抓的一个小孩,年龄太小就把他放了,第二天看见他在一家新疆饭店门口烤羊肉串,他还有些不好意思,连忙招呼我吃羊肉串。
他们看到警察都不跑,知道警察不会去抓他们,抓了很快就要放,对警察他们也从来不说汉语,对我们还说一点。有的小孩被抓了以后,还会贿赂你,请你吃饭,或者拿偷的手机要送给你,还有小孩被抓,送到派出所还会问警察不管,保安不管,你们为什么管,或者给我们背诵法律条文,质问我们凭什么抓人,显然都是大人教的。
一次,我抓到一个小孩,正月初七初八,只穿一件秋衣和运动衣。送到派出所,冻得不行,看派出所反正一会也要放人,这孩子住的地方离派出所挺远,就跟警察说,我送他回去算了。我骑的电动车,刚放他在后座上,看他浑身哆嗦,一边流泪,一边拽自己的衣服,我一摸才两件衣服,就赶紧给他叫了一辆不透风的摩的,给师傅钱,让送回住处。
佳泉承认反扒联盟成立之初也暴力反扒。但是,现在说起这些孩子,他语调里尽是父亲一样的慈爱。他说,每次看到这些孩子,就会想起在自己怀里撒娇的女儿,“他们的父母要知道自己孩子这样,该心疼死了吧?”
与佳泉一样,还有一些民间人士心疼这些从小被拐,离开父母怀抱的维族“小偷”们。
“一个维族小孩让人卖到上海当小偷,当了3年,后来让警察送了回来,只要有人一抬手,他就哭,他就躲,手里拿了一个饼子,半天不吃,放在身上,饿的时候咬一点。警察送他回来,给他买来衣服换的时候,连警察都哭了,全身上下200多道伤口,一个不到10岁的小孩。那个维族家里也是个几百万的富翁,那家的老人看到小孩成了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