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笼罩下的彝族艾滋孤儿

在这片安静的土地上，死亡像一个无处不在的阴影。

披着察尔瓦的、忧郁又羞涩的、住在高山之上的、有着无比美妙的歌声的民族。

留下将近8000个失去父母、内心幽闭的孤儿。

四川凉山因毒品泛滥产生近8000名艾滋孤儿。据悉，2007年山彝族自治州的吸毒人口高达1.3万，检测出HIV感染者已超6000例。专家认为，山的艾滋儿童问题，要比河南严重得多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吴虹飞 图 张剑飞 发自四川山

盘山公路从西昌市东部螺旋上升，从海拔1500米渐渐升至平均2300米的高地。气温渐渐有所降低，披着察尔瓦的、皮肤黝黑的男女陆续出现，昭觉县城快到了。

深蓝色、白色的察尔瓦给人留下的感觉是神秘和静谧。已经是11月了，地里的作物早已经收割完毕。大人们似乎已经清闲下来，围坐闲聊，随处可见小孩子们在路边玩耍，鸡、狗、牛都在闲荡。一条狗大模大样地躺在路中央。一名身披察尔瓦的老人站在河边默默注视着河水。群山环绕，白云飘渺。据说在更远更高的山里面，也还是有人家住的。据说，大山最好的彝族歌手，都是住在大山之后，难以寻访。这是一个气质忧郁的民族，他们善歌，悠长宛转的“多洛荷”、“高腔”，充满了难以言说的苍，令人动容。

山是高寒之地，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北段，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之间，是云南和西藏的交通要道。其东、西、南三面被金沙江环绕，北以大渡河为界，因为地势陡峭，河流湍急，山形成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

自古以来，山彝族在此割地称雄。山彝族作为彝族人最大的一支，顽强地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家支” 作为山彝族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及等级制、“习惯法”、毕摩信仰的存在，使山彝族的社会制度和传统，与周边地区形成强烈反差。然而在多年的政治运动和市场经济冲击下，这种传统被严重边缘化了。

公路旁的土墙，民居的墙上，用石灰刷的大字如“认真开展好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先进性”和“防艾滋，人人有责”等等，比比皆是。原来在这片有着浓郁风情和曼妙歌声的土地上，毒品和艾滋正无声无息地四处肆虐。

作为彝族服饰之乡，水草丰茂的昭觉县是毒品和艾滋病的重灾区之一。2007年10月，昭觉县的HIV感染者有2038人，孤儿总数为1181人。

邻近的布拖县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截至2007年底，全县HIV感染者达2215人，2452名孤儿占了布拖县城总人口的2%。

布拖被誉为火把之乡，早在2000多年前，彝族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每年7月的火把节，来到这里的游人、背包客络绎不绝，宾馆是早就住不下的。火把节过后，游客、外国人作鸟兽散，布拖县专门为火把节建立的高台空无一人。偶尔，那是为“中央领导”表演多洛荷民歌、毕摩作法以及歌舞节目的场所。到了夜里，店铺早早关门，整个县城有如荒城，冷冷清清，几个披着察尔瓦的青少年在黑黢黢的街道上游荡。

布拖宾馆服务员经常警告客人，晚上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吸毒的人很多，他们抢劫，杀人，治安很乱。”

“同伴教育”

10天一次的集市。一大早，村民们把猪啊、牛啊、羊啊、马啊都从家里赶了过来。小孩子或者老太太怀里抱着一只鸡，等待着有人买走。无数的猪的嘶叫，牛低沉的哞声，热闹非凡。镇上的路很快就被满是尘土的班车和人堵死了。司机大声摁着喇叭。大家在马路中，熙熙攘攘地穿行。

彝族人好酒，青年男子在路边端着酒瓶喝酒。有人聚在一起，赌些1-5块的小钱。盛装的女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若是见到陌生人注视她们，便害羞地把头别过去，轻轻地笑。不远处，是批着斗篷的小伙子，寻找机会来和她们搭话。集市是青少年男女相互爱慕的好时机。

据说，彝族人的婚前性行为十分自由。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的几率也很高。阿芝则要教会同伴预防性病和使用避孕套。

19岁的阿芝是木渣洛村村长的女儿，她热情善良，汉语说得很好，是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当地一家NGO 组织)的“同伴”教育者。每晚7点到9点，她和她召集起的青年男女一起在一个大房子里度过。她通常是给他们发问卷，里面是关于性病和艾滋病的常识。然后大家一起做游戏，他们学会克服社交障碍，并且讲授毒品和艾滋的知识。

她说，如果你不能不吸毒，你一定不要打针；如果你不能不打针，一定不要共用针头；如果你不能不共用针头，就一定要消毒；如果你不会消毒……

一个19岁的赤着上身的少年与阿芝擦肩而过，他要到河边去洗头。阿芝说，那名少年父亲在外打工，吸毒后染上艾滋，感染了他的母亲。5个月前，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大概是觉得羞耻，不愿意提这样的事情，也不配合中心的同伴教育。

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今年村子里打谷子的时候，一个月死了6个人，都是30岁左右的青壮年。

阿芝说，自己的父亲以前也吸毒，但是十几年前成功戒掉了，还因为组织村里人戒毒，当上了村长。她说，如果父亲不戒毒，也会死去。

阿果和四个孤儿

大部分的彝族人过的是彝年而不是春节。彝年大约在11月中下旬，具体日子由每个地方的毕摩用彝族历法算出。

11月21日，昭觉县竹核乡木渣洛村的村民开始过彝年。村民一大早爬起来，各家各户开始“打牲”，杀猪。猪被捆绑，放血，嘶叫了一会就没了声息，不一会就被开膛，白花花的大肠热腾腾地滚了出来。杀猪的人掏出猪胆，举起来，眯着眼看胆囊的形状，胆汁的多少。据说这样可以看出一年的运气。一会儿，他们还要拜祖先，吃坨坨肉，大口喝酒。

28岁的阿果和她的4个孩子却不打算过彝年了，因为家里没有“过年猪”。

屋子中央支着一口锅，里面有白菜和土豆。那已经是比较好的伙食了。已经很久没吃过肉。家里只有土豆，堆在昏暗的角落里。一只很小很小的猫走来走去。

4个小孩子里最大的7岁，最小的才出生一年，紧紧地抱着母亲。孩子们围着母亲嬉戏，阿果脸上不时泛起笑容。

4年前，他们的父亲已经感染艾滋病去世。年仅27岁。

他没有出去打过工。阿果甚至不清楚他是怎么感染上的。

她疑心自己也感染了艾滋。一年前她去乡里检查过，抽了两回血，但是乡里至今没告诉她检查结果。所以她每天担心自己和孩子。

但她认为，也许不知道比知道了要好。她深深地埋下头，轻声说，她也不抱什么希望。

石子和她的奶奶

石子说她已经11岁。但按照汉人的算法，她其实才10岁。她有着清秀的脸庞和狭长的眼睛。第一次看到她，她穿着校服在“福慧班”(一个加拿大慈善组织建立的孤儿班)上课。

她坐在第一排，手背在后面，认真地回答老师的问题。石子很喜欢学校，学校发给她校服，一套秋衣秋裤，过冬的棉衣，鞋子和书包，还有牙膏、袜子等生活用品，一个星期能吃两顿肉。为了能够进入福慧班，她还特意留了一级。她喜欢学习，是班里的学习委员。

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她和奶奶的家里。她刚从河边洗衣服回来。趁着阳光，她们在平地上晒苞谷，石子把洗干净的校服晾了起来。

石子的母亲5年前因为艾滋病死亡。她已经不记得母亲的样子。而去年11月，父亲也因为艾滋病去世了。

她已经开始代替奶奶劳动，挑水，喂猪，看家护院。

石子的奶奶67岁，个子很瘦小，窄窄的脸，指甲漆黑。她的左手，因为去炸鱼，被炸掉了三根手指。

“儿媳妇生病的时候，家里没钱治病，娘家把她接回去5天就死了，悄悄烧了。”

石子的父亲发病时，腹涨，身上长了很多脓包，积了很多腹水，只好请医生来抽，抽完了，肚子又涨起来。他痛得差点把家具烧了。

最多的一次，他抽了30多斤的腹水，最少的一次也有15斤。

由于天天请人来抽腹水，石子的奶奶都感到“不好意思”起来。石子的父亲对石子的奶奶说，你把我照顾好了，我女儿长大了，会报答你。还有，不要让石子结娃娃亲，怕将来没钱赔偿。石子的父亲终于在去年11月结束了所有的痛苦。

已经不是第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了。13年前，大儿子去成都，染上了毒瘾，找不到毒品，回家十几天，上吊自杀了，死的那年19岁。

山彝族有“死给”的传统，即通过自杀来表示愤怒、屈辱、抗议和报复。因服用毒品导致家庭纠纷和社会冲突，山的自杀人数约占死亡总数的10%。父母亲的自杀是导致产生孤儿的重要原因之一。

3年前，小儿子也是吸毒，被戒毒协会的人抓走了，在昭觉的戒毒所里关了4个月，忽然有一天，有人把他的骨灰送了回来，说是生病带去输液，用药过量昏死过去。石子奶奶至今不相信他们说的理由。

奶奶拿出了小儿子的照片，那是他生前最好的一张。照片中的青年戴着一顶红色的建筑工人的帽子，微笑着。他死的那年22岁。

石子是第一次听奶奶讲起父亲和叔伯们的故事。她的眉心渐渐蹙起来，露出一丝哀愁。

墙上挂着破的镜子，还剩下半个“喜”字。前年，一个外国阿姨给了石子一个相机，让她去拍照。后来，那个“外国阿姨”把相机带回了北京，在那里做了一次展览。

一个北京的女孩子一对一地资助石子，每个月给她寄来150元。不久前，女孩子来到石子家见到了她和奶奶。墙上挂着一个书包，便是那个女孩送给石子的，书包上的标签，石子没舍得撕下来。

在山州，90%的孤儿的父母死于由吸毒感染的艾滋病及相关疾病。石子是典型的父母双亡、隔代抚养的例子。按照彝族的传统，父母双亡的孩子应该由叔伯收养。但是由于叔伯也无力抚养孩子，只能由他们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收养。

父母一方死亡的家庭比较多。这些儿童虽然还有父亲或母亲，但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大多数已经改嫁或者出走，不再管自己的小孩。

几年前，为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筹建“爱心班”一事，彝族姑娘吉洪阿敏在昭觉地区寻访孤儿，徒步走到11 公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子，看见两个失去双亲的孩子住在潮湿、黑暗、狭小的土屋里，所有的粮食只有两串玉米，几个萝卜，挂在门前的核桃树上。更令她震惊的是：这样的孤儿在山遍地都是！

中心的金小姐进一步告诉记者，在山，因为毒品、艾滋等问题产生的孤儿有8000个，而能够得到救助的不足2000人。

山毒品传播泛滥途径

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1995年，山彝族自治州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山州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高达1.3万多人；检测出HIV感染者已超过600 0例。

一名NGO的工作人员说，疾控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与艾滋病流行的实际情况尚存在差距。有数据说，拥有近20 0万彝族人口的山自治州，实际感染HIV人数不少于2万人。

有研究者认为，当地每个感染者后面，至少还有3个隐藏的感染者。志愿者吉洪阿敏有次访问她的表弟，一名艾滋感染者，惊讶地发现身后还有13名共用针管的感染者。她完全不能估计感染者究竟有多少。

山地势高寒，农民只能种植土豆、玉米和荞麦，生活困顿，一年下来收入为零的家庭随处可见。今年春天，广东媒体曾曝出东莞企业非法使用山童工事件，而丢失孩子的一位山母亲，听说孩子在东莞竟然每天都有米饭吃，立刻转悲为喜。

彝族学者马林英在《山毒品问题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中指出，早在1980年代末，山彝族自治州成为“金三角”毒品贩运的一个重要通道、中转地和集散地，许多大宗毒品都经四川与云南接壤的攀枝花、山、宜宾、泸州、甘孜等地进入，在成都、西昌等大、中城市中转，并对整个西南地区构成影响。

1980年代后期开始，大批彝族青年开始背井离乡到成都、攀枝花、昆明等地打工。他们大多不懂汉语，有的捡垃圾，有的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往往干不上几个月。后来，不少彝族人在城市街角和郊区形成聚落，有人开始偷盗、抢劫，甚至铤而走险，贩卖毒品。

山女毒贩甚至将婴儿偷骗、拐卖，或直接利用婴儿来参与贩毒。大温泉村的阿牛夫妇在2002年携带他们1岁的儿子外出贩毒，至今未归。毒枭往往利用孕期妇女贩毒，甚至是还差一个月就生产的妇女，“警察没法抓她们，一抓就流产。 ”一名妇女为了贩毒连生了9个孩子。“这些人似乎对性命毫不在乎。收容所里太多了，只好遣送回乡，送都送不完，没得办法。”

贩毒者受到社会的歧视，承担的风险很高，精神高度紧张，为了缓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