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思余：资本、国家与打工妹――读《中国女工》

摘要：全球资本的发展已经深深地嵌入到生产过程的政治之中。《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一书已经对之做了非常充分的诠释。全球资本与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资本、国家与打工妹，工厂机器与女性身体，男权社会与打工妹，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发达城市与贫困农村，驯服身体与抗争身体，身份认同与差异政治，性化身体与性别差异，月经时间与工业时间，打工妹与现代都市。将一副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冲突的多维画面，抽象为强制性权力对女工实施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制、操控、监管的直线图。强制性权力这根时而有形、时而无形的刺刀时刻都在准备扎进女工的心脏。需要反思、并且警惕的是，这种强制性权力对我们无孔不入的侵蚀。

关键词：全球资本 生产政治 国家机器 强制性权力 政治冲突 女工 抗争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政治和社会冲突的论述，我们并不陌生。无论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那里，还是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政治似乎就是在不同的人们之间、群体之间和政党之间持续存在的争斗和冲突。”“对马克思而言，在相互竞争的政治集团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实际上是建立在基于阶级差异和/或在财产关系中的地位差异。“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国家机器不是明确地为了资产阶级而实施统治，这只不过表明在这里所存在的，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而是一些因财产和财富关系的差异，因而权力关系也有所差异的阶级在相互竞争。”[1]正是基于这些财产、财富和阶级的差异，导致了资本与资本的控制者打工妹之间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对抗和阶级冲突。如果国家在此充当一种打手帮凶或者助纣为虐的角色，那么，这种冲突势必更为剧烈。

晚近以来社会学的发展，其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和符号互动主义。冲突理论在解释权力、不平等、利益、斗争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视角。“冲突理论突出社会中分化的重要性，拒绝接受功能主义对共识的强调。为此，他们集中探讨权力、不平等和斗争的问题。他们倾向于把社会看作是在由追求各自利益的不同的群体组成的。不同的利益存在意味着矛盾是永远潜在的。某些群体将比其他群体获得更多的利益。冲突理论家考察社会强势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紧张状态，并试图理解统治关系是如何得以建立和维持的。”[2]用冲突理论来理解劳动关系中的各种行动主体，特别是考察其对抗的一面，确实有利于我们把握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关系和利益博弈。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in a Global Workplace》）（以下简称《女工》）一书作者潘毅博士以民族志的方法，从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深入深圳流星厂生产一线，在对流星厂深入剖析的基础上，终成此作。八个月来，潘毅博士以“难得”的“打工妹”身份不断找寻打工妹身上所发生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故事：去感悟打工妹们的真实生活，去倾听她们不同程度的控诉，去揣摸她们的“怪异”行为，去分享她们的日常欢欣，去捍卫打工妹本不敢捍卫、而由此欣喜有嘉的“面子”……

1963年，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问世，标志着新劳工史学时代的到来。新劳工史学的研究特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强调历时的过程性与连续性；（2）阶级冲突和阶级意识仍然是劳工史研究内容的重点，与此同时，它进一步拓宽了对劳工们日常生活的研究，即从工人日常生活的习惯、经历透视阶级冲突与阶级意识；（3）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关注日常生活及相关资料，倾听底层工人自己的声音等；（4）开始关注特殊劳动群体，比如女工，因为不同群体有自己的不同的经验世界和生活世界。[3]

《女工》一书被C. Wright Mills评审委员会评为2005年最佳书籍。该书作者潘毅博士也因此成为自从1946年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得如此殊荣的亚洲学者。一部享有如此之高评价的学术之作，我们慎思其所要尝试解答的问题，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来说，或许都是至为关键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述，《女工》一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追求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变革时期，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阶级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混合到底对个体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将会出现怎样的新主体、新身份认同，以及新的权力－抗争关系？[4]要回答这些问题，从研究的理论起点来说，潘毅博士采用的正是如上所述的新劳工史学的理论取向。

虽然作者在《女工》一书的末尾特别强调，“这种崭新的反叛政治学绝不能被简而化之为单纯的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非政治冲突或政治冲突，以及地方性斗争或全球性头争等”[5]，然而，通观全书，我们发现作者笔下充满着各种各样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的“冲突”与“抗争”。易言之，对上述问题的作答，其实也完全可以在这些“冲突”与“抗争”中找到解释。也就是说，打工妹的主体建构过程正是在这一不断冲突、不断努力化解这些冲突的过程中完成的。

二、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冲突表征

在《女工》一书中，我们时刻可以看到这种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冲突。我们将其概括为以下10个方面：全球资本与生产过程中的政治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1）资本、国家与打工妹；（2）工厂机器与女性身体；（3）男权社会与打工妹；（4）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5）发达城市与贫困农村；（6）驯服身体与抗争身体；（7）身份认同与差异政治；（8）性化身体与性别差异；（9）月经时间与工业时间（10）打工妹与现代都市。

1、资本、国家与打工妹

中国的打工妹阶级，“它从一诞生开始便遭到了结构性的压制。霸权集团对于这个打工阶级是毫不心慈手软的，它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来遏制这个阶级的发展。具体来说，这些权力技术主要包括：城市化、国家机制，以及瓦解新兴打工阶级的国家－资本联盟”[6]。就这样，资本与国家签订了颇为完美的婚约，并开始了他们浪漫的甜蜜之旅。在国家、资本与打工妹这三种力量的较量中，很显然，打工妹是最为弱势的一方。国家与资本联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资本俘获了国家、也操纵了国家。国家的所为无非就是，以市场的名义、用资本的形式将其迅速合法化。在这一点上，作者对具体“田野”深圳的选择非常有象征意义。“我选择深圳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是因为这里是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初次相遇，共同联手创造和瓦解（尽管它们的合作并非总是和谐一致）中国新兴打工阶级的地方。”[7]

2、工厂机器与女性身体

资本的直接表现形态就是冷冰冰的工厂机器。因此，国家、资本与市场的冲突直接就可以转化为工厂机器与身体的冲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处的身体可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身体，它更加“迷恋”和依赖的是女性身体。“生产机器的微观权力对平凡的身体没有兴趣；它只对特殊的身体，即女性的身体感兴趣。因为女性的身体通常被想像为更加驯服、更加忍耐，并且更加适合于工厂机器。”[8]研究资料表明，“深圳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其出口加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最廉价、最驯服的女性劳动者”。[9]这就意味着，深圳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是建立在工厂机器对女性身体的直接操控的基础之上。

3、男权社会与打工妹

如果说上述两个因素主要是指全球化这一外围因素使然的话，那么，打工妹还不得不面对其所其身处的国内环境，即中国社会总体上还是一个男权社会。90年代的打工妹之所以能够外出打工，不少是打工妹自身“积极行动”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即主动争取家庭（具有男权象征的父亲或者丈夫）的同意、获取其支持方得以外出打工。而这一点既是打工妹所要极力抗争的，也是《女工》一书作者所极力控诉的“父权制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宏观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和父权制在实际上可以如此稳定和谐地并存，无论是在想像中还是在现实中。”[10]然而，女工们如此积极行动，多少也是对传统男权社会中男性的绝对地位和绝对控制的挑战、颠覆、撼动与松绑。

4、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

正是上述的这样一个背景性冲突的存在，其必然导致的下一个冲突就是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的冲突。对于每一个打工妹来说，外出务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选择外出务工，还是呆在家中侍奉父母，到一定年龄结婚生子？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外出务工，到了一定年龄，首先面临的就是是否回农村老家结婚，其次就是走向婚姻的殿堂之后，仍然面对着是否再出来务工的问题。“打工妹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挣扎，与既束缚同时又支持着她们的父权制家庭真实地联系在一起。紧张关系几乎不可能消除。”[11]正是这种以结婚、生子作为女性生命的重要分界线，导致了不少女工的痛苦、彷徨、迷茫与无助。而这一切围绕的正是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这二者之间的冲突问题。

5、发达城市与贫困农村

打工妹外出务工的原因还要涉及的一个背景性因素就是，自从建国以来日益扩大化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现实。打工妹之所以面临外出务工与家庭本位之间冲突，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当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时候，这一冲突也跟着加剧。“打工妹主体反抗的不仅仅是特殊意义上的父权制关系，同时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巨大城乡差别，以及日趋严重的农村贫困。”[12]这里值得玩味的契合在于，“当打工妹试图挑战和改变中国家庭与农村社会的欲望，正好与全球资本企图将中国改造成世界工厂和国际市场的欲望相遇。”[13]其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打工妹一厢情愿的简单想望早已淹没在滚滚肆虐的无限贪婪的资本欲望之中。这就注定了打工妹美好欲望的悲剧性色彩，从而也就注定了在城乡二元分割的背景之下，通过打工妹外出务工来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悲剧性命运。

如果说上述的冲突主要是一种背景性的冲突的话，那么，在打工妹的身上，还存在着一些实实在在的、有切肤之痛的、有些甚至是超出其“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苦痛，以下几个方面非常典型。

6、驯服身体与抗争身体

打工妹的身体始终面临着被资本钳制而成为驯服身体与出于自我保护而成为抗争身体这两者的冲突之中。欲求摆脱前者只能是不可能的梦幻而已，充其量只能是减轻其控制的程度；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抗争对象，这一点似乎更不可能。毕竟，前者决定了后者的命运。打工妹的抗争只能是有限的、适度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除了自己砸碎自己的饭碗之外，恐怕别无选择。“无论女性的劳动身体是‘驯服的身体’抑或是‘机灵的身体’，她们总是处于一种利用情境性机会，甚至利用霸权论述来保护其自身的‘抗争结构’之中。”[14]“驯服”的另一种“正面”的表达就是“合作”。“反抗与合作，这两种看上去似乎完全相反的策略，每时每刻都在车间的各个角落里不断地进行着。”[15]

7、身份认同与差异政治

“打工妹”这三个字本身就具有特定的意蕴所在。“打工”者，地位低下也；“妹”者，不仅年龄小，而且是女性，更是未婚者。如前所述，打工妹的造就本身就是城乡差异的原因所致。户籍来源与血缘网络也不断造就了不同身份的族群。比如广东的三大民系：广府人（老广州人）、客家人和潮汕人。此外，广东人与外省人之分。外省妹，亦被成为“北妹”。不同区域的人在工厂中的地位不同，也导致甚至恶化了这种差异政治的存在。比如，“流星厂的大部分中层管理职位都由客家人或潮州人所占据，而几乎所有的外省妹都在生产线工作”。[16]

不同民系的存在，自然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语言政治或者说方言政治的问题。具体表现在：普通话与广东话的差异、不同版本的广东话（香港广州话、广州广州话、客家广州话与广西广州话等）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的管理者对语言选择的优先性。在流星厂，我们看到的是广东话与香港广州话的优越性与排他性的地位。此外，工资和待遇制度的差异，也自然地将打工妹与管理层、打工妹与其他打工妹、打工妹与打工仔、女性与男性分割开来。“在流星厂，男性的工资通常比较稳定，在工人中，男性的平均工资比女性高30％。”[17]

打工妹必须不断地改变自己的个性作风、语言习惯与身份认同，才得以适应工业化时代特定时空里的生活。毕竟，她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残酷现实就是，差异政治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工厂体制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金字塔的权力结构系统，而且也是由性别身份认同、血缘－族群纽带，以及城乡差异等因素共同作用而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权力与层级的万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