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上千男童被偷 大陆男童贩卖环节调查

拐卖儿童，这一在大陆持续了20余年的犯罪行为，于近年再次猖獗，这似乎已经成为大陆社会的顽疾。而在打击这种犯罪的过程中，政策的倾向、资金的困难以及官民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都在影响着数以万计家庭的命运。

29岁的彭高峰决心要找回自己的儿子。

2008年3月25日19时许，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一个穿着黑夹克男子趁彭高峰夫妇不注意，抱起3岁大的彭文乐后，一路狂奔而去。

监控录像显示：当时孩子在拼命挣扎，甚至挣脱到了地上，但男子又一把把他抱起，消失在人海中。

彭文乐是深圳市近年来被拐抢的20个孩子之一。

此前的2002年，深圳市先后有11名男童神秘失踪，这一案件被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列为2003年督办案件，最终侦查发现，一个叫许美盛的潮阳人利用自己的孩子帮助拐骗了这些男童。

“以前还只是诱骗，现在发展到公然抱抢。”彭高峰在寻子过程中意外发现，自2001年以来，深圳市和邻近的东莞市男童连续不断失踪，失踪人数超过千名。

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这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打拐行动计划，涉及28个部委，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各个领域。

2008年，公安部成立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以期遏制大陆日益猖獗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东莞、深圳以及背后南中国地区的男童贩卖活动能否得到有效遏制，令各方瞩目。

男童市场

东莞的情况，与深圳似乎一样糟糕。

2007年11月12日傍晚，东莞市寮步镇上底村，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停下，两名男子跳下车，把一旁才9个月大的叶锐聪抱上车，在家属的追赶呐喊中逃去。

一段时间内，东莞一些市民把家里的男童扮成女孩，避免引起人贩子的注意。在当地寻子家长提供的一份名单中显示，共有1000多名男童在东莞各地被偷。

大规模男童偷盗事件背后，是一个兴盛的男童供销市场。广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小迎说，中国的男童市场由来已久。1983年，随着大陆计生运动的深入开展，政府开始向农村派出宣传队和避孕节育手术队，提倡生了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环，生了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一方结扎。

当年，大陆乡村正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得到土地的许多家庭又希望生育更多男丁，以便日后成为农耕劳动力。

大陆乡村对男童的刚性需求，催生了建国以来第一轮大规模的男童买卖浪潮。1987年以来，大陆各地妇联组织开始大量使用“急剧上升”、“情况严重”、“十分猖獗”、“亟待解决”等词语反映妇女儿童被贩卖的情况。

公开资料表明：1999年以来，四川省贩卖人口活动十分猖獗。据四川17个地、市、州统计，当年上半年共发生拐卖人口案件2478件，作案成员4502人，还有4621起拐卖人口案线索待查，其中儿童居多。

一段时间内，贵州、云南、广西和四川等省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较为宽松，计划外生育屡禁不绝，导致该地区的男童贩卖异常活跃。在外来人贩子的带动下，当地贫困村民也开始参与整个儿童贩卖链条运作。

中国人口贩卖链条逐渐形成，人贩子之间的讨价还价也开始形成一整套“暗语”。在南方，对被拐儿童以“货名”相称，一般将男孩、女孩分别称为“正品”、“副品”，婴儿年满一月称“一两”。在北方，男孩。女孩则分别被称“大货”、“小货”。

2000年，贵州省安顺市连续爆出两起震惊全国的特大儿童拐卖案，警方在处理该案时，共解救儿童上百名，案涉河南、福建、江苏、云南、广东等省。该案中还发现父母出卖自己亲生子女的情况――一个两岁女孩的价钱是300元，而男孩的最高价格是5000元。

是年，中国警方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打拐行动，试图遏制日渐猖獗的妇童拐卖行为，其中铁路公安重点监控了由云贵黔川等西南诸省始发的数条铁路运输线路。

2005年2月，郑州铁路公安局解救出30多名被拐卖的儿童，切断了从广东湛江和广西桂林到豫北的贩童通道。当年5月，武汉铁路公安处破获一个共计贩卖42名婴儿的团伙。7月，郑铁公安局再次在河南洛阳、四川西昌、山东东明等地摧毁一个跨省“贩、运、销一条龙”的家族式跨省贩婴犯罪集团。

贩童新变化

一些被拐卖的孩子在恶劣、漫长的运输中常常生病或者死去，增加了贩卖成本。中国铁路警方频繁在列车、车站的检查，增大了火车贩卖的“风险”。此外，云南因为旅游等产业的兴起，经济发展迅速，农村中因为贫困而出卖自己亲生子女的情况日渐减少。

这些变化，使得人贩子的目标开始锁定昆明、东莞和深圳等城市中，随同父母进城的数以百万计的男童，盗抢得手后，再通过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迅速外运。昆明警方曾对外公布，2000年到2003年间，昆明共有352名孩子被拐，其中男童278名。

“那一段时间丢孩子很多”，东莞市寮步镇市场里一位摊主郑春忠说，2003年，两个妇女偷走了他的儿子，而该市场前后一共有5名男童丢失。

2004年，郑春忠在寻子的漫长过程中，帮助东莞警方抓获了数个贩童团伙，成功解救11名男童。2005年，东莞警方又再次组织行动，再次解救11名男童。

东莞法院认定，从2001年3月至2004年5月，以一个叫刘建秋的潮汕人单独或结伙在东莞市寮步、大朗、东城等镇区的市场，以买泡泡糖、玩具等为诱饵，拐带儿童到汕头市潮阳区，交由当地人卖出男童，共拐卖儿童38名。

2008年6月，刘建秋被执行死刑。

郑春忠没有找到自己的儿子，但却成为了一名反拐专家。郑春忠称，广深公路两侧的数百个大小农贸市场是男童被偷的重灾区。这些男童的父母一般来自乡村，因为忙于生计，常常疏于保护自己的孩子，许多孩子像在乡村时一样自由活动。

一名多次参与侦办拐卖儿童案件的警察称，买进孩子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山东、福建和广东的潮汕地区，中国的改革开放帮助上述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民众积累了大量财富。此外，这些地区的民众许多人重男轻女，而且深信多子多福。

2002年开始，一个叫唐显忠的男子在东莞拐骗6个男童，然后送到福建厦门市贩卖。 一名潮汕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近年来，潮汕地区开始流行一种新的“消费”――买孩子。有儿无女，有女无儿及无儿无女的家庭中，许多会设法买个孩子，而一些本有子女的家庭为了发展家族产业，发展下一代势力，也亦会花钱再买一两个男孩或女孩。有些地区的民众甚至还把买儿、买女作为荣耀互相攀比。

郑春忠说，即便是其他在农贸市场丢了孩子的潮汕籍家庭，无一例外，都是育有三四个孩子。

“买一个男孩放在家里，可以做一个引子。”上述潮汕人士称，一些潮汕人相信，家里如果有一个男孩，可以形成某种“气场”，帮助妇女生出男孩。

大陆虽然对户籍登记设有严格制度，但在潮汕一些地区，一个婴儿只需要花200元找村主任开出一张出生证明，就可以到派出所上户。如果是几岁的孩子，则只需要在计生部门缴纳几千元不等的社会抚养费，即可到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

2002年，深圳被拐骗的11名男童也是被发现带到广东潮阳市金玉镇，再经人卖到汕头、潮阳、揭阳等地。广东省公安厅不得不组织深圳、汕头、潮阳、揭阳、汕尾五市联动，才一举救出其中的9名男童。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在东莞、深圳丢失的孩子大多被送往潮汕。因为暴利驱使，一些潮汕人成为了人贩子，利用广泛的人脉加快了男童的脱手过程。

剽悍的民风，给警方的解救行动增加了困难。参与2002年解救行动的一名深圳警察说，他们被警告一定要小心被当地民众围攻，所以他们选择了深夜进入解救地区，一解救成功，立刻便上车“逃离”。而东莞警方一直感到遗憾的是，还有被潮汕人买进的3个男童因为当地走漏了风声，被藏匿起来，一直无法得到解救。

侥幸的成功

为了找到包括彭文乐在内的18名孩子，深圳市公安局成立了以一名副局长为组长的专案组。

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分局一名负责人说，人贩子深知一旦在拐卖过程中被人发现，一定将遭遇群众围殴，所以他们计划周密，力求一击即中。而买孩子的家属也因为担心被人发现后人财两空，所以对买来的孩子看守严密。

“如果没有具体线索，找一个孩子回来犹如大海捞针。”该警官感叹称，侦办此类案件压力很大。

莫金昌显然是很一根幸运的“针”。

2007年12月10日上午，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三围村。一个陈姓潮汕籍男子骑着摩托车把3岁大的莫金昌一把抢了过去，飞车逃脱。陈在潮汕没有找到下家，就抱着孩子去了河南南阳，试图卖给一名女中巴司机，后被该司机和其家人设计擒获。

陈坚称他是帮助别人照顾孩子，警方没有寻获证据，只得放人，而向深圳警方发出的协查传真也未获得有价值的回应。南阳警方只好把莫金昌安置于南阳市福利院。

一名《南阳晚报》的记者把莫金昌的照片传到一个叫“宝贝回家”的寻子网站上，恰巧被浏览该网站的莫父一眼认出。

2008年6月28日，在一间小屋里抱着莫金昌的父亲，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还心有余悸。

对其他父母来说，追寻丢失的孩子简直是一场“炼狱”之旅。彭高峰贴出寻子启事后，至少收到两千条试图行骗的信息。另一个家长还两次被人约出，说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埋伏在一旁的警察每次都能从这些人身上缴获刀具，“如果不是警察，可能被他们谋财害命了”。

虽然寻子之路如此波折危险，但那些丢了孩子的父母依然用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寻找孩子。一个叫蒋铮的孩子被湖南龙山县一个人贩子拐卖，警察一直无法将其缉拿归案。蒋铮的祖母寻到人贩子的家里，向人贩子的家人下跪，还帮助下地干农活，希望能够感动他们去做人贩子的工作，说出孩子的下落。

最后，一无所获的老人回家后郁郁而终。

2004年，湖南怀化一个叫戴特株的5岁男童在家口门失踪，祖父戴子初3年间走遍大半个中国，行程上万里寻孙，仅寻人启事就向全国各地散发了500万份，耗资50多万元还是一无所获。

打拐需要国家计划

因为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偷，各地的父母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形成各地区的“寻子联盟”。本刊记者获悉，全国范围内已成规模的“寻子联盟”主要有三处：云南昆明、广东东莞、深圳和河南郑州。

一些因为丢失孩子而急躁的家长因不满当地警方的查办方式，常与警方发生冲突。大陆警方规定：儿童失踪不足24小时，警方可以判断是走失、迷路而不能立案。在24小时后，家属还必须提供儿童被拐卖证据，否则仍不能立案。

有家长称，这一规定设计有利于节约警力，但他认为，有关方面没有考虑24小时正是寻找失踪人口的关键时期，人贩子完全可能利用这段时间成功转移儿童。很多愤怒的家属由此走上了上访控告之路。而警方又不得不派出更多警力来控制上访者――警察和人贩子的战争由此变成警方和受害者之间的斗争。

一名警界人士称，1988年以来，中央财政每年都会拨款300～900万元不等的打拐专项经费，但这一经费在1998年被取消，使打拐失去了基本的经费保障。而每解救一名被拐儿童，平均会花费3～5万元，现实情况是谁去“打拐”谁垫资，因此，各地警察对打拐普遍缺乏积极性。此外，找到了孩子如果找不到父母，福利院不接收，警方将无处安置这些儿童。

这名警方人士称，实际接触中，一些民政部门不可以接收警方送来的孩子，称他们是财政包干，没有额外针对被拐儿童的安置资金。

不计其数的人开始通过“宝贝回家”等寻人网站谋求自救。该网站几千名志愿者和家长实行“分片包干制”，各自在自己的区域内搜寻信息，然后通过网络、电话分享交流。

海外打拐专家称，即使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孩子失踪也只能主要依靠政府寻找，私人和社会力量只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

早在2006年，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侵害妇女、儿童案件负责人祝燕涛呼吁建立一个国家反拐计划，由一个综合协调部门或者委员会来协调整合公安、民政部门，避免公安部门“单打独斗”。

2007年底，中国宣布建立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确定公安部为牵头单位，统筹中国打拐行动。

彭高峰暂时或许还无法感受到国家层面这些计划、制度所带来的变化，他没有获得任何与孩子有关的线索，警方对案件的侦破，也因此没有任何进展。

2008年6月，深圳某公司董事长王树春透过媒体表示，考虑到公安部门建立的“失踪人口信息网”库容量太小和无法实现全国并网，他拟筹资200万元，并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成立中国失踪儿童救寻基金会，帮助困难的寻子家长提取DNA数据，最后无偿建立一个“失踪儿童DNA”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