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学艺：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前景

一、三农理论的由来

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村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化国家，都要有一个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真正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25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从1978年-2001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3624亿元增长到943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递增9.3%，人均GDP 从379元，增长到7543元。综合国力已经从第14位上升到第6位。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率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个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农业生产连年大丰收，到1984年粮食登上8000亿斤的高峰，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那几年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农民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城乡差距缩小了。那时就提出了农村要进行第二步改革。

但从1985年起，我国的城乡战略有所改变，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格局又开始向城市倾斜，工作重心又向城市转移。农村改革的力度削弱了。

1985年农业减产，粮食减产7%.从此，农村的形势发展，时好时坏，时晴时阴，农村又走上了曲折发展的道路。8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些学者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依据中国的特有国情，把农村问题分析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分别进行研究。既分析三者的关系，也研究三者各自要解决的问题，初步提出了三农问题的分析框架，作为认识中国实践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框架。经过10多年的实践和宣传，现在已成为中国政界、学界的共识。

三农理论，这是中国特有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在国外没有三农问题的说法，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没有。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轨迹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一般都是从农业农村取得资金，取得原始积累，取得农产品(20.07,-0.18,-0.89%)，农产工业原料，然后大办工厂，企业发展工业；而与此同时，农村的劳动力，就大批进入工厂，工厂一般都建在交通要道，工厂聚集起来了，商业、服务业发展起来，城市也就兴起了，大批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所以工业化城市化是同步的。等到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反哺农业，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农机、化肥、农药)武装农业，使农业现代化。与此同时，一方面农村的农民已经成为少数了，市场的作用，农产品价格提高，(有些是政府干预)

农民的收入也逐步提高，接近城市居民收入的水平，(有的还高于居民)。待城市工业发展了，国家财政积累大了，再反哺农村，对农村进行道路、水利、电力、电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村也现代化起来，实现城乡一体化。

所以这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三农问题联系起来，他们是只有就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单项的分别研究，至多也只把农村、农民或农村农业问题联系起来研究。并没有三农问题的理论。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特有的城乡关系，特有的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三农问题的理论。

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界的一个重要成果。这个理论的形成和运用，对于深入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很有意义。在一个比较长时间以来，我们特别重视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着力解决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问题，以保证有效供给。但是当1984年取得改革以来的第一个特大丰收以后，农村出现了卖粮难，卖棉难等问题，随后又出现了“打白条”，农民负担重，干群矛盾冲突增加，农村社会不安定和城乡差距扩大等等的问题。这诸多问题的出现，使一部分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意识到农村工作，不仅要解决农业问题，与此同时，还要解决发农民问题，农村的问题，并且对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作了分析和研究，写出了一批比较有说服力的著述。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一部分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已经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联系起来作了研究和分析论述。三农问题的理论就在全国形成了共识，被引用到文件、媒体和各种论著里。

1998年10月，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

运用三农理论，对其他国家问题进行研究也很有意义。1998年，我应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邀请，到日本访问。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用三农理论对中日两国的农村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确实能说明很多问题。

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同欧美等发达国家是基本相似的。日本首先是通过高额农业税等方式，从农业、农村取得积累，使大量的资金和农产品进城办工业，搞工业化。与此同时，大量农民也进城了，转变为二、三产业职工，同时也成为城市居民。所以日本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是同步的。而当工业化搞起来之后，积累了资金、有了钱，就反哺农业，用农机、化肥等现代生产资料武装农业，使农业现代化，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给农业补贴，使农民富裕起来，基本达到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就解决了农民的问题。70、80年代以后，国家运用二、三产业积累的资金，对农村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修道路、水利、通电、通电话，整治环境，使农村也现代化起来，逐步消除城乡差别，使城乡一体化。把农村问题也解决了。

但是，日本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加上，60年代后，日本政府为了要大规模出口工业产品，开拓工业品市场，不惜牺牲本国农业，大规模进口农产品。所以从70年代以后，日本的食品和棉花等工业原料，大部分和全部要进口。现在日本50%以上的食品和农产工业原料都是进口的，所以日本的食品价格是全世界最贵的，这使人民的生活质量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日本的农业是一个问题，用三农理论来分析，日本今天，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村问题也基本解决了，但农业问题还没有解决。

中国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执行邓小平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通过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农业连年获得大丰收，1996年粮食超过1万亿斤，棉花超过8400万担，自此，中国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已经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中国用占世界近10%的耕地，供养了占世界21%多的人口，并且自1997年以后，每年农产品纯出口50亿美元左右，所以用三农理论来分析，当今的中国，可以说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还没有解决。

二、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

为什么说：农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还没有解决？下面分来分析一下这几个问题。

(一)农业问题：

对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要求，或者说当前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有三条。“保证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保持社会稳定。”

保证有效供给是指农业要为社会提供足够的粮食棉花和其他各种农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从历史上说，自从苏联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农村实行集体经济体制以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这是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根软肋。中国在实行合作化以前和合作化初期(1958年以前)曾经是粮食和农产品的纯出口国。但从1961年以后，我国就开始吃进口粮，成为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进口国。

从1959年，我们国家就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以后，国家就一直把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工作的首位，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一直到人民公社解体，粮食和农产品短缺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第一代领导人，从毛主席到管经济的陈云，到李先念，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一直是压在他们心头的大包袱。在毛主席的晚年，在经济上可说是个重农主义者，“农业儿字宪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要实现农业机械化”等等，都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陈云同志甚至说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有个时期，李先念同志亲自指挥过粮食列车的调运。

实践证明，不是我们的党和政府不重视农业，也不是我们的地不够，更不是我们的农民不会种田，而是人民公社集体劳动，统一经营，平均分配这套体制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在党的领导下，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得到了经营自主权，得到了实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业生产连年大丰收，到80年代中期就基本解决了粮食和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当然，这二十多年来，农业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也是有波折的，但总的趋势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到1996年，中国的农业问题，或者说农业在保证有效供给问题上就基本解决了。

下面是粮、棉、油主要农产品的情况：

从改革开放到1996年，我国农业的发展的轨迹，大致是每隔6年，有一个特大丰收，上一个大的台阶。1978年粮食总产是6095亿斤，人均317公斤。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连年丰收，1984年粮食总产8146亿斤，第一次出现卖粮难，1985年取消统购，实行粮食合同定购，实际是降低粮价。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减产7%，出现了新的徘徊。1986年后又调整政策，到1990年农业获得第二个特大丰收，粮食总产8925亿斤，8925亿斤接近9000亿斤。这年粮食丰收，出乎许多人的意外，北京人很多人不相信，国务院发言人开始报8400亿斤，后来又报8500亿斤，但统计局年终报了8925亿斤。有关领导怕虚报了，开常务会议定，报8700亿斤。(统计局有意见，在1991年统计年鉴上报8700亿斤，既没有尾数，也没有报稻谷、玉米等分类数。这个数是1991年安徽和华东大水灾，全世界赈灾搞得轰轰烈烈，但到秋后一统计，粮食总产仍是8706亿斤，并没有减产，这样才在1992年统计年鉴上更正了过来。)

1991年减产，1992年、1993年略增，但自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各地经济建设掀起了新高潮，各地大搞开发区，农民工大量进城，城市居住人口增加，对粮食和农产品的需求增加，粮食和农产品市场价格从1993年秋后开始猛涨，有的省区已经取消了粮票的又开始重用。不得已从1994年又大规模进口粮食。同时又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1995年增产粮食430亿斤。农业形势已经开始回升。有关领导还怕靠不住。1995年还决定1996年再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并且预先发布了。由此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有些农民工返乡种田了，再加上1996年，风调雨顺。

1996年取得农业的第三个特大丰收。当年粮食总产50454万吨，也就是突破1万亿斤。据推算这个1万亿斤就是50年代毛泽东同志领导制定的农业发展40条纲要，要求各地分别达到亩产400斤、500斤、800斤的总产量。到1996年，终于达到了。

1996年，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改变了中国农产品的供求格局，由长期短缺，供不应求转变为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格局；从此，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从此，中国的农产品由追求数量转变为数量质量并重，主要追求质量的阶段；从此，中国的农业生产进入了不仅受资源约束，而且也受到市场约束的阶段。所以说，1996年特大丰收以后，中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农业、农村进入了新阶段之后，我们的认识，我们的政策，却没有与这个新阶段、新形势相适应的改变，以致现在的农业，现在的农村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对于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已经变了，已经由长期短缺，从此变为供求平衡、供过于求的形势，缺乏充分的认识，因而也就没有相应的政策改变。我们被长期短缺害苦了，害怕了，所以总怕不够，总怕再短缺怎么办？

至今，学术界，有关部门还没有说明白，为什么1996年粮食超过一万亿斤以后，至今已经7年了，除了98、99两年超过1万亿斤以外，每年都在9000亿到98000亿斤徘徊，今年有可能减到9000亿斤以下。而这七年人口增长了73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