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创造一种抗争文体(a resistance genre) ―――一种期望打开个体抗争经验的崭新可能性的次文学(a minor literature) 。这种抗争文体浪迹于一个身体痛楚的地带:当前中国经济特区工厂生活中的尖叫( scream) 和梦魇(dream) 。我将追溯一个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在中国结合到世界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如何被资本主义、现行体制以及当地男性文化的势力撕裂。我还将显示一个女性属民( subaltern) 如何面对强大的社会,以及身体痛楚如何在工厂中产生。我认为,痛楚的身体并不是一个失败的身体,而是一个抗争的身体。而无论纪律监管的力量怎样厉害,那个女性身体也能透过工厂中的种种慢性痛楚来加以反抗。按照巴特勒(Bataille) 的说法,尖叫和梦魇显示了人类忍受痛苦的限度以及获得自由和叛离的可能性,是人类经验的极限。而根据福柯(Foucault) 对梦的解读,我认为“打工妹”的尖叫和梦魇,在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界挣扎,是人类自由的一次长途跋涉。

凌晨四时,一声尖叫刺进了深夜的黑暗,与往常没有两样。阿英又做了同一个噩梦,并且尖叫起来。我给那鬼魅似的叫声惊醒了,然后,夜又沉入了深深的宁静之中。

1995 年11 月至1996 年4 月,我在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当全职工人(参看Pun Ngai,1999), 阿英是在这家工厂做事的一个“打工妹”。我们工作的公司名叫Meteor 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eteor) ,在我逗留期间,这里约有500 至550 名工人。

我到这里来的初衷,是研究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下,中国女性的工作生活和身份的变化。但到了实地考察的最后阶段,却不期然遇上了这些尖叫和梦魇,一种身体政治和叛离的文体开始展现眼前。

由于部分女工不满阿英的尖叫声而搬到别的房间,我遂得以搬进和她同住。那是一个不足100 平方尺的小房间,里面放了4 张双层铁架床,8 个人挤在一起。这就是深圳特区工厂宿舍的一般情况(参看Lee Ming Kwan ,1998) 。宿友的关系相当紧张,这不但因为空间狭小、隐私难隐,也由于阿英的尖叫声吓怕了大家,让人不能安寝。我也并不好受,这倒不是因为不能睡个好觉,而是因为无从把握、理解那尖叫声和为之执言。受害最少的似乎是阿英自己,她在尖叫声中醒来,马上又倒头睡去。

尖叫声之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静―――由于急于理解这尖叫,在这个房间里只住了一个星期,

我已陷入了焦灼之中。

那一片寂静并没有使我裹足不前,反而在那一刻给我提供了认识人类痛苦和叛离的崭新可能性。我无法不开创一种抗争文体,尽管这在初时并未清楚意识到,但在一种欲望的驱使下,我参与了书写生产,并把自己与抗争政治接通。我为一种次文体的诞生而着迷,这种次文体能明确显示个人进入历史叙述和分析的历程,尽管那些经验之中有些是不能传达的,有些是局部的,并为特定历史以及社会文化形态所主导。以下就是这种新文体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一种关于尖叫的社会研究能否成立? 那尖叫本身并无语言,它以刺耳的声音淘空了意义,以巨大的力量破坏了语言。怎样才能记录这尖叫、理解这声音? 怎样才能把它带进符号世界、安置在指涉的链条(signifying chain) 中? 我是否会把那尖叫的欲望毁灭? 或者,为了一种新的书写,这毁灭的危险是否无可避免?

二、一种关于人类痛楚的文化研究能否成立? 在田野研究的尾声,我把自己推向了身体痛楚的经验极限,这个极限作为普遍的人类经验再度拒绝了种种文化范畴和符号的归类。社会现象学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捕捉人类痛苦的方法? 如果不得不为痛苦执言,那么,不同的人类痛苦经验之间又是否有文化差异呢?

三、一种关于抗争的次文体(minor genre) 能否成立? 尖叫、梦魇和身体痛楚往往被巨型的抗争论述湮没和抹煞掉,这些个体经验能否视作叛离的行为? 倘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人指摘之处在于其把梦魇和尖叫统统归入无意识领域,那么,我们能否认为抗争的可能性就正在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界? 福柯(Foucault) 把梦解读为人类自由的一次长途跋涉,我们从中可以有什么得益?

一、尖叫―――一种次文体的开创

阿英夜半的尖叫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她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控制不了。“听到人家的谈论,我很不开心。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醒来的时候,那叫声消失了,然后我又倒头睡去。不过,我每天晚上都做着同一个梦,我梦见自己来到一个码头,正要坐船过河。那道河把两个村分隔开来,如果要到对面那个村,就只能坐船。我必须坐船,但我眼巴巴地看着船离去,在那里干着急。我发现我的身体太疼了、太累了,不能活动。我怕得要死,因为船已经离去。那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而天色开始转黑。夜来了,我走投无路了。”

阿英在梦中害怕得无法控制自己的尖叫,但她一叫便会醒来,然后又倒头睡去。其他女孩子也睡着了,独有我一个人醒着。我一时陷入了极度的焦灼和痛苦之中,因为我所受过的社会研究训练并没有告诉我怎样去掌握这种情况。我迷失了,迷失于我醒来听那尖叫的一刻。倘若我们的时代真如德塞图所说是属于一种视觉史诗(epic of eye) 的时代,“视象如癌变般的扩散是我们社会的特征,衡量任何事物均以其展示和被展示的能力为依归”(Michel deCerteau ,1984 ,xxi) ,那么,我们的“学术表演工作者”(“showbiz academics”) 是否仍能接受一些不可见的,甚或前语言(pre2language) 的东西? 但是,我们没有选择。那尖叫如此有力,它以无边的指涉力量,直入意义世界。它直接来自一个属民的身体,来自一种往往被拒之文字以外的人,来自一个为实现自己的生活而挣扎的个体;它来自一个“打工妹”,一个被压迫但是仍然抗争的主体。

正是在工厂里遇到了这尖叫,并且尝试理解、诠释和整理其极限的可能意义,迫使我去认识、理解和创造一种抗争的次文体。什么是次文体? 或者,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用语,什么是次文学? 他们在《卡夫卡―――迈向一种次文学》一书中,列出了次文学的三个特点。首先,次文体的语言受“高度非地域化”(“a high coefficient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的影响。次文学并非来自一种次语言,而是由一个少数社群在主导语言里创造出来的;第二,在主导文学中,个别主题之间互相扣连,社会环境只作为背景而存在,但次文学则完全不同“, 它的狭小空间迫使每个个别情节直接连结到它所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第三,在次文学中,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 并不存在可以从集体中分离开来的个体声音,这个体声音也不可能从属于这个或那个‘主流’”。次文学是人民关怀的文学(literature of people’s concern) :“不会有个体化的主体,只有群众合奏的声音,只要这些声音不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只要它们纯粹是作为未来的破坏力量或建设之中的革命力量而存在,次文学就会表现它们。”(Deleuze & Guattari ,1986 ,16 - 18)我参照这些洞见,想为当代中国创造一种抗争的次文体,阿英的尖叫不单是属于少数社群的,而且也是边缘的、属民的,我们从中知道她的这种经验不仅与主导语言相对立,而且更完全与语言本身相对抗。尖利的声音把这个异化的、俄狄浦斯式的世界(Oedipalized world) 的符号秩序捣毁。然而,抗争的次文学毕竟抗拒被物化为任何文体,而要保持开放。抗争的次文体只着眼于个人的经历,它的魔力并不在于把个体的叙述一般化为集体的宣言,而在于直接显示出一切个人故事并不是历史的叙述和分析。阿英的尖叫是异乎寻常的,却也并不例外,也并不个体化,它是对每个女工都不得不面对的处境的一种谴责。

同时,抗争的次文体也从德塞图多元文学(heterological literature) 的概念中获得灵感。那是对他者的研究,是他者的经验。它并无自身的空间,而只有在他者的地方浪迹之时,它才存在。次文学并不明了自身,除非它明了了他者,找出他者究竟是什么,否则它并没有自己的身份。它存在于他者的空间,在无名之境浪迹。它的状况就是它的非状况。德塞图描述多元文学的性质时说,次文体寻找自己的边界、极限,不外乎一种他者的书写活动,好比经历一次“性”的过程:“它们按着‘性’的进程前进,把他者、异于己者的出现视作前进中不可避免的曲折。多元书写的这种‘性’活动―――一种不会完全成功的活动―――把它转化为色情:正是‘对象’之无从进入,造就了生产。”(Deleuze & Guattari ,1986 ,161)

如果说与那尖叫的接触就像性接触,则那种经验无疑是痛苦多于快乐的。阿英的尖叫把我引诱进一个陌生的、危险的领域,那里处于声音与文字之间、语言与非语言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然而,也正由于这诱惑,使我达到了迷狂的状态(ecstasy) ―――一种不仅只知有自己也知有他者的个体经验(Boldt2Irons ,ed. ,1995) ,我领会了那痛苦,领会了在不可能的经验之中的书写可能,也领会了创造一种抗争的次文体的热切欲望。而闯进存在与非存在(unpresence) 、符号与非符号(unsymbolic) 的夹缝之中,便有可能达致意义和叛离。那道夹缝、那种新颖、那条边界,毕竟是抗争欲望的来源,提供了令人出神的经验的崭新可能性,留待我们去发掘。

二、个人创伤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那个梦,而且每次梦到的都一样。那个码头、那条河,我是多么熟悉,仿佛曾经到过……啊,我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梦的呢? 一个月前,我们连续三个晚上加班工作到11 点半,而我们要在礼拜天的早上搬进新宿舍。我很累,全身每个部位都疼,身体就像不属于自己似的。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也无法叫痛楚停止。当我的同房宿友外出购物,只剩了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便大声叫起来,声音大得连自己也难以置信。我给这叫声震惊了,后来,夜里便有了那个梦和尖叫,重复又重复。

阿英的尖叫在若干程度上类似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t raumatic neurosis) 。卡芙・卡洛斯对创伤作了最为一般的描述:“一般而言,创伤被定义为对意料之外的或过分的暴力事件的反应,这些事件在发生的时候并不完全为人所理解,后来则作为重复的回神、噩梦,以及其他反复出现的现象重新出现。超乎心理痛苦的创伤经验,意味着某种矛盾:即使目击暴力事件,也可能完全无法理解该事件,理解的到来可能缓于目击。因此,反复出现的创伤事件―――虽未成为意识的一部分,却一而再地闯进视觉之中―――意味着在所能看见或所能知道的东西以外,创伤者和事件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关系,而且,创伤事件的反复出现与作为视觉重复核心的延缓性和不可理解性是分不开的。”(Cathy Caruth ,1996 ,9122)

阿英重复不断的梦魇和尖叫,似乎在告诉我们她正在经历着某种创伤。但是,除了异常寻常的身体痛楚外,在她的生命中并没有如精神分析所认为的可以列作个人创伤的意外或突发事件。在表面上、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个普通工人,和他人无异,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遇到阿英的时候,她在Meteor 工作已干过13 个月,并在1996 年3 月底搬进了当时居住的宿舍。她没有发生过工业意外;除了1996 年春节她的祖母故世,家里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变故。她得到祖母病重的消息后,赶回湖南。她的祖母在正月十五去世,但她没有参加葬礼,翌日便返回工厂了。她的祖母终年83 岁,所以她觉得是寿终正寝的。这的确给阿英带来悲痛,但却不是意外的震惊。

弗洛伊德在《快乐原理之外》一书中说道:“普通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创伤性神经官能症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惊异、惊骇;第二,所引致的损伤或伤害,同时成为反对神经官能症发展的一条律则。”(Freud ,1950 ,9 - 10) 。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和惊慌并不足以导致神经官能症,除非一种突如其来的惊异和惊骇状态。由于意识并未做好面对的准备,那些突发事件式悲剧便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无意识,并在那里不断地重复展开。然而,在阿英的生活里,并没有发生过使她震惊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