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董磊明：农民外出务工逻辑与中国城市化道路

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种外出务工，目的是为了提升村庄生活的质量，务工逻辑服从于村庄生活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面，虽然农村劳动力外出了，但劳动力赚取的资源流入村庄，村庄因此显得繁荣。另外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积攒进城安居所需的费用，或者说是积攒逃离村庄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面，不仅劳动力流出村庄，而且各种资源持续流出农村，村庄因此变得萧条。两种不同的务工逻辑，不仅会极大地影响不同逻辑指导下的农民生活质量，而且会给乡村治理带来深远影响。当前中国农村，第二种逻辑的农民外出务工越来越多，这种变化带来的后果需要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一些地方政府试图通过政策人为加快这种变化，则可能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一、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进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亿万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1980年代末，沿海工业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具有了极强的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全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中西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地向沿海和城市转移。进城务工经商收入高于一般农村农民从务农中可以获得的收入。自此，中国出现一波又一波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潮。在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之后，尤其是那些人多地少，经济贫困的农村地区，农民从农业中已难以获取较高的劳动回报，进城务工经商可以获得远高于农业的收入水平。越是人多地少及越是经济贫困的地区，农民越是有着强烈的外出务工经商的积极性，因为在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价格下面，同样的务工经商收入对于贫困地区具有更高的边际效用。

据不同口径的统计，目前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在1.5―2亿之间，这相当于西方七国集团就业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对农村和城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农村因此导致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大大减少，有些农村甚至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大量农民工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成为城市新生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五次人口普查也将进城务工经商时间超过半年的农民工统计成了城市人口。

绝大部分进城农民工事实上并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家，不能在城市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些人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而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实现人生目标；他们离不开村庄的生活，在城务工经商，只是通过劳动力的输出换来其他资源的输入，以滋养农村的家庭生活。只有少数运气特别好，有特殊技能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获得较为稳定的就业和较高的收入，从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下来。

从1980年代末至今，大规模农民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经商已有20年时间。第一代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少数已经在城市买房安家了，比如一些建筑业的包工头。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说，他们并没有获得足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积累。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开始退回到农村，他们的子女一代接替他们进城务工经商。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时空坐标中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解读和简单的描述。具体归结为以下三点：

1、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及其价格机制的形成，对人多地少经济贫困地区的农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

2、农民工进城，不仅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农业困境，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获得收入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将在城市赚到的钱带回农村，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带动了农村消费，繁荣了农村市场。

3、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20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中，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在步入中老年之后将不得不返回农村，他们的子女接替他们成了第二代农民工。

现在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农民外出务工已经20年，它对不同地区农村造成了哪些影响，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有何差异，农民离土离乡外出务工对于中国长远的发展前景构成了什么含义，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应对的办法。其中的关键是，我们需要理解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展开对这个逻辑的解读。

二、作为小农兼业行为和村庄社会关系再生产手段的进城务工

湖北英山农村人多地少，土地贫瘠，一直以来，这里的经济条件相当差，农民生活仅仅是维持温饱的水平。1990年代中期以后，英山农民开始大量外出务工经商，主要从事建筑、装修和轻纺行业。在当前英山农民的收入结构中，外出务工收入至少要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以雷店镇程咀村为例，全村503户，约2000人，常年有400多人在外务工，平均每户有一人在外务工；这些人平均年收入7000―1万元，则程咀村每年可以有300万元左右的务工收入，而程咀村农民从农业（主要是近年来发展的茶叶）中获得的总收入不足300万元。

2000年前，程咀村仍然相当穷，村民的住房大多是砖瓦房，其他的房子则是土墙瓦房。而在1990年代初期有人外出务工赚钱，并于1995年前后在村里建了最早的几栋楼房后，村民即大受激励，以至村里出现了一个加速的外出务工潮。于是，从城市源源不断获得的收入就变成了耸立在村中的一栋栋楼房和其他各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消费。到我们调查结束的2007年12月止，程咀村已建有260栋楼房，其中绝大多数是三层楼房。三层中的第三层其实只有半层，不能住人，目的是为了气派好看，为了攀比有面子。1997年程咀村购买第一辆摩托车，到2007年底，全村已购买400多辆摩托车。一辆摩托车要5000元左右，这相对于程咀村民的收入水平，是相当昂贵的。村民购买摩托车，除了方便交通以外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攀比。

攀比不仅发生在建房和购买摩托车上，而且几乎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红白事的排场。在当地人看来，酒席办得桌数多，是十分荣耀的事情。这些年来，酒席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多的要办6、70桌，酒席的档次也越来越高，一般性的婚事酒席支出就得1万元，而收礼也只有约1万元。10年前红白事的人情往来10元就够了，而现在则涨到30元，否则送礼的钱还不够吃酒的成本。英山农村红白事、建房子、考上大学、做生日等事都要办酒席，本村民组邻里都得送礼，亲戚朋友更得送。这样，一般农户一年人情费用在3―4000元，这成了他们极大的负担；那些收入有限的独立生活的老年人尤其感到压力巨大，例如，程咀村老支书张太平已有68岁，他与妻子一年摘茶叶总收入不足3000元，每年送礼就得花上1000多元。

吊诡的是，无论是办酒席收人情一方，还是送人情一方，都不能从人情往来中得到好处，现在却仍然看不到人情消减的趋势。

小结上述英山县农村的状况，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民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改善住房交通条件，用于举办更体面的典礼和维持更大规模人情往来。诚然，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村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可以追求体面的社会关系，但英山农民人情支出的攀比成分似乎太高了点，而显得不太理性――无论是三层楼房还是摩托车，都超出农民的实际需要，超出他们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英山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获得收入，很多用在了村庄内部的相互竞争中。且因为可以从外面务工经商赚钱，而强化了村庄内的面子竞争。

除非甘于被排除在村庄主流以外，村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自外于村庄面子竞争之中。英山农民最大的支出压力是建房子，一栋二层半的楼房要花10―13万元，对于他们而言，这么多钱是不容易积攒的。事实上，程咀村60%以上建楼房农户是借钱建的楼房。而张太平老人之所以用全年总收入的1/3来参加村庄的人情循环，是因为他不愿被排除在村庄主流以外。有些比张太平更困难的老人终于不再有能力参加人情循环，他们便自然的被排除在村庄主流的交往圈之外，社会性地死亡了。一些光棍也不参加村庄人情与面子竞争，这些人也从不被当作村庄主流社会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外出务工经商对于英山农民的生活状况就起到了十分有趣的作用：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不仅提高了农民在村庄的生活条件，而且刺激了农民在村庄的竞争。在大规模外出务工经商之前，英山农民的收入相差不大，村庄经济分层不明显。到了1990年代，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外出务工经商可以获得远高于务农的收入，一些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在不长时间即赚到了一笔相对当地农村很高的收入，他们不仅改善了生活状态，还大大提高了在村庄中的声望和地位。随着村庄中越多的人外出务工赚钱，村庄内就会越发强烈地感受到相互竞争的压力，村民就越是不得不外出务工赚钱来应对这种压力。由此形成了一个为了维持在村庄的面子竞争和维持相应社会分层位置而外出务工赚钱的逻辑。

农民纷纷地投入到提高收入的竞赛中，而提高收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村庄中维持面子竞争。村庄面子竞争是农村既有的传统条件下的行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浪费性使用资源甚至无效使用资源作为特征的，这是与农民一般性务工有着相当不同逻辑的行为。

在英山农村，农民进城务工经商逻辑服从于村庄内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逻辑，正是这一逻辑使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将所获取的收入源源不断地带回到村庄中。村庄的劳动力流出去了，但资源又带回来了。村庄是最终目的地，而进城只是提升村庄生活的手段。在这样的逻辑下，显然不是农村人财物的全方位流出，不仅仅是向城市输血，因此，这里外出务工农民越多，农村就越发繁荣。

英山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逻辑，与我们在河南安阳、开封、山西夏县和陕西关中看到的情形一样。河南开封农村，农民为建楼房，甚至节俭到不点电灯。但英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逻辑并非总是如此，也非全国任何农村外出务工都与英山农村遵循同样的逻辑。

三、作为积攒进城资本的外出务工

在英山县农村，现在有两类相当不同的外出务工人员。一类是已外出务工多年（甚至10多年）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中年男子，他们外出务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赚钱补贴农村家庭收入之不足。这些人外出务工之前往往已经结婚生子，但妻子留在家中务农。另一类是未结婚的年轻人，尤其是初中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成长在一个务工已经成常态，农村年轻人几乎不可能留在家乡而不外出务工的时代。这些初中毕业的年轻人在外务工，可能在务工的地方谈情说爱，就产生了跨地区的婚姻。这些人的务工收入当然要为今后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服务，不过，他们与已婚再外出务工者不同的是，他们可能会在到底是将务工收入投入到村庄中的面子竞争，还是在城里买房中进行选择。

在是否应到城里买房的问题上，村中不同年龄人的看法有差异：年龄大一些的人认为，虽然现在在县城买房的费用甚至可能比在村里建楼房更便宜，但城市生活消费高，将来不能务工赚钱了，在城里如何生存得下去？年轻人却越来越以为，城里赚钱的机会多，即使做小生意也可以赚到足够开销的收入。因此，已婚再外出务工的农民，除非有了报酬极高的工作，一般都是将务工收入投入到农村的生活与消费中。未婚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则有更多的选择，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更可能在城镇买房子。最近几年，逐步有不在村里建房而在城市、城镇购房的例子出现，且越来越多。到2007年12月，这样的农户在程咀村已有20多户。此外还有更多农户迁出原来居住交通不便的村庄，搬到交通方便的公路边上。

构成对年轻人选择影响的因素有四，一是他们对村庄生活缺少如上一代人那样强的认同；二是还未介入到村庄面子竞争的逻辑之中（虽然他们的父母是在这种逻辑中生活的）；三是他们更可能具有跨地区的婚姻；四是他们往往是在务工中产生的婚姻，结婚后仍然在城市务工经商。年轻人有更多到城市生活的向往与选择，问题是他们有无可以在城市购买房子及可以获得就业与收入的能力。

年轻人一旦有选择空间，且开始有人到城里购房而不在村中建房，这些人的行动逻辑就开始脱离村庄，于是，村庄中的面子竞争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而将来维持在城市生活下去的储蓄就变得重要了。这部分人外出务工经商，赚了钱也不愿在村庄的面子竞争中浪费性地花掉，而愿留下来为城市生活作准备。这样，这部分年轻人就不只是人离开了村庄，而且他们在外务工赚的钱也不会流回村庄。这些准备离开村庄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外出务工逻辑的起点与终点离村庄越来越远，最终，村庄中人财都开始外流，村庄变得萧条起来。

这种情况在辽宁大古村已经表现的十分明显。2006年我们在辽宁大古村调查发现，最近10年，村里大部分男青年在结婚前，都被女方要求在城里买单元房，一个只有约200户人家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