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我们的农民买得起什么？

近段时间有关要“送家电下乡”的新闻可以说连篇累牍，凡是生活在国内的人大约都已耳熟能详。这样做的目的谁都知道，无非就是想请农民也来帮助扩大内需，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让包括农民在内的国人渡过这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我想，中国大多数农民看起来尽管有些木讷，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似乎还有点迂腐，但却不能不承认，他们是朴素的，更具有很强的苦难承受力。既然上世纪中后期，几十年间“剪刀差”剪得那么厉害都承受了，现在这一点“贡献”又算得了什么。只要他们有能力，我完全相信他们会愿意顾全大局（尽管有一个时间段“大局”是那么地不去“顾全”他们），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的，甚至即使让他们觉得自己有“祭献”的成分，农民也依然会去做。我们常常号召，为了一种什么，刀山也敢上，火海也敢冲，简洁的说法就是“赴汤蹈火”，现在仅仅是帮助扩大内需，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这有什么好拒绝的。

然而，现在毕竟是又一个世纪，而况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和社会从西方从世界多少也学会了一点理性，至少从口头上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承认了应该实事求是。而只要有了这一点，我们就相对可以比较从容地说几句话，表达一下自己不同的观点了。比如，在这种“要送家电下乡”的强大攻势下，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我们的农民实际上又买得起什么？

先来说现状。

自然，我这种人要来说农民现状，肯定会有人质疑：你又不是中国农村研究专家，你现在的身份又不是农民，眼下也更没有在务农，按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逻辑，你有什么资格来谈论中国农民的现状呢？

这就像常常因没有实地调查中国大陆却要对我们的这权那权“指手画脚”而惹恼了我们有些人后所说的一样。

但我想，在人类进入到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社会，一个人哪怕足不出户，只要他能拿出公认的证据，我们就没有理由要求这人还要去实地“调查”一番。正如我没上过月球，却也知道那上面是绝对不适宜人居住的；又比如我也没到过太阳，却知道太阳表面的温度，大约在一万摄氏度，人是靠近不得的。这虽然只是我从天文科学家所写的书上得来，好像没有人能站出来反对。因此，类似这样的道理，我想已经没人不懂了。

那么，中国农民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早几年，自己做过一篇《“人口”是怎么贫困起来的》文章，里面有几个数据，不妨再借来引用一下。在做那篇文章时就据说，我们已从8000万的贫困人口数字降到了3000万。我们知道，这3000万贫困人口应该说主要就是农民。而只要我们真的只有3000万贫困农民，你还别说，“送家电下乡”这一活动一定会收到出奇的成效。

不过，几年过去，在这期间常常见我们主流媒体报道，说是这几年由于多种原因，有不少已经“脱贫”的人家特别是农民又“返贫”了。

那么我们现在到底还有多少贫困人口，而“贫困人口”是我们“划”出来的，还是“贫困人口”自己“体现”出来的呢？还有，被划定的“贫困人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接近于被划定的贫困人口实际生活又是一个什么情形？尤其我想，一个人乃至一户人家，是否要算“贫困”，不应该只看别人划不划，而是要看这个人这户人家的实际生活如何。另外，针对生活情形，总还要有个参照系数。如果没有一个参照系数，或者这个参照系数简直就不像是人划定的，那么，一个人乃至一户人家是否要算贫困，也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就像我们过去常常诅咒旧社会的一样，如果把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滥衣衫也算“解决了温饱”的话，那就实在不像“人话”了。

这样，我们就按确实像是人划定的参照系数来看看中国农民的现状，即中国农民中还有多少贫困人口，又有多少人家买得起这些“送货下乡”的“家电”。

我们知道，国际上有通行的贫困标准，即1个人每天收入至少不低于2个或1个美元，换而言之，低于2个或1个美元，即划为贫困。我们现在就往下靠，也就是只按收入1美元的标准。当然，实事求是地说，1个美元在美国所购的物品可能还是没有6个多人民币在中国国内购的物品多。但我想这里面确实有些不好量化的因素，你不能因此就说1个美元就顶不上6个多人民币。别的不说，购物环境、服务（包括售后服务）质量等，事实上也是有价钱的。1个美元在人家那儿买的是高兴是开心，而6个多人民币在我们这儿有可能会买回来的是假冒伪劣是一肚子气（更不说售后报务了），不然，我们每年还要搞个什么“3•15”呢？所以说我们不能说6个多人民币实际上就比1个美元值钱。否则，也就该继续改写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了。

退一步，就算6个多人民币要比1个美元强得多，甚至强到像曾有人说的3个人民币就顶1美元，那么，要想不被划在贫困人口的圈子内，年收入也还是不能低于1100元人民币。而我们现在所说的贫困人口是年收入只在625元以下。这一点，连温家宝总理也认为我们这个标准实在有点太低了，因此他在6年前的2003年全国两会结束后答记者问时说，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人口约3000万，这是按每年人均收入625元的标准计算的，如果标准增加200元至825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那如果要是不打折扣按国际通行标准来算呢？如果要是往上靠，即按每人每天收入2个美元来算呢？那中国的贫困人口该是怎样庞大的数字，即便就按3个人民币就能顶上1个美元来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也有上亿了。当时有人计算出大约是1亿5千万。据说这也还是比较保守的数字。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纯彬曾在近两年前发表过一篇研究中国贫困人口的学术文章，题为《我国贫困人口标准再探讨》。这篇学术文章一开头就指出：“1985年，我国开始制定的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是206元人民币，每人每天不足1元。当时世界银行提出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是每人每天1美元，贫困人口标准是每人每天两美元。20年后的200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提高到652元，增长了两倍。但农民消费的主要生活资料价格上涨了远不止两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实际不升反降了。这是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的原因之一。科学合理的调整提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才能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参见2006年第6期《人口研究》）

更让我们难过的是，这位教授通过近几年对我国10余个贫困县的考察，认为我们农村贫困人口标准过低，仅相当于国际贫困线确定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的1/5，相当其贫困标准的1/10；相当于我国监狱囚犯生活标准的1/4，相当于美国贫困人口标准的1/50。贫困人口难以完成在当时社会一般的、正常状况下劳动力的再生产。农村贫困人口从2亿多减少到2000多万，主要不是扶贫工作所致，而是到城镇打工。

而2006年5月14日，在我国举办的首届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上也透露出一组数据，表明我国将面临着大量贫困人口所形成的挑战。到2005年底，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人。但若按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见2006年5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

接着上面的说法，有两亿人仅够维持温饱，指望这些人买那些即使送到眼面前的“家电”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至少有9亿农民人口，去掉上面说的2亿绝对没有消费能力的农民，也还有7亿。而只要这7亿农民买得起家电，对一些人口少的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的购买力。可很显然，这7亿农民中绝非生活在同一个生活水平线上，贫富差距极为悬殊。先说“已经富起来的”。特别是江浙和沿海一带，不少乡镇，比一些中小城市还要富裕。自己曾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个数据，这里也不妨借用一下。早在几年前，我国的沿海城乡的富裕程度就已经十分令人吃惊了：县级市的广东顺德财政收入对外称138个亿，而实际是178个亿。南海2004年是128个亿。他们可以花5个亿，盖一所中学。顺德建一所大学，第一期投资6.8个亿，第二期10个亿。顺德的一个小镇，有3个四星级宾馆，有的镇还有五星级宾馆，可以接待国家级领导人物。那么像这么富裕的农民人口有多少呢，我估计，应该有几千万人。而这几千万农民的屋中早就不缺家电了，因此“送家电下乡”对这些早已富起来的农民而言毫无意义，或说这些富起来的农民早已用上了家电。

那么至少还有6亿，这个数字依然很庞大。可据我所知，这6亿农民买得起家电的不多。现在还是来分析一下。刚刚温饱的人买不起家电，那么稍微比温饱状况好一点的农民是否就买得起家电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家电的价钱不是平时买三瓜俩枣的钱就能买得来的，对于无数的农民家庭来讲，那需要很大“一笔”钱。

当然，我们还应该分析得细一些。先说对近三年前那个报道，即说如果将收入定在1美元，中国贫困人口只有两亿，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大家都知道，每年高考后，如果分数线提高一两分或是降个一两分，就会有很多考生进不了分数线或是可以上线。而划定贫困标线与划定高考分数线的道理区别不大。

我们先来看看，如果一个人每天收入一个美元，那么他一年收入应该合多少人民币。现在的汇率好像总是在1个美元兑6.8个人民币上下晃悠。一天收入6.8元人民币，一个月就应该有200元还出头。这样算下来，一年的收入就要在2400块钱以上。若是按温家宝总理6年前所说，只将年收入从625元提高到825元，贫困人口立即就呼啦一下上升到9000万了。可从825元提高到2400多元，贫困人口数字提高的比例相对来说又怎么会如此之低呢？就这点而言，我宁可相信温总理而不愿相信那“发展战略论坛”透露出的数据。按正常合理的推测，当中国农村把贫困人口标准提高到1个美元时，中国贫困人口数就应该呈几何式增加，具体增加到什么数字，大概没有人能说得出来，若是仍依温总理那个数字来进行合理推测，应该不少于五至六亿。这样，中国农民人口若按平均数来算，除了那些早已富起来的一小部分农民之外，中国大多数农民家庭按人口收入计算，都应该只在1美元以内。

当然，按中国人的消费水准，如果一个五口之家，每人每天收入能保证在1美元，那么，由于中国农民的吃苦耐劳，由于他们的省吃俭用，用省下来的一点钱买一两个家电还是有可能的，但不会多。特别是在一些依靠外出打工才有点收入的农民家庭中，他们知道那些钱来之不易，更是不愿也不敢轻易花掉，除非既有这种收入，又正敢上娶媳妇或是嫁闺女。再说，眼下正是经济危机时期，国内不少私企倒闭，几千万农民只好结束外出打工的生活，回到贫困的家乡，这样，很多农民家庭的收入也就立马锐减。再说，就算是咬着牙买了家电，不是电力没法保证，就是因为那电价太高，掏不起电钱。

2009年春节期间在主流媒体上读到一篇报道，中国最重要的“三农”学者之一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贺雪峰，认为我们一些经济学家显然并不了解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中国特色的机制，更不理解农民工返乡的逻辑，而是坐在家里想当然。报道中说，春节前一个月，由贺雪峰教授带队、一行15人的一支调查队伍深入到贵州、湖南等地农村，驻扎半个月，记录了返乡农民工目前的生活状态。与拉动内需保增长的结论相反，贺教授在农村调查看到及担忧的是，若农民将多年外出务工或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这些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他们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再有外出务工赚钱的能力。贺教授认为，过分刺激农民消费的意见是错误的。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也是荒唐的（新闻见2009年1月27日《广州日报》）。

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春节长假过后的2月2日上午举行新闻背景吹风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据目前统计，全国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大概是一亿三千万人，大约有两千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2月9日，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认为，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应该是作为扩大消费的主要举措，同时也要保证建立覆盖面宽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温家宝总理2月1日在伦敦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的专访时更是说：“群众是否消费，消费多少，不在口号，而在他手里有没有钱，在于市场有没有适销对路的产品。”我觉得这些意见都比一张口就要农民去扩大内需、拉动增长更符合我们的国情民情。没有钱，叫农民买什么？

最后来分析一点的是，我们现在送家电下乡，有一个最吸引农民的就是送到乡下的那些家电降价10%或15%，而所降价部分，由国家用财政补贴。那么我们也来看看，这个送到乡下的家电是否因此就一定比在城里销售的价钱要低，又低出了多少。

近两年前因自己的一台冰箱工作时噪声太大，影响自己睡眠，尽管因自己收入不高而不情愿更换，为了能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学习和工作，也还是狠心将其处理后又买了一台新的。这台新冰箱原价2600元，因为搞促销活动，先降价200元，然后拿着刊有他们促销活动的报纸去，再降价200元，不仅如此，凭购货发票，还可以在家电商场门外搭建的促销平台前再领取返还的20元钱（好像叫什么送货费），这样，这台冰箱实际付款只有2180元。2600元减去420元，谁都会换，实际降价在15%以上。如此说来，我们如果送到乡下的家电只降价10%或15%，又怎么能说对农民是“优惠”甚至还是“特别优惠”呢？

200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