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林：论当代中国社会教化的迫切性及其实现途径

摘要：传统宗法社会的解钮使当代中国社会彻底松散为由原子式个人组成的大众社会，大众是一个由数量精神聚集在一起的娇宠、庸俗、暴力的群体。因此，社会教化具有现实的迫切性。但在当代，自由是被普遍接受的理念，于是，社会教化常常被质疑为思想专制而难以实现。社会教化的实现途径有二： 厘清教化与学术的分际，学术可以自由，教化必须统一； 建立教化之义理模型，开生活之轨道，提升精神，印证真善美的合一。

关键词： 大众社会； 教化； 统一； 思想理论

一、作为软性途径的社会教化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社会之主要问题是： 杀、毒、假、乱( 娱乐) 。［1］空前的诚信危机实是因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纷繁复杂，难以尽言。我们的社会的确“病”了。所谓“社会病了”，并不是指社会局部控制上的疏漏，而是整个社会价值维系的失效。此种情形，诚如孟子所言：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度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 《孟子・离娄上》) 一言以蔽之，就是作为社会的主体―――人―――出了问题。很多人以为，中国社会问题之所以这么多，主要是法律不健全，故希望加强法律的控制与监督。这当然是一种解决途径，但这是政治上的短期的解决方法，只能祛除局部的一些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较为长期的但相对彻底的途径，就是“社会教化”。既然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出了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教化出了问题。所以，在政治、法律等途径之外，在上位者一定要正视教化的途径，不然就会落入实用主义的窠臼，不能开理想主义的坦途。更何况，孔子曰： “不教而杀谓之虐。”( 《论语・尧曰》) 孟子曰： “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 《孟子・告子下》) 可见，若无教化而直接以法律裁制民众，是一种消极之道。如果说政治法律是一种硬性途径的话，社会教化则是一种软性途径，需要足够的耐心与热忱，因为化民成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非一日可致其功。

二、大众社会的特征与教化的迫切性

杀、毒、假、乱( 娱乐) 只是当代社会的外在现象，要了解当代社会教化问题的迫切性，必须切入这些现象的精神内蕴，不然，教化即成为无的放矢之空谈。中国当代社会最根本的特质是： 传统宗法社会被突破，成为没有边界的松散。“没有边界”一是指地域上的宗法家族的突破与消失，二是指价值上的宗法伦理的失坠与无效。由于有宗法这个地域和价值上的边界，传统的中国社会能够形成一个较具自治功能的有序结构，从而避免了无序与乱象。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来临，相对封闭有序的宗法社会逐渐瓦解，人们彻底松散为无依靠无组织的原子。原有的连续性被阻断，而连续性“源于一种归属感和自觉培养并世代相传的行为标准”［2］。这样，原本有序地镶嵌于宗法“五伦”( 父子、兄弟、夫妇、君臣与朋友) 中的个人彻底沦为“大众”( the multitude) 。大众“这一概念是数量意义上的或者说视觉意义上的，如果我们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把它转换为社会学术语，那么我们就会碰到‘社会大众’( the socialmass) 这一概念。”［3］社会由两部分组成，少数精英与大众，前者是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后者则是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的集合体，故加塞特认为，不能把大众简单地理解为“劳动阶级”，甚至也不是知识低下的人，因为当代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下降为大众。大众乃是一种精神气质而非按照职业划分而来。“大众，不断聚集的大众，正在日益取代少数精英。”［4］这虽然是加塞特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社会的描述，却同样适用于当代的中国社会。社会之精神统治逐渐由少数精英转移到社会大众之中。对于这样的一种社会，丹尼尔・贝尔总结说：

交通和通讯革命促成了人与人之间更加密切的交往； ……尽管这种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但是个体之间却变得日益疏远起来。……没有什么统一的价值观念能取代它们的位置。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精英再也不能塑造人们的意见和趣味。……在一个由孤独人群所构成的世界里，世人寻求着个体的差异，各种价值不断地被转化为可计算的经济价值。在极端情况下，廉耻和良知奈何不了最恐怖的暴行。［5］

综合加塞特与贝尔的观点，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大众社会的特征：

其一，大众是无明显特征的娇宠群体。所谓“无明显特征”，可以理解为大众作为人只能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不能或很难从文化价值的维度来理解。因为他们除了依生物学的本能来生活以外，根本没有统一的文化价值执守，并且对于执守者嗤之以鼻。加塞特说，“他们惟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但对于其原因却一无所知，也没有这个兴趣。……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只限于对于文明成果不容分说的攫取，就好像这是他们的自然权利一样。”［6］

大众总是尽情地放纵自己，感觉不到约束，只要法律不禁止，任何事情都可以做，甚至法律在实践中也不是没有空隙可钻。

其二，大众是失却君子品格或贵族气质的庸俗群体。任何一个具有君子品格或贵族气质的人，内心都有深沉的敬畏感与危机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季氏》) 孟子亦曰：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告子下》) 正是这种对绝对价值的敬畏感与对现实世界的危机意识，展露了一个人不拘流俗的君子品格或贵族气质，这是来自生命自身的存在感受。加塞特说：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对自己的存在采取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并且能够对它承担起完全的责任，他就必然会产生某种危机感，这使他时刻保持警觉。”［7］敬畏感与警觉使得具有君子品格或贵族气质的人悦纳绝对价值，并以此为标的超越当下。但大众却不同，他们不但毫无生活目标，一味随波逐流，而且不能接受外在的权威，自己就是主人，不需要任何指导与教化，也没有感觉到任何改进现实的必要。现代科技所造成的物质丰富与经济繁荣进一步把人从君子拉向了俗众，人文传统一再被摒弃、被磨平，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庸俗的判断力。

其三，大众是机械化或数量化的群体。与传统的宗法社会相较，现代社会表现出一种纯粹的数量精神。宗法社会有“五伦”作为内在维系，虽人口众多，却尚“质”，而非纯粹数量上的机械集合。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网络进一步拓宽伸展，却不是由内在价值的“质”来牵引，而是由科技的纯粹的“物”来牵引，因而丧失了高贵的人性因素，只是纯粹的数量精神。

可以说，大众社会就是一种数量型的社会。随着当代民主意识的加强与科学的发展，这种数量型特征会日益强化。因为市民社会中的民主意识不过是一种数量精神的表现，而自然科学更是数量精神的集中表现。正是民主意识与科技进步促使了大众社会的形成。这种社会是私人性的浪漫主义和公共的功利主义的“大杂烩”，原有的伦理秩序被破坏。

其四，大众是暴民群体。暴力是与人类相始终的行为方式，在传统社会中，暴力行为是在其他一切正常手段都不足以捍卫人类的正当权利时才被使用，是对理性和正义的最高礼赞。加塞特称之为“被激怒的理性”( reason exasperated) 或“终极的理性”( ultima ratio) ，意味着传统社会在诉诸暴力之前服从理性及其规范，暴力只是最后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不过是试图把武力变成最后的手段而已”［8］。但在大众社会中，大众干预公共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其干预的方式是直接行动，这就是一种暴力形式。

传统社会的暴力行为有确定的对象，但大众社会的暴力行为没有确定的对象。所谓确定的对象是指因纷争而产生的仇恨，此时暴力只针对纷争的另一方即仇恨的对象，而与他人无关。但现代社会的暴力却不一定只针对仇恨的对象，社会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仇恨或施暴的对象，因此才有在学校或幼儿园滥杀无辜的事件。可见，暴力成为大众普遍的心理特征，而不是偶尔为之的行为方式，整个社会仿佛是一个火药桶，没有对话、沟通与修缮，人人都在直接行动。

大众总是处在物质主义的娇宠、多彩主义的狂欢、消费主义的沉醉与风景主义的观赏之中，在文化上表现为既开放又闭锁，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文化充满世俗气，缺少高贵品格。

所谓开放，如《大学》之所言：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良知的不容己而开精神境界的向上之机，是立体的，诗的，贵族的。大众的开放却是兴趣的广泛与爱好的多端，是平面的，散文的，世俗的。世人多为大众文化的这种开放性高唱赞歌，以为这打破了传统贵族文化的专制主义，解放了人的感性机能，其包容性有利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人们由此憧憬着多元文化与民主时代的到来。但是，这种憧憬真的能实现吗？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大众社会的同质化精神，如何能产生多元与民主的文化？ 正如有学者指出：

大众文化是否真正实现了文化的多元化？ 在多元外貌背后有没有一元实质？ 大众文化在消解过去的一元文化的霸权地位的同时，是否也构成一种新的文化霸权？ 在消解传统的中心意识形态的同时，自己是否也从边缘极力挤入中心而成为一种新的中心意识形态？ ……这就是当代大众文化的多元与一元的二律悖反： 在多元的外表下隐藏着一元的秘密。大众文化的主体、传媒、生产与消费、产品都要服从市场或商品逻辑。［9］

由大众文化的所谓“开放”，可以看出大众精神的匮乏与内在的无主，由此说明大众精神及其文化的闭锁性。当前我们的社会危机就在于大众的心灵闭塞，不能开精神的向上之机，使整个社会甘于平庸与琐碎。大众总是停留于物质的丰富与文化的多彩中，自认为不需要承担责任与义务，只须享受现成的成果，于是心安理得地不思不想，即加塞特所说的自我闭锁( self-obliteration) 。［10］

以上特征一言以蔽之，大众是消费文明下的快乐奴隶。由此，整个社会的文化呈现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娱乐主义和观光主义，其背后不过是市场主义的量化原则。人类历史的精神传统与文化积累在大众文化面前毁于一旦。

在大众社会中，人类文化彻底科技化、平面化与数量化，处在这种文化中的大众，被社会学家看作一种危险，他们意味着乌合之众( rabble) 、愚民( canaille) 或群氓( the great unwashed) 。这样的民众把自己和整个社会推向火山口。因此，教化作为一种救治之道，不得不在当代社会显现出来。

教化不是一时之举措，而是长期的软性的精神提升，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孔孟早有许多精辟论断。但他们也深知，对一般民众的教化相对困难。故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 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季氏》) 正因为民众安于现状，困而不学，故常难以教化。孔子又曰：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论语・阳货》) 又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 让民众直接行动易，让他们明白道理却难。这是事实的陈述语，不是价值的引导语。民众难以教化是指他们事实上安于现状，心志较难开发，并非原则上的不可教化。只要功夫到，则“天下未有不感而应者，亦未有感而不应者”( 陆陇其之《松阳讲义》卷5) ，最后必能化民成俗，收教化之效能。但收其效能必须正确认知教化，把握教化的实现途径，否则将适得其反。

三、教化的实现途径

( 一) 厘清教化与学术的分际： 学术可以自由，教化必须统一

在讨论教化的实现途径以前，须弄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教化。教化不只是传播思想或学说，而是化民成俗，移风易俗。所谓“风”就是长期形成的社会风气，所谓“俗”就是长期形成的礼节习惯。需要一定的统一性，天下才能和谐，民众才能和睦，不可人人一思想，人人一习惯。故荀子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荀子・乐论》) 由此便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对民众的教化能不能依据各自的爱好与兴趣自由进行？ 答案是否定的。现代社会高扬自由，人们认为法律既然不禁止，则可依据各自的爱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思想与行为，是以教化不能成，乱象环生。从教化的立场来看，这种自由在传统社会是不被许可的。“我们今天视为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古代人看来简直是犯罪与亵渎。”［11］这正是传统社会教化的结果。但是，在自由被视为一种普遍价值的今天，这算不算是一种思想专制呢？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倡导“思想自由，